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謙抑主義不應阻卻風險刑法理論確立
導語：刑法的超前保護或稱刑法的早期介入，可以嚴密刑事法網，在法益受到侵害之前，實施超前保護。當然，風險刑法理論不可能盡善盡美，我們應當在堅持刑法的謙抑原則不動搖的基礎上與時俱進，汲取風險刑法的合理內核，并且將風險刑法嚴格控制在一定的調整范圍。這需要理論上的創新發展，更需要扎實有效的法律實踐。
摘要：
刑法如何面對現代社會風險，已成為當今的一個熱門話題。把謙抑主義的根本內涵融入到對危險犯的規制中去，把握處罰危險犯的正當性，使刑法的改革和進步更有力地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風險刑法成為傳統刑法與時俱進的重要補充，而作為風險刑法的主要立法模式，抽象危險犯已成為刑法處罰的對象，成為應對風險社會的重要手段。但是，還必須對風險刑法的適用進行嚴格的規制。為此，需要對風險控制和謙抑原則在法律價值上協調，引入“反證”制度限制抽象危險犯的擴張，以及強調處罰危險犯必須具備其緊迫性的特質‘，堅持不得已而為之的主旨等三個方面對風險刑法的運用做出規制。
關鍵詞：謙抑主義;風險刑法;危險犯;抽象危險犯
刑法是一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基本法，它負有維護社會秩序、保障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使命，因此刑事立法在立法活動中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在我國刑事立法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理論：一部分學者認為刑法應當堅持謙抑主義。所謂謙抑主義，是“指刑法的發動不應以所有的違法行為為對象，刑罰限于不得不必要的場合才適用的原則。”或者“是指刑法應依據一定的規則控制處罰范圍與處罰程度，即凡是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種違法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將其規定為犯罪;凡是適用較輕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種犯罪行為、足以保護合法權益時，就不要規制較重的制裁方法�！痹搶W說認為謙抑原則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采用謙抑原則有利于構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諧因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但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風險也在不斷加劇，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規范，為維護社會穩定，應具有一定的預防性，能夠提前控制風險。在此基礎上出現了刑法上另外一種理論，持這種理論的學者主張在刑事立法上注重防范風險，制定與風險社會相適應的風險刑法。該學說以風險社會為理論基礎，認為相比其他的部門法，刑法因其具有廣泛性、嚴厲性、強制性，而在管理社會風險方面存在著無可取代的優勢，但是在風險社會中，刑法要發揮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就必須從控制和預防的角度在實際危害發生前及時進行規制。因此，風險刑法將成為應對風險社會出現的一系列社會矛盾的首要法寶。
在持“刑法謙抑主義不能動搖論”的學者看來，風險刑法理論會導致法益概念的日漸抽象化、模糊化，有悖于法益理論創設之初之宗旨。而推崇“風險刑法理論”的學者認為，我國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并且社會風險日益加大，謙抑主義不再適合我國國情，風險刑法才是應對我國國情的必要選擇。以上兩種觀點，是目前我國刑法立法政策學說中存在的主要爭論，在我國刑法修正案中隨著以抽象危險犯出現為標志的風險刑法的出現，使傳統的刑法謙抑主義面臨巨大挑戰。要堅持刑法謙抑主義不動搖，還是讓風險刑法大行其道，這是當今刑法界爭論較多的問題。筆者認為，在社會風險造成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風險刑法理論有其存在的價值，刑事立法謙抑主義在適當范圍內應為風險刑法理論讓路。
一、謙抑主義在我國刑事立法中的體現及其局限
一般認為，刑法謙抑在我國學者的著作中出現，最早是在甘雨沛和何鵬兩位教授于1984年在其出版的《外國刑法學》中。近年來，我國學者對刑法謙抑性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已故刑法學泰斗馬克昌教授生前曾指出，我國刑法也應以謙抑性為原則。
雖然謙抑一詞在我國法學領域出現較晚，但翻閱古代的經典著作可以發現其中也不乏關于謙抑內涵的表述。如《尚書·舜典》中稱：%睢刑之恤哉�！薄靶�，憂也�！贝笠馐鞘褂眯谭ㄒ拇鎽n慮，是我國古代“慎刑”的法律思想的體現。又如《尚書·大禹謨》中稱“：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這句話反映了我國古代“疑罪從輕”，“寧可錯放、不可錯殺”的法律思想。上述我國古代經典中表明謙抑性雖然與當代刑法謙抑主義的要求有所區別，如當代刑法要求“疑罪從無”而非“疑罪從輕”，但不可否認的是刑事運用中的謙抑精神是我國古代法律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它包含了“謹慎”、“抑制”等謙抑主義的核心概念，是刑法謙抑主義在我國發展的基礎和來源。
(一)刑法謙抑性在我國刑法中的體現
建國以來，我國刑法的改革體現了謙抑主義原則，主要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1)刑事立法非犯罪化方面，可不入罪的，不在刑法中規定為犯罪;可不規定重刑的，不規定重法定刑。例如，1997年新刑法，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廢除了類推制度，使非犯罪化在制度上有所保障;擴大了公民的正當防衛權，實現了特殊防衛行為的非犯罪化;取消1979年刑法中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犯罪行為，如偽造、倒賣計劃供應票證罪，將其非犯罪化;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個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規定審判的時候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2)刑事立法非刑罰化方面，謙抑主義的體現在刑罰的種類設置上。我國立法對刑罰設置了附加刑，附加刑可以附加于主刑適用，也可以獨立適用于較為輕微的犯罪，體現了非刑罰化;刑法典有諸多制度保障實現非刑罰化，如緩刑、假釋、減刑等制度和免除處罰的情節，有助于實現非刑罰化;我國刑法修正案(八)中還設置了社區矯正制度，都在立法中體現了謙抑主義。
(二)謙抑主義應對社會風險的局限性
謙抑原則的要求導致刑法具有滯后性和補充性。首先，從傳統刑法發揮作用的方式上看，謙抑原則要求刑法不能輕易介入社會生活，只有在已經發生犯罪行為的情況下才通過刑罰予以制裁，因此具有滯后性。其次，從傳統刑法的適用環境上看，謙抑原則要求將刑罰作為防止犯罪的最后手段;刑法規制只應控制在維持社會秩序所必須的最小限度之內;即便行為人實施了犯罪，但如果不是為了保護法益而迫不得已的話，就應該基于寬容精神，盡量不動用刑罰。因此，刑法具有補充性。從上述傳統刑法的滯后性和補充性來看，謙抑原則的意義在于較少的干涉公民的社會活動，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自由不受侵犯。但面對日益加大的社會風險，傳統刑法的滯后性和補充性，會造成國家對風險的失控，不利于保障國民的安全。傳統刑法以調整實際受到侵害的社會關系為主，是一種相對滯后的反應機制。大多數的犯罪成立是以法益受到損害，造成嚴重危害結果作為發動刑罰權的根據。然而，倘若現代社會的新型風險得不到有效控制，一旦轉為實際損害，會造成不可挽回的災難性后果。此時，刑法即使介入也無法彌補既已造成的損失。風險社會中的新型風險不容易被人們所發覺，即使能夠被人們發覺，對風險的認知也存在相當的困難。若堅持傳統刑法以物質化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法益的侵害作為刑法介入的基準，那么許多風險犯罪將會因為其危害性不被感知或不能馬上被覺察而逃過法律的制裁，導致“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嚴重后果。
因此，謙抑主義曾經一度為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水平的不斷發展，我們進入到前所未有的危險社會當中�，F代社會的風險無處不在，如恐怖主義襲擊在全球蔓延;環境污染發生或將付出高額治理成本，甚至污染不可逆轉;公共醫療，食品衛生頻頻發生慘案;惡犬傷人事件屢屢在媒體曝光。就拿惡犬傷人事件來說，先不說被狗咬死咬傷者的數量之多令人瞠目結舌，僅每年我國因被狗咬傷而患狂犬病致死的竟有2700人之多，在全球位居第二位。據媒體報道，僅2013年6月，全國就報告有6起惡犬傷人致殘致死的案例。惡犬傷人之后，按照我國的現行法律，養犬人在民事上承擔侵權責任，在刑事上會視情節定為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過失致人死亡罪或是過失致人重傷罪。法律規定了事后的處罰，但是由于沒有事前嚴格的法律規制，導致了惡犬傷人事件的頻發。惡犬傷人主要是由于我國對于養犬僅僅依靠各個省市的《養犬管理條例》，而類似《養犬管理條例》又缺乏可操作性，加之有關部門并沒有有效地進行監督執行。以北京、天津、上海為例，三大直轄市對居民養犬均有《養犬管理規定》，但是違法成本低，這就給違規養犬者以可乘之機。犬類，尤其是巨型犬，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一旦養犬人管理不善，將造成慘痛的悲劇，給我們帶來的傷害不亞于危險駕駛行為。因此，在刑法中規制違規養犬行為，似有一定的必要性。這就是現代社會的風險。在現實生活當中，當一些超個人利益的法益有可能受到侵害時，我們便需要法律給予提前保護，防止法益受到侵害。這個風險只依靠謙抑性原則無法規避，必須動用風險刑法進行規制才不至于讓惡狗傷人一類的慘劇一再發生。單純依靠刑法的謙抑性，不能在風險發生之前起到事先保護的作用。因此，我國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需要有與之相匹配的刑事政策，更需要能夠應對、規避社會風險發生的刑事法律規范對原有刑法進行修正。
二、風險刑法的產生及其優越性
德國學者烏爾里希·貝克在他的著作《風險社會》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一訶。風險社會理論著眼于人類進步的負面性，它的核心理念是，風險取代物質匱乏，成為后工業時代的中心議題。申言之，“風險社會”系指在后工業化時代，人類借助日益發達的科學技術，在努力改善生活質量的同時，卻由于高科技手段所帶來的種種風險，置自身于一種不安全的環境之中，而人類的認知與實踐能力卻無法掌控的狀態。在早期農業社會，主要是由于一些自然災害，如地震，海嘯，干旱，洪水等，影響農業生產，從而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也是當時風險的主要來源;工業社會以來，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應對自然風險，并能夠預測和預防自然風險，這個時候，風險社會已不再是自然災害的風險，人成為一個制造風險的主體，其在生產生活活動中所產生的風險成為今天的主要風險類型，即現代意義上的風險。
(一)風險刑法的應運而生
現代社會的風險受人為因素的影響，產生于人的決策與活動，且不可避免。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新型風險不斷涌現，并有復雜化趨勢，依靠個人或一般團體的力量來處理風險是非常困難的。國家作為政權主體，擁有普通個人或群體所不具備的政治、經濟、法律資源，無論從其職責層面還是能力層面而言，都應當成為管理社會風險的最重要角色。法律作為社會管理的最后一道屏障，勢必要參與到對風險社會的管理中。如刑法修正案(八)將危險駕駛罪入罪，這一罪名正是基于對風險社會管理的理念，在立法層面進行預防，將危險行為作為刑法處罰的依據，而不是等危害結果出現才進行處罰。危險駕駛罪處罰的是危險犯中的抽象危險犯，抽象危險犯是以抽象危險的存在作為定罪和處罰的依據的，而抽象的危險是一種法律的擬制狀態，只要行為人進行了符合法律規定的危險行為，該危險狀態就視為發生。因此，處罰抽象危險犯是刑罰處罰的早期化標志之一，它是對風險社會中風險控制的體現，實現了刑法的提前保護。
當代社會的風險性質使得刑法承擔了預防、懲治嚴重危險行為的功能和任務，風險成為塑造刑法理論、制定刑法規范的重要社會力量。因此，提前處置危險犯便成了刑事立法的必然選擇。風險刑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危險犯作為懲罰對象。立法者依據經驗常識作出的一種擬制的危險狀態，法庭審理中不需要法官在定罪時對危險程度進行判斷，即只要該種行為符合法定的構成要件，法益是否侵害在所不問，一律視為危險狀態已經發生。危險犯分為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劃分的標準是犯罪行為對客體是否造成了事實上的直接危險，且該種危險是由刑法條文直接以“足以造成……危害的”的方式明文規定的。在對具體危險犯進行定罪處罰時，法官需要對該危險行為造成危害的蓋然性程度進行判斷。在以危險駕駛罪為例的抽象危險犯構成要件之中，既沒有損害結果的要求，也不必對造成危害的蓋然性進行判斷。
(二)風險刑法管理風險社會的優勢
當發生某些危害公共安全、公共衛生、自然環境等法益的行為時，為了不使法益受到難以恢復的破壞，用風險刑法對法益進行提前保護，而現有的風險刑法條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些社會問題的頻頻出現就是由于沒有能夠調整這一社會矛盾的法律出臺，來協調這一社會關系，才導致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我們可以看到，《刑法》第133條正是應用風險刑法理論提前保護了法益。風險刑法在我國還有很多用武之地，比如環境、公共安全、公共衛生。還拿養犬問題來說，養犬問題應作為我國進入風險社會應該首要處理的一個社會矛盾，這一社會矛盾在我國建國后一直沒有得到重視，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主要原因是，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周邊大批農民住進了小洋樓，但是一直沿襲著以往的生活方式，可是現在的居住環境與農村已經大不相同，沒有了獨自的庭院，住進了樓房公寓，到公共場合遛狗已成為每日之必須，養犬涉及的已不再是一家一戶的私事，而是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養狗一定需要法律進行規制。要在刑法當中規定違規飼養寵物罪，并將此罪作為抽象危險犯，一旦出現狗對大眾的危險行為，如遛狗不拴狗鏈、違反規定飼養巨型犬、遺棄寵物犬、不給犬只接種疫苗，無論有沒有產生具體法律后果，可不分析狗主人的主觀心理態度而直接定罪，這樣才能避免惡犬傷人的危險發生。如此看似違背了謙抑性原則，似乎過于嚴苛，有悖人權理論，但是，這是我國社會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在我們下大力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如果每年還有這么多人因為狂犬病或是被狗咬傷后的其他并發癥死亡或是直接被狗咬死，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也無法得到有效地保護。
風險刑法能夠彌補傳統刑法所無法調整的法益類型，改變傳統刑法處罰滯后性的弊端，但是風險刑法這匹駿馬如果脫離謙抑主義的韁繩，也必將成為脫韁的野馬，與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漸行漸遠，甚至背道而馳。在這種新型危險出現、民眾對于安全保障需求日益提升的背景下，立法者在制定旨在維護安全的法律法規時也必須避免犯下——盡管是出于最善良的目的——導致對法治國的損害更甚于從維護安全中所獲益之處的錯誤。因此，如何在堅持刑法謙抑主義的同時又能借鑒風險刑法理論以推進刑法改革，是目前我國刑事立法中值得探討的問題。
三、抽象危險犯將成為風險刑法立法趨勢
風險刑法是風險社會的必然要求，它出于防控風險的政策考慮，要求對具有一定發生幾率的危險狀況防患于未然。風險刑法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技術上做出轉變，在刑法典中設立有關危險犯的規定。危險犯不以造成實際損害為構成要件，而是只要對法益構成了一定程度的危險狀態即可成立。將危險犯納入刑法的調控范圍符合風險刑法對社會風險的事前控制的內在要求，也是未來風險刑法不斷完善的一大趨勢。危險犯一詞的范疇較大，包括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那么，風險刑法將何種危險犯視為犯罪更加適宜?筆者認為，應用抽象危險犯的定罪模式，提早適用刑罰將成為今后的立法模式。原因如下：抽象危險犯更加有利于對法益的保護，抽象危險犯的成立只要求行為人實施了符合法定構成要件的行為，就視為造成了危險狀態，就應當接受刑罰的制裁。這種立法模式能夠進一步發揮刑法的風險防控作用，對高風險行為盡早進行干預和處罰，有利于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全。因此，抽象危險犯比具體危險犯更符合風險刑法的要求。
但是，前文所述，對于抽象危險犯并不以造成實際損害或者發生具體的危險狀況為構成要件，而是一旦做出刑法規定的行為即“視為發生危險”，“視為”一詞表明該行為的危險性采取的是法律擬制，一旦該種擬制與實際情況不匹配.并有證據證明行為實際上不存在任何風險，根據抽象危險犯的構成要件.認定該行為既已構成犯罪，這顯然是不合理的。目前把抽象危險犯納入立法的國家，在刑法解釋論上還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抽象危險犯如果成為不可反駁的法律規定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成立抽象危險犯不以產生危害結果或者具體危險為必要，所以抽象危險犯的犯罪構成要件歸責結構在立法上容易被簡單化處理。因為沒有危害結果出現.所以更不用考查因果關系，極大地縮減了犯罪構成要件的證明成本，容易導致刑法處罰范圍的擴大化。對此有的學者認為，抽象危險犯雖然節省司法認定成本，但卻是一種不合理的犯罪構成。犯罪構成要件證明難度的降低與司法認定成本縮減折射出頻繁設置抽象危險犯的刑法所具有的工具性與象征性的發展傾向，導致抽象危險犯具有被進一步稀釋的危險;惡性循環之下，抽象危險犯容易成為特定利益群體或者特定社會階層利用經濟地位、信息持有量、科學技術能力等優勢影響立法動向從而設定特定規范價值觀念的工具。因此，如果要使用刑法懲罰抽象危險犯的高危行為，必須是合理的克制濫用抽象危險犯，故有必要制定相關立法，防止抽象危險犯的濫用。
四、堅持謙抑主義并借鑒風險刑法理論推進刑法改革
第一，風險控制和謙抑原則在法律價值上的沖突與協調。風險刑法通過對危險犯的控制，將刑罰提前到危害結果發生之前，擴大了刑法的處罰范圍，通過抑制危險行為來防范風險。風險刑法具備刑罰的嚴厲性，通過限制和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實現刑法的功能，從社會風險控制角度來看，應當突破以實害犯為刑法規范對象的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擴大調整的對象。風險刑法懲罰犯罪不以對法益造成現實侵害為條件，以行為人實施了危險行為這一單一要件，對于該罪的司法證明與認定標準較低。而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也稱必要性原則，要求將刑法作為維護社會秩序、保護法益不受侵害的最后手段，謙抑原則要求以必要性為前提，刑法作為其他法律的補充，在可能的最小范圍內適用。提前保護的風險刑法與作為最后手段的謙抑原則在法律價值選擇中發生了沖突，但是這個沖突并不是不可調和的。謙抑原則的適用應該與國情相適應，這一點眾多學者已達成共識，而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的物質水平快速提高，科技產品的不斷更新換代，使我國進入了風險社會。這就是我國的國情，因此，謙抑原則在我國要和我國國情相結合，就是謙抑原則和風險社會控制相結合。要使風險控制和謙抑原則相協調，在適用風險刑法的基礎上，規制風險刑法的適用。
第二，引入“反證”制度限制抽象危險犯的擴張。在傳統的刑事審判中，除了個別特殊類型的犯罪，證明責任一律由提起公訴的一方承擔，且公訴方提出的證據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程度，這種證明責任的分配與以實害犯為主要犯罪類型的刑事審判相適應。即使是對于具體危險犯，公訴方也需要對行為人的行為使法益所面臨的危險程度進行證明，而只有證明其危險程度確實達到高度的蓋然性可能，具體危險犯才成立。抽象危險犯是擬制的危險狀態，只要存在法律規定的危險行為就推定危險狀態存在而不需證明，且抽象危險犯不以危害結果存在為要件，而不需對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證明。因此，對于抽象危險犯的證明，公訴方只需證明危險的行為存在，其他一概不屬于證明對象，極大的降低了證明成本，容易導致刑罰權濫用。為了限制刑法的處罰范圍，可以重新分配證明責任，引入“反證”制度，允許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未造成危險進行舉證，即允許對抽象危險的法律推定進行反駁。在證明程度上，行為人的反證只需達到優勢證明標準即可。“反證”的適用也可以作為區別抽象危險犯與行為犯的依據，在刑法上，行為犯屬于不可反駁的法律推定;抽象危險犯屬于可以反駁的法律推定，這與抽象危險犯以危險狀態作為刑罰依據的理論是一致的。
第三，處罰危險犯應當是不得已的，同時也就具備了緊迫性。危險犯包括具體危險犯和抽象危險犯，在當今社會中，都存在著必要的可罰性。這就為危險犯在立法上提出了必要性的要求。傳統刑法所強調的是實害犯，即有結果的侵害犯，也就是說，對社會公共法益有侵害的結果。社會發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社會風險，對那些超越社會允許的危險行為，刑法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靶谭ㄖ械奈ｋU，是指行為本身所具有的是刑法上的法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或者行為所導致的刑法上的法益遭受損害的可能狀態�！爆F代社會科技的高速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方便、舒適和愉悅。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新的風險。而這種風險對于個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已經到了刑法必須規制的程度。“與此相對應，在德國，犯罪性質正在經歷轉變，危險犯處于刑法關注的中心地位，首先表現在那些具體危險犯身上�！毙谭ㄅc法益保護的聯系，并不要求只有在法益受到侵害的時候才能產生刑事可罰性，只要+在具體危險犯罪(例如，德國《刑法》第315條規定的危害道路交通)中，符合刑事可罰性條件的行為構成本身具有對法益的危險就足夠了。與此同時，在抽象的危險行為(例如，德國《刑法》第316條酒后駕駛)中，在行為構成中完全沒有提到所要保護的法益，而是僅僅提到了制定該條刑法條文的動機。危險駕駛罪被規定于我國《刑法修正案(八)》，是我國以傳統刑法為原則的基礎上輔以風險刑法為補充的范例。危險駕駛罪作為抽象危險犯，不要求造成法定的后果即構成犯罪。醉駕由于侵害了社會公共法益，極大地威脅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會安全，成為刑法不得不規制的一種行為。在我國危險駕駛造成的社會危害和人員傷亡已成為嚴峻的事實。法律實踐也令人信服地表明危險駕駛罪的入罪化處理對于根治醉駕起到了極大的威懾作用，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益。處罰危險犯應當具備立法的緊迫性和不得以而為之的主旨。
綜上所述，現代社會由于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即新型危險地出現，比如計算機犯罪、污染環境犯罪、食品藥品犯罪，違規飼養寵物犯罪等等不一而足。人類對于諸如此類的風險所帶來的極度不安全感，必然產生強烈的安全保障訴求，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有責任通過立法來保障公民此類安全訴求，這就勢必要求刑法的“超前保護”。我國刑法中對“醉駕”的定罪，即是其適例。刑法超前保護，是在法益在尚未受到實害之前，也就是說在危險行為對法益產生威脅時，就可以判定刑事責任的發生。這樣的立法模式，對我國刑法的完善必然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然而，事物無不包含兩面性。風險刑法相對傳統刑法的謙抑主義雖然具有積極的補充作用，但也有其在立法的正當性方面的局限性。德國著名學者齊白在談到“以預防為導向的刑法”的合理性時強調“前提是任何刑法性的干涉都必須顧及刑法的基本要件及其根本保障”。他同時認為“安全保障的思想在刑法中也是被允許的。但是倘若刑法純粹以預防為導向，這種思想就會有模糊刑法之界限性的危險�！币虼�，刑法的超前保護或稱刑法的早期介入，可以嚴密刑事法網，在法益受到侵害之前，實施超前保護。當然，風險刑法理論不可能盡善盡美，我們應當在堅持刑法的謙抑原則不動搖的基礎上與時俱進，汲取風險刑法的合理內核，并且將風險刑法嚴格控制在一定的調整范圍。這需要理論上的創新發展，更需要扎實有效的法律實踐。
刑法謙抑主義
刑法謙抑主義是縮減刑法的適用，將刑罰作為調整社會關系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的一種刑法原則。西方現代刑法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在：
�。�1）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輕刑化。即縮小刑法上的犯罪范圍，將一些社會危害性較輕的犯罪行為，通過刑法修改不再作為犯罪處理。刑罰日趨緩合，表現.為廢除死刑，擴大罰金刑，減少短期自由刑的適用，擴大開放性刑罰方法的種類與范圍。
�。�2）刑事審判上，根據有利于被告的原則，可以進行類推解釋與適用，對于可判罪可不判罪的不作為犯罪處理，對于可重判可輕判的予以從輕判處刑罰。
（3）行刑上，擴大緩刑、假釋的適用，較廣泛地使用開放性刑罰方法，并且對監獄進行人道主義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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