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時期社會工作發展趨勢分析

新常態時期社會工作發展趨勢分析

　　當前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人民訴求的新特點的時代背景,分析新常態時期社會工作發展面臨的巨大需求和挑戰,并借鑒發達國家、中國港臺地區的經驗,就新常態時期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主要任務進行探討。下面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新常態時期社會工作發展趨勢分析，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一、新時期社會工作發展的背景

　　目前,“十二五”還剩下不到一年時間,到2020年“十三五”結束,還剩下不到五年時間。這段時間是我國實現“兩個一百年”重大戰略目標的第一個“一百年”的關鍵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期。這一時期面臨全面深化改革、著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創新社會治理、構建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體制等諸多歷史重任,對社會工作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全面深化改革進入快速推進階段

　　全面深化改革是當前以及今后我國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其目標在于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要完成以上目標,“十三五”時期必將加速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加速推進為社會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解除之前阻礙社會工作職業化和專業化發展的各種制度障礙;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加速推進還將為社會工作的發展建立各類制度支持。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最后沖刺階段

　　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統計監測,雖然從總體上看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取得顯著成效,但離“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且存在著嚴重的不均衡問題。在區域實現程度方面,東部地區的大部分省份在“十一五”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綜合實現程度就已超過90%,例如,北京、廣東、江蘇、浙江在2010年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綜合實現程度分別為93.5%、92.2%、91.3%和91%。[3](P13、143、79、86)但許多中西部地區的省份到“十二五”末連基本進入小康社會都存在困難,例如,貴州省預計到2016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實現程度才能達到80%。[4]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內部指標方面,經濟發展、文化教育與資源環境三大指標的實現程度低于平均實現水平。在全國范圍內重點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不均衡問題,在協調、均衡資源配置、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社會工作能夠發揮獨特的作用。

　　(三)適度普惠型福利體制進入實質構建階段

　　通過“十二五”期間幾年來的建設,我國適度普惠型福利體制建設已取得明顯進展。適度普惠型兒童福利制度建設已于2013年開始試點建設,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已于2014年4月開始并軌。預計到“十二五”末將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殘疾人社會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基本框架,基本實現婦女全面參與生育、醫療、養老、失業、工傷等五大保險,建立若干適度普惠的全國試驗區等。但適度普惠型福利體制總體上還未建立,福利制度的“碎片化”現象還很嚴重,社會福利的水平仍較低,對人民群眾發展權的保護仍很欠缺。社會工作是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適度普惠型福利體制的建設必將大大增進對社會工作的需求。

　　二、社會工作發展的需求分析

　　(一)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對社會工作產生巨大需求

　　1.社會快速老齡化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2013年我國老年人口數量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社會總撫養比從2012年的44.62%上升到2013年的45.94%。與此同時,老年人口內部變動將進一步加劇人口老齡化的嚴峻性:一是高齡老年人口繼續增長,從2012年的0.22億上升到2013年的0.23億,年增長100萬人的態勢將持續到2025年;二是失能老年人口繼續增加,從2012年的3600萬人增長到2013年的3750萬人;三是慢性病老年人持續增多,2012年為0.99億,2013年突破1億大關,城鄉老年人自報患有慢性病的比例為64.0%,其中城市為72.3%,農村為57.5%;四是空巢老人規模繼續上升,2012年為0.99億,2013年突破1億人大關;五是無子女老年人和失獨老人開始增多,2012年我國至少有100萬失獨家庭,且每年以約7.6萬個的數量持續增加。[5](P3)具有“未富先老”特征的老齡社會的來臨,不僅需要國家加強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同時需要大力發展老齡產業和組織,滿足不同層次老年人的不同需求。這種龐大的人口規模和巨大的社會需求都需要社會工作的積極參與。

　　2.人口流動加速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201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69億人,其中外出的農民工1.66億人。[6]當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和以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組成的“三留”弱勢人群規模不斷擴大,隨著傳統家庭社會功能的不斷弱化,他們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將不斷遞增,將會形成一個龐大的消費市場。2013年,全國婦聯發布的《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城鄉流動兒童狀況研究報告》顯示,[7]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達到6102.55萬人,占農村兒童的37.7%,占全國兒童的21.88%,與2005年全國1%抽樣調查估算數據相比,五年間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增加約242萬。[8]近年來,突發事件、安全事故和人身侵害構成了農村留守兒童的三大威脅。[9]此外,研究顯示,留守兒童還面臨著學業和心理等方面的問題,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留守兒童健康發展的嚴重問題。流動兒童方面,全國流動兒童規模達3581萬人,數量大幅度增長。據推算,在2005年基礎上增加了41.37%,且有增長的趨勢。在這些流動兒童中戶口性質為農業戶口的流動兒童占80.35%,據此全國有農村流動兒童達2877萬人。[9]留守老人方面,2012年我國農村留守老人約有5000萬人。[5](P3)留守婦女所面臨的各種心理問題以及由分居兩地導致的家庭問題也是目前我們必須面對的社會壓力,同樣需要社會工作者的積極介入,承擔起服務重任。

　　3.貧富差距拉大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農村低保對象2931.1萬戶、5388.0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5萬人,增長了0.8%。農村五保方面,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農村五保供養人口537.2萬人。此外,我國貧困和低收入老年人數量仍然較多,2012年全國約有2300萬人。當前的貧困問題更多的演變為機會貧困和能力貧困以及心理貧困。在對貧困的治理中,社會工作可發揮其整合鏈接資源、恢復個人社會功能、增強個人自信、幫助個人實現自我的特殊功能。因此,未來的反貧困政策必然需要社工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的積極參與,發揮其反貧減貧的特殊功效。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對社會工作產生巨大需求

　　1.新型城鎮化推進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2014年工作報告提出今后一個時期新型城鎮化建設,要著重解決好現有“三個1億人”問題,即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這一戰略目標的提出對社會服務的發展提出了廣泛需求。目前,新型城鎮化發展面臨的最大障礙是體制機制問題,包括土地的使用、戶籍制度的轉換、社會管理模式的轉型、公共服務的升級和生態環境保護等,上述一系列基本社會問題的解決都對未來社會服務的轉型升級提出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新型城鎮化要求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其中一項便是中小城市社會工作服務的跟進。根據《中小城市綠皮書2010年》的數據顯示,我國中小城市的數量為2160個,人口在100萬-300萬的大城市有110個,人口在300萬以上的城市有20個。要使中小城市與大城市均衡發展,其社會工作的發展狀況應不低于大城市的發展。為此,中小城市需要建立起比大城市更加多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專業服務機構和服務平臺。

　　2.社會治理創新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系,要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這一要求更加注重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注重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走出了政府維穩觀念下的管理主義思維,倡導社會組織參與治理、更加關注社會矛盾的預防和化解�！�2012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12年底,全國共有社會組織49.9萬家,比2011年增長8.1%。其中社會團體27.1萬家,比上年增長6.3%;基金會3029家,比上年增加415家,增長15.9%;民辦非企業單位22.5萬家,比上年增長10.1%。不言而喻,未來時期將是我國社會服務組織發展的黃金期,它將吸引大量的專業社會工作者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進一步推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在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社區治理是重要的一環。我國目前有2853個縣級行政區劃單位,12812個鄉,20117個鎮,7566個街道,有8.7個萬城市社區,69萬個農村社區①。按照一個社區配備一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標準,社區共需要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近78萬人。按照一個鄉鎮(街道)需要一個社工服務站的標準,共需要45000個左右的社工服務站。在香港,2011年有民辦社工服務機構3800家,[11]平均每萬人5.5家。按照這一比例,我國在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需要大力發展民辦社工服務機構,需要約近79萬家民辦社工服務機構。這樣就需近80萬名社會工作機構管理人才,按照1∶100的標準配置督導,那就需要近8000名社工督導。

　　3.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針對目前我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在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具有明顯的非均衡特征來說的。[12]要減輕目前區域、城鄉、人群之間在教育、衛生、文化、就業再就業服務、社會保障、生態環境、公共基礎設施、社會治安等方面服務資源的不均衡,必須加大公共服務資源的投入,同時需要引入民間社會服務組織的積極參與。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現實需求與社會工作的發展尚不能滿足這種服務需要之間的巨大張力,因而必會引致社會工作等服務組織的大發展。

　　(三)人民訴求的新特點對社會工作產生巨大需求

　　1.風險社會來臨,社會公共安全要求強化,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當前我國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相錯,各種社會問題不斷增多,社會風險呈現出多元化、多樣性和不穩定的狀態,我國整體上進入了一個高風險社會的發展時期。[13]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1950～2010年重大自然災害分布圖”,顯示我國長期以來遭受臺風、干旱、地震的嚴重侵襲,發生在中國的巨大自然災害約占全球的30%,是世界上因災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14](P6)我國以占全球7%的國土面積承受著全球33%的大陸地震,地震災害造成的死亡人口占全球55%以上。[14](P7)我國有136個城市位于7度及以上地震烈度區,70%的大城市、半數以上的人口、75%以上的GDP分布的沿海區域,普遍遭受海洋、洪水、地震氣象等自然災害的侵襲。除自然災害外,我國的人為災害也在逐年增加,2011年,我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達62387人。[15]2013年,全國各類生產安全事故死亡人數接近7萬人。2014年以來,我國發生了多起典型暴力事件,昆明火車站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烏魯木齊火車南站暴恐事件、廣州火車站砍人事件等一系列的案件表明我國的公共安全受到嚴重挑戰。各種社會風險集中呈現、交織相錯的社會形勢給社會工作的發展提出了新的機遇和空間,對社會工作的發展形成了廣泛的需求。

　　2.快速社會轉型導致人民群眾精神壓力加劇,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當前我國精神健康領域的社會問題也變得日益嚴峻,主要分布在青年人、農民工及其家庭和老年人群體,并呈現出蔓延擴散趨勢。[16]調查顯示,我國各類精神障礙患者已有約1億余人,[17]有將近3000萬抑郁癥患者;我國17歲以下的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萬人受到各種心理和行為問題困擾,其比率呈逐年上升趨勢。同時,我國每年有25萬人自殺,有150萬人因家人朋友自殺而產生長期嚴重的心理問題;[18]農民工方面,由于長期分居,導致夫妻雙方情感淡漠,家庭關系破裂,農民工情感壓抑等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同時,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代表的流動人口逐步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他們進城打工的訴求發生變化,融入城市的愿望更加迫切,雙向流動將被進城定居逐步取代。[19](P81)這一龐大新生代流動群體的精神和心理層面的問題也應受到關注。老人方面,統計表明,我國85%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27%的老年人有明顯焦慮、憂郁的心理障礙。[16]另外,2013年我國約有1600萬名重性精神病患者,同時在北京、廣西、山東、四川等地發生多起精神病人傷人事件。[20]如此嚴重的精神健康問題,提示我們未來社會工作的發展方向應向精神健康領域延伸、傾斜。

　　3.調解轉型期人民群眾多元化的利益訴求要求加快社會工作發展。近年來各種群體性的事件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多。調查數據顯示,因征地引發的農村群體性的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的事件的65%以上。[21](P90)近年來,環境污染糾紛日益增多,如各地為抵制項目落地而進行的群眾游行活動,包括“什邡事件”、“啟東事件”等。一部分上訪群體在利益訴求不能得到有效表達和解決的情況下甚至出現過激行為。如發生在《中國青年報》報社門前的7位江蘇農民因拆遷補償得不到有效解決而服用農藥事件。[22]這類典型利益訴求不能得到有效表達而采取極端行為的事件近年來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民眾為表達利益訴求而引發的各種群體性的事件將不斷增多。隨著社會多元治理的倡導,以社工為主體的社會服務組織在將來的民眾利益訴求表達中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三、社會工作發展面臨的挑戰

　　(一)社工人才數量、質量遠未達到要求

　　自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做出“建設宏大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重大戰略部署后,我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不斷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以及多部門的共同重視促進了社工專業人才總量持續增長,截至2013年底持證社工總量達12.38萬人。[23]但總體而言,我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進度遲緩,社會工作人才的數量與質量遠未達到要求。在數量方面,根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2015年,我國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總量達到50萬,其中,中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達到5萬人,高級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達到1萬人。與此相比,目前社會工作人才的缺口仍比較大,尤其是高級專業人才的缺口更大,社會工作督導人才、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和行業管理人才、社會工作機構管理人才還比較匱乏。截至2014年3月,我國才開始實施社會工作領軍人才選拔計劃,培養高級專業人才。在質量方面,一方面,持證社會工作者的比例過低,截至2013年底,我國持證社工占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比例為34.3%。此外,受制于實務訓練不足的原因,目前通過學歷教育培養出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偏重理論,實務經驗缺乏,而通過短期的對實際崗位的工作人員進行培訓由于欠缺系統性和長久性,其專業能力的提升緩慢,無法順利實現從“實際社會工作者”向“專業社會工作者”的轉化,以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

　　(二)社會工作體制機制尚不完善

　　“十二五”時期,我國社會工作制度化建設有了長足進展,頒布了《關于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的意見》(2011年)、《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中長期規劃(2011～2020)》(2012年)、《邊疆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革命老區人才支持計劃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專項實施方案》(2012年)、《關于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指導意見》(2012年)、《民政部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發展的意見》(2014年)等多項重要政策文件,進一步捋順了社會工作的體制與機制。但由于專業社會工作制度建設起步晚,社會工作的體制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在社會工作的領導體制方面,多部門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還未建立起來,社會工作行業管理機構建設還未完全鋪開。一些省市(如廣東省、北京市)雖然建立了社工委,統籌負責社會工作的發展,但在許多地區社會工作的發展仍停留在民政領域。在社會工作的人才管理方面,管理方式仍很陳舊,相關的法制建設還不健全,至今仍未有專業性的社會工作人才管理政策,社會工作人才使用機制也有待進一步制度化,專業社會工作的人才流動配置機制也未暢通。在社會工作服務機制方面,社會工作的服務平臺比較匱乏,社會工作服務社會治理的機制建設還處于探索中,社會工作崗位開發的政策措施與標準體系還未統一,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與志愿者聯動服務機制也處于探索階段。

　　(三)社會工作服務效能有待增強

　　“十二五”以來,我國專業社會工作人才數量有了很大增加,實務領域專業社會工作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醫務社會工作、企業社會工作、司法社會工作、民族社會工作等都有了長足發展,但社會工作的效能還有待進一步增強。一方面,社會工作在解決社會矛盾、滿足社會成員需求方面所發揮的作用還不明顯。在很多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的領域(如拆遷、信訪)社會工作的介入還不深入,還未形成有效化解社會矛盾、降低社會風險的機制。在已開展社會工作服務比較多的社會福利、社會事務、慈善救助、優撫安置、社區工作等領域,社會工作服務解決社會成員實際問題的能力還不足,效果不明顯。在創新社會治理方面,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發展還比較緩慢,開展社會工作服務的能力也有待進一步提高,還未能起到有效彌補“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作用。此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助人方式,社會工作在保護弱勢群體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改善社會結構等方面的效果還未充分顯現。

　　(四)社會工作發展環境有待優化

　　與國外相比,我國專業社會工作者還沒有較好的職業聲望、社會地位和福利待遇。在深圳,社工的流失率接近20%。此外,社會工作界也缺乏公關意識,不會自覺主動地塑造社會工作形象。各類媒體對社會工作的宣傳、報道相對較少,專業社會工作只被部分群體所認知。社會工作的知識普及以及服務普及的程度低,整個社會還未形成理解、尊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良好社會氛圍。對政府而言,不少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還缺乏對發展社會工作的重視。各地陸續開展了一些針對黨政領導干部的社會工作專題研究班、培訓班,但許多地方基層政府的黨政領導和工作人員對社會工作的認識仍很膚淺,對社會工作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的關系等方面的認識仍不到位,往往把社會工作等同于社區工作,或者是針對社會事務的工作,不能正確區分社會工作與傳統社會服務的差別。

　　(五)社會服務資源的整合有待加強

　　在社會工作發達的國家,社會工作大都被納入整個福利體制中,是社會的整體福利之一。社會工作者往往是公共福利資源的主要分配者,社會工作服務與其他福利服務一道被用于解決社會問題,滿足弱勢群體需求。目前,我國社會工作與福利制度的整合還不強,社會工作服務與其他公共服務的銜接也缺乏相應制度規定。例如,“十二五”時期,我國在社區矯正、減災救災、禁毒、艾滋病、農民工等領域都投入了大量的服務資源,但社會工作與這些服務資源的整合性和銜接性不高。在艾滋病防治方面,2013年,中央財政投入經費近25億元,但社會工作對艾滋病防治的整體介入少。在減災救災領域,還未建立起社會工作服務與應急救助的統籌整合機制。即使是在傳統的民政行業,社會工作服務與其他福利資源的整合性也不強,社會工作者往往單獨開展工作。

　　(六)社會工作發展不平衡問題比較突出

　　社會工作發展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地區、城鄉等方面。地區方面,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的試點地區以及東部發達地區(如廣東、上海、北京等)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與職業化發展明顯好于其他地區。以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為例,截至2012年,廣東、江蘇、浙江、北京、上海、山東六省市的社會工作師和助理社會工作師占全國的61.9%。[24](P182)“十二五”以來,試點地區的社會工作繼續得到良好發展,在社會工作的制度化建設、政府購買服務、政社互動方面涌現出了很多有益的地方經驗,如上海經驗、深圳經驗、廣東經驗和太倉經驗等。但很多地區至今還未開展社會工作服務。領域方面,民政領域的社會工作發展在速度、深度與廣度等方面均好于其他部門,教育、勞動保障、人口計生、衛生、信訪、婦聯工會等領域的社會工作發展相對較慢。

　　四、社會工作發展的任務展望

　　基于社會快速轉型對社會工作產生的巨大需求,針對社會工作進一步發展面臨的挑戰,根據中央及省市相關權威文件,結合發達國家、港臺及內地發達地區經驗,我們認為,新時期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主要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快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培養

　　充分利用既有資源,大規模開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和培訓,擴大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規模,完善社工人才結構。依托現有開設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院校和培訓機構,通過開展短期培訓、在線教育等方式,對城鄉基層黨組織、群團組織、居(村)民自治組織、社區服務組織、公益服務類事業單位、公益類社會組織、基層社會服務部門的從業人員進行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的知識培訓。對在行政、黨團和事業單位從事社會工作管理和服務的人員,限期通過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考試。將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納入主專業技術崗位,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工作高級人才和督導人才培養和認定體系,改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的梯隊結構。推動高等院校與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合作,培養社會服務機構管理人才。

　　(二)推進社會工作專業崗位建設

　　在具有社會服務職能的行政部門、群團組織、公益服務類事業單位和城鄉社區中,明確一批社會工作專業崗位,該類崗位招聘人員時,應主要面向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和取得社會工作職業水平證書的專業人員。將社會工作崗位的設置比例作為評估公益服務類社會組織的重要指標和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的重要條件。抓好重點單位和重點領域的社會工作崗位開發,大力推動基層社區兒童社會福利專員的建設,推動基層防災減災社會工作服務隊伍和志愿者隊伍建設,建立縣(區)社會工作服務的應急響應機制。出臺學校、醫院社會工作崗位設置的具體辦法,鼓勵醫院、學校、精神病院開展社會工作服務。大力開展社區社會工作,實現社工服務對所有人群的全覆蓋。

　　(三)健全社會工作人才薪酬保障體系

　　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薪酬機制。在公務員崗位及參照公務員管理崗位從事社會工作的社會工作人才,獲得相應職級的公務員薪酬。事業單位的社會工作從業人員,執行所聘崗位績效待遇。各省市探索建立發布統一的社會工作者薪酬指導標準,保證在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和社會公益組織的社會工作者的平均薪酬待遇不低于當地平均工資。對社會工作人才進行細化分類,完善社會工作者的職級體系,明確相應的資格條件與晉升程序,暢通社會工作從業人員的職業晉升渠道。將高級社會工作人才納入國務院特殊津貼范圍。完善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資金發放機制,保證社會工作者按時獲取勞動報酬。

　　(四)加快民辦社會工作機構發展

　　實施民辦社工服務機構孵化工程,培育一批在全國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工作服務分支機構,鼓勵東部社會工作發達地區具有實力的民辦社工服務機構去中西部地區開辦社工服務機構,鼓勵城市民辦社工服務機構去農村地區開辦社會工作分支機構,實現每個縣(區)都有若干所民辦專業社會工作服務機構;鼓勵各地市對老年人、未成年人、農民工、精神健康和應急社會工作領域的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進行重點培育,開展上述領域的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示范建設。增進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的活力與效能,建立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與志愿服務者的聯動機制,實現每個民辦社工服務機構都能動員一批志愿者。鼓勵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積極參與當地的創新社會治理體系建設,完成社會工作服務機構標準化體系建設。

　　(五)推進社會工作服務基礎設施和平臺建設

　　大力推動社會工作服務平臺建設,建成覆蓋城鄉的社會工作服務網絡,基本實現街道(鄉鎮)社會工作服務組織全覆蓋。依托社區資源積極拓展社區社會工作服務,重點開展針對老年人、未成年人和農民工群體的社會工作服務以及應急、精神健康社會工作服務;分類制定社會工作服務平臺建設的標準,設置合理的社會工作人才比例,建立社會工作機構等級評估體系;積極推動社會工作服務平臺與其他基層公共服務平臺的整合,推廣社區綜合服務中心建設,提高社會工作服務的服務效率。研究制定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建立與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工作標準體系。繼續推動社會工作標準化示范工程,到2020年建立200個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化示范地區,1000個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化示范單位和2000個社會工作服務標準化示范社區。

　　(六)探索介入國家重大戰略部署的專業路徑

　　全面介入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探索社會工作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機制,鼓勵社區開發社會工作崗位、成立社工服務機構,拓展社區社會工作的范圍,探索社會工作在源頭治理、綜合治理和系統治理中的作用。

　　全面介入新型城鎮化進程。鼓勵社會工作機構和基層社區開展專業的社會工作服務,滿足農民工群體的多元需求。建立起包括農民工及其家庭的完整的農民工社會工作服務體系,促進農民工的社會融合。

　　全面介入新農村建設。在鄉鎮和有條件的農村社區探索開發專門的社會工作崗位,吸納使用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重點圍繞農村留守人員以及養老、就業問題開展社會工作,探索社會工作在扶貧開發中的作用機制,減少貧困率。

　　(七)提升社會工作服務效能

　　改變社會工作服務人員服務效能不強的現實,著力推進社會工作標準體系研究,建立與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相適應的社會工作標準體系,發布重點人群社會工作服務指南,推動社會工作服務機構ISO標準化建設。引導和推動社會工作服務發展,擴大社會工作服務覆蓋面。完善社會工作服務的督導、評估、監督制度,推廣社會工作服務的專業評估,至2020年,實現每個民辦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和社會工作從業人員都接受一次專業評估。

　　(八)優化社會工作發展環境

　　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工作政策法規體系。加大對社會工作的資金投入,推廣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廣泛開展社會工作知識普及工作,加強對教育工作者、醫務工作者、司法工作者等與社會工作密切相關人員的社會工作知識普及培訓。在社區廣泛開展社會工作的知識普及活動,提高社會成員對社會工作的認知。建立覆蓋中央和地方的多層次的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表彰獎勵制度,宣傳優秀社會工作者的先進事跡,形成關心支持、理解尊重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的良好社會氛圍。通過開展“國際社工節”等各種途徑,提高社會工作的職業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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