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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桃花扇》中侯方域的人物形象分析
清朝著名戲劇家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洪昇的《長生殿》向來被人們譽為清初劇壇的“雙璧”�？咨腥�，字聘之，又字季重，號東塘，別號岸堂，自號云亭山人。山東曲阜人，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咨腥巫钪淖髌贰短一ㄉ取肥且院罘接颉⒗钕憔膼矍楣适聻榫�索，寫南王朝興亡的歷史劇。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說：“桃花扇一劇，皆南朝新事，父老猶有存者。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這是一部有意創作的政治歷史劇，而且此劇也比較重視歷史的真實，然而《桃花扇》并非史書，而是通過人物形象和戲劇沖突來反映社會生活的。孔尚任對劇中人物有一個完整的設計，《桃花扇》的愛國主義，主要是通過它所塑造的眾多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來表現的。作品描繪了一系列具有正義感的正派人士形象，如史可法、侯方域、李香君等人，同時也譴責了導致南明亡國的閹黨余孽馬士英、阮大鋮之流。這里，就對作品的男主人公侯方域作一點簡單分析。
總的來說，劇作家基本上勾勒出了一個具有正義感、忠于愛情、正直而又軟弱的明末封建知識分子的形象。
侯方域作為《桃花扇》中的男主人公，雖然較之女主人公李香君，是不夠鮮明和生動的，他無論在政治、品德上都稍嫌遜色。但他有他的肯定之處。首先，他具有正義感，是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和才能。
侯方域雖然性格淳厚，灑脫，是個城府不深的年輕人，但并不能說他很幼稚、毫無見解，他真正辦起事情來的時候，也還有一定主見的。比如說，在“阻奸”一出戲中，鳳陽督撫馬士英和阮大鋮等主張擁戴福王，而侯方域反對這個意見，提出了福王有“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說。又如在“爭位”這出戲中寫侯生對當前局勢的看法比史可法還有先見些，文中這樣描寫：
(見生介)世兄可知今日四鎮齊集，共商大事，不日整師誓旅，雪君父之仇了。(生)如此甚妙!只有一件，高杰鎮守揚、通，兵驕將傲，那黃、劉三鎮，每發不平之恨，今日相見，大費調停，萬一兄弟不和，豈不為敵人之利乎?
此時史可法心中也許還不以為然，然事實果然不出侯生所料，四鎮各不相下，爭起座位來，史可法只好說：“候兄長才，只索憑你籌畫了。”由此可見，侯生還是有一定的見解和政治才能的，在反對權奸的斗爭中堅持了正義的立場。
其次，侯方域在一些地方表現出來的過而能改，從善如流的優點，也是應該肯定的。例如，侯生一開始糊里糊涂地接受了“助奩”，而李香君“卻奩”之后，侯生說：“好!好!好!這等見識，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向末介)老兄休怪，予非不領教，但恐為女子所笑耳。”侯生接受“助奩”確實糊涂了些，但在李香君的正氣面前，他對自己的錯誤也有所意識，接受了李香君的勸說。他說：“這些箱籠，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無益，還求取去罷。”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侯方域作為明末封建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在堅持與閹黨進行斗爭的同時，時常表現出軟弱和動搖。侯方域不是那種具有強烈斗爭精神的人，與陳定生、吳次尾等人相比差得很多，他經不起暴風驟雨的襲擊。在復社文人與阮士鋮的斗爭中，他往往采取一種調和的態度，總以某種善良的愿望來推測阮大鋮這樣的奸佞之徒。比如說在“卻妝”這出戲中，當楊友龍明確告訴他阮大鋮給香君妝奩，不過是交納他的意思，他竟然說出這樣的話：“原來如此，俺看圓海，情辭迫切，亦覺可憐，就便真是魏黨，悔過來歸，亦不可絕之太甚，況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見即為分解。”如不是李香君的勸諫和果斷的“卻妝”舉動，便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失足，又如在“鬧榭”這一出中陳定生、吳次尾對阮大鋮要采取果斷的行動，陳說：“好大膽奴才，這貢院之前，也許他來游耍么?”吳說：“待我走去采掉他胡子。”侯方域則加以勸止：“罷罷，他既回避，我們也不必為已甚之行。”侯方域在這場合跟其他人的態度大不一樣，是攔住他們，固然，公子秀才們意氣用事不一定正確，但憎恨奸人之心是強烈的，也是該有的，而侯生則沒有這一點斗爭性，不過是個“爛好人”而已。而且他這么做，并沒有讓阮大鋮對他寬容，反而適得其反，在阮大鋮東山再起之時便把誣陷之詞首先加在他頭上，并要置他于死地。在第十二出“辭院”開頭，阮胡子是如此無中生有地陷害人的：
(副凈)老公祖不知，他與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書往來，若不早除此人，將來必為內應。(凈)說的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滿城之命乎?(外)這也是莫須有之事，況阮老先生，罷閑之人，國家大事也不可亂講。(別介)請了，正是“邪人無正論，公議總私情。”
而侯方域則沒有壞心意，覺得他怎么會有那樣害人的壞心腸?當楊友龍趕來告訴他“阮圓海對著大眾說你與寧南有舊，常通私書，將為內應。那些當事諸公俱有拿你之意。”這時，他還書生氣十足，說什么：“我與阮圓海素無深仇，為何下這毒手?”以己度人，終吃大虧，雖然這突出表現了侯生的善良淳厚，但也從中看出了他的軟弱性。
侯方域不可能斗爭到底，他在斗爭中受到挫折，處在逆境中時便會消沉下去。例如在“會獄”一出戲中，他被捕入獄后，在獄中的所見所聞，使他心灰意冷，毫無斗志，甚至可以說侯生是一個膽怯的知識分子，而不是一個革命家，至于他要“虛庭一步”，不過是書生的積習難忘，并非在困厄之境仍然好不畏懼，他覺得自己無故落難，獨明月還來相照，不期然而然地產生感激的情懷，才想步月遣愁，然終因書生膽怯，仍然臉帶愁容，感到兇多吉少，只是認為自己系司徒公的孫子，朝中不乏親戚故舊，一定會有人設法營救，還不至于十分駭怕，但當他看到眼前凄慘的景象，便愁上加愁了，正如文中所描寫的：
[忒忒令]碧沉沉月滿天，凄慘慘哭聲一片，墻角新鬼帶血來分辨。我與他死同仇，生同冤，黑獄里半夜作白眼。
“獨立多時，忽然毛發直豎，好怕人也!待俺喚醒陳、吳兩兄，大家閑話”
“毛發直豎，好怕人也!”由此兩語足見侯生的膽子怯得很，一點也沒有個革命志士那樣置生死于度外，在第三十三出中看到主謀擁潞王而拒福王的周鑣、雷寅乍被拖出去處死刑時，他甚至看呆了，這些都表現了侯生的怯懦。
侯生是個軟弱的知識分子，他雖然有正義，有理想，也提出了一些政治見解，但終究只是紙上談兵，他在政治、軍事有關的大事上毫無建樹，可以說完全表現了書生無用。例如在“賺將”一出戲中：
(生搖手介)這是萬萬行不得，昨日教場一罵，爭端已起。自古道“強龍不壓地頭蛇”，他在唇齒肘臂之間，早晚生心，如何防備?(副凈指生介)書生之見，益發可笑!俺高杰威名蓋世，便是黃、劉三鎮，也拜下風，這許定國不過是走狗小將，有何本領?俺倒防備起他來!(生打恭介)是，是，是，元帥既有高見，小生何用多言!就此辭歸，竟在鄉園中打聽元帥喜信罷。(副凈拱介)但憑尊意。(生冷笑拂袖下)。
史可法當初原為高杰有勇無謀，怕他有失，才派侯生去監軍，責任匪輕，侯生如此重擔在肩，何能輕卸?萬一出了差錯，既對不起付托大事于他的史可法，更對不起國家民族。而事實上呢，他居然不力爭扭轉莽將軍的輕舉妄動，反而耍公子脾氣，沉不住氣地輕松說句“小生何用多言”就一走了之。隨便扔紗帽是侯門公子的脾性，可他現在是一個負重任的監軍，這已大不該，何況接著又是賭氣還鄉不管這事了。臨走只是冷笑拂袖，活脫一個空疏而無實用的公子哥兒。
綜上所述，侯方域只是個軟弱的知識分子，空有理想，而實際上一無建樹，但也不能說侯方域就是一個花花公子，他在感情上是認真的，他對香君的感情是真實的。可以說侯生是忠于愛情的。雖然他起初愛戀香君，也只是對香君“妙齡絕色”的傾倒，直到“卻奩”之后，才把她引為“志同道合”的“畏友”。這是由侯生的家庭出生、階級特性決定的。他是司徒公的公字，自命清高，雖然不滿那些整日“鶯顛燕狂”的貴家公子，但自己也忘不了“尋花問柳”來“消遣春愁”。比如說第一出中有一段介紹人物和前景：
(生)既是這等，且到秦淮水榭，一訪佳麗，倒也有趣。
“生”侯方域最關心的是訪佳麗，以致后來侯方域中“美人計”才戀上李香君的。
侯方域作為貴族公子愛上一個秦淮歌妓，而不是把她當作玩物，相反尊重她的品格情操，并始終如一地鐘情于她，對于這一點，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在“卻奩”這出戲中，李香君視阮大鋮的禮物如敝屣的行動，使侯方域對她刮目相看，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對她的敬重之情，說道：“好、好、好!這等見識，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侯方域這種態度，突破了封建道德的規范，表現出尊重婦女的平等思想。
作品還十分細膩地刻畫了侯方域離別李香君后，對她的真誠思念，他的思念是那樣單純天真，因而令人覺得他可愛，比如在黃河渡口上，他與李貞麗、蘇昆生偶遇，聽到李貞麗說香君“碰死在地”時，他便禁不住大哭起來，叫道：“我的香君，你怎的碰死了?”又聽李貞麗說香君并沒有死時，他就破涕為笑，連聲叫好。當他從蘇昆生手中接過李香君捎給他的桃花扇時，他有禁不住邊看邊哭，喃喃地說：“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報你也。”孔尚任的生花妙筆，確乎把這位多情公子的微妙心理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再如，經過戰亂烽火，侯方域重返南京，急匆匆來到秦淮河沿的媚香樓去尋找香君時，他無法遏制的內心喜悅，是富有感染力的，他在院門之外，“只見黃鶯亂囀，人蹤悄悄，芳草芊芊，”他推想“應有嬌羞人面，映著他桃花紅妍”，他“躡蹤兒回廊一遍，直步到小樓前”，自言自語道：“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喚她，慢慢地上了妝樓，悄立帳邊，等她自己醒來，轉睛一看，認得出是小生，不知如何驚喜哩。”然而，他的希望立即化為泡影，使他在喜悅的云霧中跌落下來，面對人去鏤空的冷酷現實，他又禁不住雙淚長流。這一出戲對侯方域的心理和精神狀態的真切描繪，表現了侯方域忠于愛情的高貴品格。
總的來說，侯方域并不可愛，但也不可憎，至少有讓香君愛戀他的地方。侯生的不可愛，也是受他當時所處的社會階級、家庭影響的，而他的可愛之處，在他那樣的階級中來說，是可貴的，所以說，侯生是一個好人。
那么，作者孔尚任為何把侯生作為作品的主人公呢?
就《桃花扇》的情節來說，這部傳奇是以侯李因緣為經，以亡明痛史為緯，也就是通過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離合悲歡故事表現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即封建地主階級和勞苦人民的矛盾，當時的民族矛盾則是漢族人民和外族侵略者之間的矛盾。而《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寫作本傳奇時是抱著怎樣的思想認識呢?我們注意一下“本末”中的第二條：
予未仕時，每擬作此傳奇，恐聞見未廣，有乖信史，寤歌之余，僅畫其輪廓，實未飾其藻采也。然獨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傳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長安，與僚輩飲燕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興已闌矣。少司農田綸霞先生來京，每見必握手索覽，予不得已，乃挑燈填詞，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書成，蓋已卯之六月也。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尚任的思想認識隨著他的生活體驗的不同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所以《桃花扇》才三易稿而書成。未仕時，他未經世故，孤陋寡聞，而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他熱中于做官，還寫了《出山異數記》，可以說是一心為清王朝服務。自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這一段時期，他從事治河工程，開始有一番閱歷和社會關系，他所看到的社會現實毀滅了他的不正確的幻想，對現實開始不滿，也因此對《桃花扇》作了修改，完成了這部巨作。
在這部作品中，作者要反映社會現實，表現當時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作者選擇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愛情故事作為依托，當然侯方域作為作品的主人公有其必然性。
首先，從作者的階級立場出發，作品要表現思想主題，不可能以農民作為主人公�？咨腥坞m然在治河時期看到了一些社會現實，對朝廷統治有所不滿，但他畢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是封建地主階級的一分子，他對窮苦人民也許有所同情，但是對于人民起義軍，孔尚任不可能作正面宣揚，事實上，由于思想局限性，孔尚任對人民起義軍甚至帶著一點仇恨和惡感
其次，面對當時的政治局勢，作者不能赤裸裸地以史可法等抗清志士作為作品主人公。作者創作《桃花扇》，其主題思想并不是感慨侯方域、李香君地戀愛波折，而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知道朱明王朝之所以滅亡地前因后果，因而懲創人心，這關系于一姓皇朝的覆滅，又是一個民族的大悲劇。作者要褒貶一大群人，其反映的社會面極其廣闊，所涉及的史實，極其龐雜。而明皇朝的覆滅，不免和清朝入侵相聯系在一起，可以說作者面前的政治藩籬是具體而現實的。作者當時處在異族統治之下，那是個漢人最難說話的時代，不容許他明目張膽地表白民族思想。所以《桃花扇》不可能從外表一看便顯露出民族意識，雖然它的實質是一部亡明痛史，民族悲劇，但卻只能以侯方域、李香君的因緣戀愛作為表現形式。
綜上所述，以侯方域作為《桃花扇》的主人公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情理的，侯方域的出身符合作者的階級立場，同時，在侯方域身上體現出來的民主進步意識，也是作者需要的，侯方域的生活經歷和當時的社會現實交織在一起，也是能夠表現作者的思想主題的。
參考文獻：
《五大名劇論》 董每戡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戲曲名著》鐘林斌 著 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79)
《元明清戲曲探索》徐扶明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桃花扇》孔尚任著中國古典戲曲經典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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