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班固《漢書》的古字現象及其認識價值論文
《漢書》多存古字似乎已是人們的一種共識。人們在提及《漢書》古字時往往以顏師古《漢書》注釋中所標注的古字作為基本的范疇。然而，顏師古生活于唐代，與班固創作《漢書》的時代相距數百年，其《漢書》注中所標出的古字是否為《漢書》創作時代的古字？這個問題的解決是認識和探究班固《漢書》古字現象的必經途徑，也是文章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一、《漢書》古字的研究及其存在問題
《漢書》自其問世時，就被人們稱之難讀，《后漢書·列女傳》稱：“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于閣下，從（班）昭受讀”（第 10 冊卷八十四 P2785），《漢書》在當時就不能被人們所通習，其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漢書》多存古字。
東漢時人對于《漢書》中的古字已經難以認讀，而隨著時代和文字的發展，后人對《漢書》的解讀無疑更為困難。因此，要研究《漢書》，首先就得解決音義的問題，正如袁法周所分析：“這一時期（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音義研究是《漢書》研究的主流，代表了這一時期《漢書》研究的主要成就。音義研究的出現與興盛，一方面是受漢末以降經學研究相對式微、史學研究走向獨立與發展之學術大勢的影響，另一方面是由于《漢書》好用古字、行文簡奧的特點，使得許多學者在以注經方式研治《漢書》時獲得了較大的學術發揮空間”，《漢書》多存古字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了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以音義研究作為《漢書》研究的主流，如《隋書·經籍志》所記載的《漢書》研究書目中，以“音”或“音義”命名的著作就有 7部：《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撰；《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
在對《漢書》音義的研究過程中，《漢書》古字觀念逐漸形成，據顏師古《漢書》注引，三國時韋昭、晉時晉灼就對《漢書》古字進行了注釋。而正式確立《漢書》古字概念并集大成的學者則是顏師古，他在其《漢書敘例》中就明確指出《漢書》舊文多有古字，并在《漢書》注釋中以“某，古某字”的形式指出 129 個古字的運用，這也奠定了后世對《漢書》古字研究的基礎，如明人凌稚隆就在顏師古研究的基礎上，在其《漢書評林》中列出《漢書》古字 158 字。
二、《漢書》古字存在的形式及其原因探析
對照顏師古《漢書》注釋和許慎《說文解字》，顏注中所列 126 對“某，古某字”形式的古今字中，有 32 對字在許書中同樣存在著關聯。
對于以上 32 對顏注所稱的古今字，《說文解字》依據它們的對應關系分為兩種類型，各為 16對：一種是正字與異體字的關系，用“或”字或者“俗”字加以表明；一種是古字與今字的關系，用“古文”、“籀文”等詞語予以分辨。值得注意的是，在 16 對正字和異體字中，除了“悐 / 惕”、“紭 / 纮”“詠 / 詠”3 對外，其它 13 對中的正字和顏注中的古字是相對應的，只是顏注稱其為古字，而《說文解字》列之為正字；而 16 對古字與今字中，除了“睹 / 覩”、“ / 貌”、“沬 /颒”3 對外，其它 13 對中的古字和顏注中的古字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說文解字》和顏注中不能對應的6對文字的出現，這不排除有后世傳抄而出現錯誤的可能，但它并不能影響對《漢書》用字特點的總結，即在文字選擇時，《漢書》注重正字和古字的選用，對于這一點，班固說得非常清楚：“凡《漢書》……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然而，這種特點在顏師古那里統稱為“《漢書》舊文多有古字”。因此，嚴格說來，《漢書》的古字應該指的僅是《說文解字》中論及的這類古今字關系中的古字，而非正字和異體字關系中的正字，因為對于東漢時人來說，正字是朝廷所推廣的文字，因此，《漢書》對正字的選用就不能成為“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的可能原因之一。
對于《漢書》多用古字的原因，前人在論及時，往往把《漢書》用字中的正字和古字混為一談，而以《漢書·敘傳》中的“正文字，惟學林”加以證明。如王先謙就引蘇輿的言論：“班書多存古字，以視學者，故曰‘正文字’”。確實，“正文字，惟學林”是《漢書》用字的一種主觀意圖，但這卻是就正字而言，即通過采用正字而非當時出現的其它異體字，來達到規范用字的目的，同時也矯正當時人們用字混亂的風氣。而且，《漢書》作為“國史”，它對正字的采用也是符合官方所提倡的用字行為的，如《藝文志》就載有漢興之時的官方正字法行為：“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范曄《后漢書·安帝紀》則記載東漢安帝在永初四年二月，“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三、《漢書》古字現象研究的意義
班固《漢書》多存古字，是與作者的個人文化修養、用字習慣以及創作條件等緊密相關的，并非有意而為。作為“國史”身份的《漢書》，班固在創作時不可能有意地采用時人都不能看懂的古字，或者說，上呈給朝廷的文稿卻不能被帝王所識別�！稘h書》多存古字現象恰是文字發展變化過程的一種真實再現，文字在發展過程中，有其變化和遺存過程，而人們對文字的認識和使用，同樣也有著變化。班固創作《漢書》，主要選用的仍是當時變化了的通行文字，但仍存在不少古字，而這種古字的存在并不影響部分人們對它的認識，如有著較高文化修養的東漢明帝、章帝，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即算在不長的時間內，人們對該古字的認識相較于前人，又有著變化，如班固去世后，其妹班昭整理《漢書》文稿時，就有著當時人多不通識的現象�！稘h書》多 存古字現象得以被人們重視并影響至今，這是與《漢書》本身價值有關的，一是因它“國史”的地位得到朝廷的推崇，二是班固個人杰出的史學和文學才干成就了《漢書》本身的優秀，三是《漢書》的內容和思想適應了人們的生活和心理需求。
然而，班固有機會查閱更接近《史記》原稿（包含副本）的本子，甚或就是原稿。雖然一般認為司馬遷《史記》是由楊惲傳播的，但不排除朝廷保存有《史記》原稿的可能。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他把《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又據《三國志·魏書·王肅傳》所載的王肅答魏明帝語：“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則《史記》的原稿除了留存于楊惲家外，也極有可能曾上呈朝廷而得以收藏。再看班固的有利條件：一方面他既是校書郎，職責就是典校秘書，又是受皇帝的旨意而寫《漢書》，能夠博覽朝廷的藏書，就有可能看到朝廷所藏《史記》；另一方面，他還有家藏《史記》副本可供借鑒。據《漢書·敘傳》記載，成帝時，班固的伯祖父班斿就曾得到成帝賜予包括《史記》在內的朝廷秘書的副本：“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太將軍白不許�！�
這樣，盡管《史記》在流傳過程中因人們的改易而多俗字，然而班固卻有條件看到留存在朝廷的《史記》原稿或副本。因此，對于漢武帝太初以前和《史記》相同的史實，《史記》就是《漢書》創作最直接的材料，這一點對照兩書就可以看出。而《漢書》在擇取《史記》資料時，完全有可能照抄《史記》文字，包括《史記》本身所具有的古字。這一點可從雖非古今字的“毋”、“無”二字管窺一二：對于楚漢戰爭時沛公左司馬的名字，《史記》記為“曹無傷”，《漢書》則為“曹毋傷”，人的名字是一定的， 對于人名，按常理來說，不管是司馬遷還是班固，在創作中把人名寫錯，可能性是很小的，最大的可能有：一種是班固所見《史記》版本本身就是“毋”字，只是《史記》在流傳中形成錯訛；一種是班固所見的《史記》版本中，已經改“毋”為“無”，班固在《漢書》創作時根據其它史料加以更正，這也更加證明“曹無傷”應為“曹毋傷”，但不管如何，并不能依據《史記》中“無”字而認證《史記》原文就是如此。其實，如果《漢書》古字不經顏師古等人有意存留，也許后人所見到的《漢書》也并非多古字，而和《史記》一樣多俗字了。正因為后人所見到的多俗字的《史記》并非是司馬遷所作的《史記》原文，而是經后人改易的版本，那么以已非原稿的《史記》文字作為實例，對《史記》、《漢書》文字進行對比研究，得出“《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的結論是不嚴謹也不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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