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史學視域下國際長安學的產生和構建論文
一、問題提出與“問題史學”內涵
國際長安學是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學術問題。從古老方面而言，作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漢隋唐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長安具有極其深沉厚重的歷史底蘊和悠遠而發達的人文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地位;同時，伴隨著“絲綢之路”等對外交往途徑的不斷開通，長安又作為中國歷史上強盛時期的代表性符號，聲名遠播四方，產生了悠久而深遠的國際影響。言其為嶄新，意在表達這樣一個現實的發展觀念:即國際長安學所面臨的是如何建設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如何發揮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引領作用這樣一個重要而現實的國際化發展課題。顯然，國際長安學是在現代西安國際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產生的史學研究課題，是從當代的社會現實出發對歷史做出的回顧與反思，它突出體現了回顧過去和關懷現代的歷史雙重屬性。因此，從國際長安學這一視域出發探究長安歷史的古今，必然會產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從而充分發揮國際長安學研究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國際長安學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由教育部和陜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陜西師范大學重點建設的協同創新中心—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無疑在這一進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為一個具有歷史感和時代感的研究課題，國際長安學必然蘊涵著極為豐富多彩的歷史內容，呼喚著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對其進行探究。首當其沖的問題是，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研究領域，
二、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根源和史學邏輯
國際長安學這一嶄新的學術概念蘊涵了豐富而深刻的歷史觀念，是長安源遠流長、輝煌燦爛的歷史與現代嶄新而發達的史學新觀念交相輝映的重要學術成果。因此，探討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深厚歷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歷史觀念，對于我們加深對國際長安學本身的理解，并順利開展國際長安學的歷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歷史基礎,古長安獨特而豐富的歷史發展內容奠定了國際長安學研究的堅實基礎。古長安曾長期是中國歷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譽，特別是其作為中國古代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漢、隋、唐的首都，對中外歷史都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有一個突出特征和結果，即首都長安城或長安地區一直是這些重要王朝對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為這些王朝的代稱而流存于中外史冊，從而使得長安又具有極其突出的國際性，并對以后長安的歷史發展也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
(二)國際長安學產生的現實契機,國際長安學不僅是一個隨著學術深入發展而產生的重要問題，而且是基于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而產生的一個具有深沉歷史感的現實問題。這一問題的現實性是基于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因而這一課題不僅具有確定的歷史核心內容，而且還具有突出的現實意義。
其一，現代西安的國際化發展目標是基于古長安國際化的歷史遺產、傳統和發展趨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長安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一直是現代西安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古長安的歷史命運與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也大體相似，有強盛也有衰落時期，但其發展的歷史線索并沒有斷絕，有著明顯而真實的文化傳承脈絡，它一直保存著古城的風貌和神韻，形成了極為豐富的物質及精神文化遺產�，F在西安仍大量保存著古代長安的各種歷史遺跡，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譽，這些既是長安人的一種歷史記憶，也是與中國有歷史交往國家的一種深刻的集體記憶。這種記憶己成為現代中國與這些國家進行政治、文化和經濟交往的一個重要的精神紐帶。從世界文明史的發展進程來看，文化斷層是人類文化發展進程中屢見不鮮的現象。所謂斷層就是與其自身豐富的文化歷史傳統絕緣，重新開始文化或文明的創造，如兩河的蘇美爾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臘的愛琴文明等。但長安的文化特征及其傳統極其頑強地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繼承和發揚，成為古今暢通的精神文化橋梁，這是我們進行國際長安學這一問題史學研究的最重要的歷史基礎。 其二，國際長安學受當代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和整體發展的戰略現實需求的驅動而產生的古典學術課題。借改革開放的東風，西安在東聯西通、重振古城雄風方面大放異彩，取得了突出的區位J險優勢。
其三，進行國際長安學研究是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建設戰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古城西安煥發青春提供了契機。在失去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長安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版圖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國際化的古長安為藍本，有機地整合己經分化為不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特別是將古長安地域的西安、咸陽兩個重要城市有機地統一起來，在恢復長安國際化大都市系統化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國際化大都市的條件、途徑。
(三)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邏輯,國際化視野和中西史學觀念相互交融所產生的“問題意識”是國際長安學產生的歷史邏輯。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在此視野下對中國史學觀念的不斷反思，促進了中國史學觀念。
三、以“問題史學”為依據，構建并不斷豐富國際長安學的理論體系
國際長安學是扎根在古長安豐富而厚重的歷史土壤的基礎上，是由“古”及“今”不斷發展的歷史運動的結果，它有著漢唐時代中國走向世界的這一大背景，更有著以漢唐為代表的早期中國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國際意義的輝煌成就。同時也要看到，國際長安學雖扎根于厚重的歷史土壤中，但仍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它明顯地受現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的強力推動，具有突出的現代史學的“問題”特色。因此，對國際長安學而言，其自身的理論和方法論建設仍將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它是保障國際長安學得以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故在此對這一問題再進行申論。
四、結語
總之，從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觀念出發來探討國際長安學這一重要的學術研究問題，就會發現，國際長安學的內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觀的長安歷史之中，它在包含極其豐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學內容的同時，又要表現出濃郁而昂揚的歷史氣息和具有時代感的問題意識。 毫無疑問，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不僅是國際長安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對國際長安學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認為，建構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準則應該是:以現代史學的理論為依據，從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現實問題出發，以周秦漢唐為核心的長安國際化歷史為根基，面向未來，這是國際長安學所應堅持的基本的史學認識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及其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將這種聯系同正在進行的西咸一體化和“大長安”的構想和建設結合起來，將兩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以真正使理論與歷史進程二者之間形成深度融通，使國際長安學的理論真正同古今長安國際化的歷史進程辯證地結合起來，以發揮國際長安學這一古典學的現實功效。換言之，只有將理論與歷史有機統一起來前提下，在充分發揮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和實踐雙重功效的基礎上，以積極推進西咸一體化和大長安的整體改革開放、面向世界的宏大發展進程為發展目標，國際長安學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學術意義，并產生深厚而廣泛的社會歷史意義。
對國際長安學這一古老又嶄新的重要學術研究領域的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也是一個需要不斷深入的過程。正如德羅伊森對于歷史理論和方法所持的基本觀點，即“歷史知識理論不是歷史知識的百科全書，不是歷史哲學(或神學)，也不是歷史現象的物理學解釋，更不是歷史寫作的修辭學。歷史知識理論的任務在于提出檢討歷史思想及方法的準則。年鑒學派作為西方史學的重要學術流派，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史學本身所固有的烙印，即在表現其史學優點的同時，也表現了弱點。對于問題史學而言，在強調現實問題對史學研究的引領作用和理論對史學研究的指導作用時，都有矯枉過正之嫌。那么，如何去正確探討國際長安學的理論與方法呢? 對此問題的回答是，我們要從中國優秀的史學觀念出發，汲取其合理的成分，拋棄其不合理的成分，用去粗取精，取精用弘的科學態度豐富我們的史學研究和觀念的發展。在此，馬克J恩主義的史學觀對于我們沿著正確的史學道路去探討國際長安學的理論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啟示。朱本源先生對流行于19世紀末到20世紀末歐洲的三個主要歷史編纂學的“范型”及其方法論的學科模式—實證主義方法論、馬克J恩主義方法論、年鑒派的方法論進行了深刻總結，發現三者在表現相異的同時，還表現了明顯的趨同特性。對此發展趨勢，朱本源先生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我們“應當以馬克思主義史學范式為真正的前提，綜合這三個學科模式，提出并試建一個比較全面的方法論 m }s只有在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才可以對西方一個多世紀以來存在并盛行的三個歷史方法論模式進行取長補短和集思廣益的綜合。[I] A9朱本源先生的這一結論其實也是我們對年鑒學派“問題史學”所應持的科學態度，同時也是構建國際長安學理論和方法所應秉持的指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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