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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述評
論文關鍵詞: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 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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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貝馬斯，直面傳統理性的分裂和飲失，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交往異化展開了深入的批判，認為應在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的視城內以及在交往范式的墓拙上，重建理性以拯救理性，從而建立以重建交往理性、實現人際關系和諧為目的的交往行為理論。重新審視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及其本質意義，對于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具有借鑒作用。
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是當代歐美哲學和社會理論領域中最富有原創性、體系性的思想家之一。尤其是他在20世紀80年代建構起來的交往行為理論，普遍被認定為能代表哈貝馬斯個人學術成就的標志。他的交往行為理論，在對交往異化的批判、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及其途徑探索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嘗試。
一、“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交往異化
哈貝馬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上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應該稱之為“晚期資本主義”時期;與古典資本主義時代相比，國家干預活動日益頻繁，科學技術的作用越來越大，并取得了合法的統治地位，成為理解一切問題的關鍵�；诖�，哈貝馬斯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的論題。第一，在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中起作用的是“工具理性”，理性成了征服自然、控制社會、操縱個人的工具，并集中體現在被他稱作“經驗一分析科學”即自然科學和“歷史一解釋科學”即社會科學中。在他看來，現代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維持社會系統正常運轉的重要工具，成為一種決定社會系統發展的自主性力量。因此，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今天具有雙重職能，不僅是生產力，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第二，在科學技術理性時代，由于國家政權對生產和交換領域的干預，一般是以改進公共生活的組織的純技術手段出現的，并傾向于同科學和工藝相結合，于是科學的理念逐漸取代了以往政治、藝術、哲學、宗教的統治地位，成為社會的主要參照系。在這個意義上，哈貝馬斯斷言，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過時，技術政治思維日益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形式，即“技術統治的意識”。這種技術統治的意識具有解釋統治合法化與維護現行制度的功能，盡管它是通過作為非政治力量的科學技術潛移默化地發生作用的。
在哈貝馬斯看來，人的行為分為兩個范疇:一是“工具行為”，二是“交往行為”。所謂工具行為，是通常所說的勞動，按照技術規則進行的，而技術規則又是以經驗知識為基礎的。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一目的”性的，涉及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所謂交往關系，是指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隨著科學技術成了第一生產力，生產力高度發展，工具行為越來越合理化了，人的勞動越來越符合科學技術的要求，人變成了勞動的工具，人像機器人那樣機械地行動著，人失去了本質的存在，被異化了。技術本身成了對人的統治，技術的合理性轉變成了對人的統治的合理性。與此同時，交往行為卻越來越不合理化了。人們把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方式搬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來，由此引起行為主體之間的不理解、不信任，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加劇。
二、趨向合理化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當代西方社會沖突的主要根源不在社會再生產領域和分配不公，而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結構借助功利性的手段對人們生活世界之價值的侵人，以及精英的專家文化與大眾文化、日常實踐之間的疏離，使得人與人之間不再相互信任，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所以，首先要重建交往理性，達到交往行為的合理化。
1.重新定義“交往行為”。哈貝馬斯在早期把交往行為看作以評議為媒介、以理解為目的的行為。交往行為的目的是達到理解，而達到理解是一個在相互認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礎上導致認同的過程。進而，他把人的行為分為四類:一是旨在實現一種目的的行為，也就是有目的地、因果地介人客觀世界的行為，稱為工具性行為;二是社會集團成員根據共同價值和規范調節的行為，稱為規范調節的行為;三是行為者在一個觀眾或社會面前表現自己主觀性的行為，稱為戲劇式行為;四是一種行為者個人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互動，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為，稱為交往行為。
2.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有三個有效性要求:真實性、真誠性和正確性。理論理性表達真實性，實踐理性表達真誠性，審美理性表達正確性。在交往行為中，這三個同樣原初的有效性要求體現了一致關聯，哈貝馬斯將其稱之為合理性。所以，所謂交往行為合理化是一種通過語言實現的、具有主體間性的、符合一定社會規范的、在對話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間達成協調一致與相互理解的理性化的行為。這樣理解的交往行為合理化，克服了韋伯合理化概念單純的認識向度以及單純的目的的工具合理性指向之局限，將本來只具有狹隘的獲得真理與實現特定目的的成功手段之意義的概念，擴大為一個容真、善、美于一體的普適概念;它把理性放在人際間廣泛的和相互交往的生動關系網絡中考察，使理性凸現為交往關系的總和。相比于其他三種行為，交往行為在本質上更具合理性的要求，因為它符合把各種不同經驗導向合理的協調和發展。
3.理想的言談環境。實現交往行為的合理化，哈貝馬斯提出了一個關于人類生活狀況之改變的話語、言談途徑，讓所有處于同一環境的人自由地通過商談、對話得出一致的結論，也就是說，通過對話形成共識是問題的關鍵。因此，交往行為實際上是語言行為，交往行為理論必須對語言的語用層次進行分析和重建。他一反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對語言哲學的一味批判態度，而致力于社會批判理論的“語言哲學范式轉向”，建立“普遍語用學”，提出人們在交往中，不僅具有語言能力，還具有建立相互主體交往關系的能力。由此，他設計“理想的言談環境”的場景，把人們引向一種對社會現象與傳統或意識形態保持警惕的批判意識，從而與那種順從奴化心理相區別，為直接參與及推動社會發展奠定一種堅實的實踐理性基礎。
三、建立共同的社會規范
哈貝馬斯認為，承認、重視并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是實現交往行為合理化的基本前提和條件。從一定意義上說，交往行為理論最終企及的就是使交往行為受共同的社會道德規范的指導，促使交往行為的實踐合理化，使社會呈現出符合道德合理性的前景。
人們普遍接受并樂意遵循的共同的社會規范是怎樣形成的呢?一條是“經驗的路線”，它通過刺激和威嚇動員實現道德律令的普遍化;一條是“理性的路線”，它通過論證的意見一致所動員的信任使得道德律令普遍化。顯然，只有后者才能使人們通過相互理解、平等對話形成一種公正的、合理的意志，并在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交往參與者作為有責任能力的行為者，對自己的交往行為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態度，論證一種對自己的交往行為有著指導意義的“先驗性”前提，遵行這一規范，使得自己的交往行為合理化。也就是說，讓一切與社會規范的建立有關的人參與對規范的商談、對話與討論之中，而商談與討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共同尋找真理，對所爭論的社會規范尋求一致性的意見。交往者通過商談和討論，不僅對自己和他人的行為動機、所提出的行為要求進行批判性審議，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對行為規范的合理性與有效性進行反復的論證。通過商談、對話，在交往參與者之間建立起普遍同意的道德律令、社會規范，參與者就有義務將自己的行為納人這種社會規范之下，并通過接受規范指導行為而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是以建立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為核心的理論。盡管其實現途徑包含太多的理想成分，但他主張人們以真誠的“對話”來解決社會矛盾、社會爭端和沖突，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讓人們在“相互理解”基礎上“達成共識，取得一致”，這無論是對于人們處理個人關系、家庭關系、群體關系，還是國與國關系等，都有著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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