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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資料
七七事變——歷史事件資料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向中國守軍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第29軍奮起抗戰。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
一、歷史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軍挑起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并一手炮制了偽“滿洲國”。日軍占領東北后，將魔爪伸向華北，陰謀策動“華北自治”。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準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后稱霸世界的野心。8月7日，日本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具體地規定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待機南進的戰略方案。同時，還根據1936年度侵華計劃，制定了1937年侵華計劃。從1936年5月起，日本陸續增兵華北，不斷制造事端，頻繁進行軍事演習，華北局勢日益嚴峻。當時，守衛平津地區的中國守軍為第29軍，軍長宋哲元兼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
二、事件過程
1936年，日本華北駐屯軍以卑鄙的手段占領豐臺，將下一個目標定在了盧溝橋。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北、東、南三面已經被日軍控制：北面，是部署于熱河和察東的關東軍一部;西北面，有關東軍控制的偽蒙軍8個師約4萬人;東面，是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統轄的約17000人的偽保安隊;南面，日軍已強占豐臺，逼迫中國軍隊撤走。這樣，盧溝橋就成為北平對外的唯一通道，其戰略地位更加重要。為了占領這一戰略要地，截斷北平與南方各地的來往，進而控制冀察當局，使華北完全脫離中國中央政府，日軍不斷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華北駐屯軍第1聯隊第3大隊第8中隊由大隊長清水節郎率領，荷槍實彈開往緊靠盧溝橋中國守軍駐地的回龍廟到大瓦窯之間的地區。晚7時30分，日軍開始演習。22時40分，日軍聲稱演習地帶傳來槍聲，并有一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蹤”，立即強行要求進入中國守軍駐地宛平城搜查，中國第29軍第37師第110旅第219團嚴詞拒絕。日軍一面部署戰斗，一面借口“槍聲”和士兵“失蹤”，假意與中國方面交涉。24時左右，冀察當局接到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的電話。松井稱：日軍昨在盧溝橋郊外演習，突聞槍聲，當即收隊點名，發現缺少一兵，疑放槍者系中國駐盧溝橋的軍隊，并認為該放槍之兵已經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時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槍聲非中方所發，予以拒絕。不久，松井又打電話給冀察當局稱，若中方不允許，日軍將以武力強行進城搜查。同時，冀察當局接到盧溝橋中國守軍的報告，說日軍已對宛平城形成了包圍進攻態勢。冀察當局為了防止事態擴大，經與日方商議，雙方同意協同派員前往盧溝橋調查。此時，日方聲稱的“失蹤”士兵已歸隊，但隱而不報。7月8日晨5時左右，日軍突然發動炮擊，中國第29軍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線官兵：“確保盧溝橋和宛平城”，“盧溝橋即爾等之墳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后退。”守衛盧溝橋和宛平城的第219團第3營在團長吉星文和營長金振中的指揮下奮起抗戰。
日軍挑起七七事變后，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七七事變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就通電全國，呼吁：“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的響亮口號。蔣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擴大”和“不求戰，必抗戰”的方針。蔣介石曾致電宋哲元、秦德純(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等人"宛平城應固守勿退”，“盧溝橋、長辛店萬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指出“盧溝橋事變已到了退讓的最后關頭”，“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對于在盧溝橋戰斗中英勇抗敵的29軍，全國各界報以熱烈的聲援。各地民眾紛紛組織團體，送來慰問信、慰勞品;平津學生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的居民為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長辛店鐵路工人迅速在城墻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槍眼，以協助軍隊固守宛平城;華僑聯合會也致電鼓勵第29軍再接再厲。七七事變爆發后，日軍的進攻遭到了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日軍見占領盧溝橋的企圖實現不了，便玩弄起“現地談判”的陰謀，一方面想借談判壓中國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則借談判之名，爭取調兵遣將的時間。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華北駐屯軍與冀察當局三次達成的協議，都被盧溝橋時斷時續的炮聲證明是一紙空文。“現地談判”使日軍贏得了增兵華北的時間，但它卻蒙蔽了冀察當局的視線，遲緩了第29軍部兵應戰的準備，給平津抗戰帶來極大危害。到1937年7月25日，陸續集結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作戰部署基本完成之后，為進一步發動侵華戰爭尋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廣安門事件。
26日下午，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國守軍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區，否則將采取行動。宋哲元嚴詞拒絕，并于27日向全國發表自衛守土通電，堅決守土抗戰。同日，日軍參謀部經天皇批準，命令日本華北駐屯軍向第29軍發動攻擊，增調國內5個師約20萬人到中國，并向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下達正式作戰任務：“負責討伐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血戰平津已再所難免。中國軍隊隨之奮起抵抗，血染平津路，壯士報國恨。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總攻。當時香月清司指揮已云集到北平周圍的朝鮮軍第20師團，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約1萬人，在100余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29軍第132、37、38師發起全面攻擊。第29軍將士在各自駐地奮起抵抗，譜寫了一首不屈的戰歌。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訓的軍事訓練團學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不少軍訓團的學生也在戰斗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離北平，29日，北平淪陷。29日凌晨，冀東保安隊第1總隊隊長張慶余和第2總隊隊長張硯田，在通縣發動起義，反正抗日，擊斃通縣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等數百人，活捉漢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軍第38師在副師長李文田的率領下，發起天津保衛戰。第38師攻擊天津火車站、海光寺等處日軍，斬獲頗眾，但遭日機的猛烈轟炸，傷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三、軍隊指揮
中國
宋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
國民革命軍第29軍軍長——宋哲元、副軍長——佟麟閣
第37師師長——馮治安，駐守北平、南苑、西苑、豐臺
第38師師長——張自忠，駐守天津、大沽、滄縣、廊坊
第132師師長——趙登禹，駐守河北省大名、河間
第143師師長——劉汝明，駐守張家口、張北，懷來
第9騎兵師師長——鄭大章，駐守通縣，南苑
日本
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
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香月清司中將(接任)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旅團長——河邊正三少將
步兵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
步兵第三大隊大隊長——一木清直少佐
步兵第八中隊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
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
陸軍大臣，第40任首相——東條英機大將
大特務——土肥原賢二中將
四、事件影響
“盧溝橋事變”標志著中華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開始。 中國人民經過流血犧牲、艱苦抗戰，終于在1945年8月15日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贏得了民族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南京二檔館展出七七事變檔案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1937年7月8日，在“七七事變”發生后的第二天，中國共產黨即向全國發出緊急通電，為全國民眾共赴國難發出最強音。
77年后的8日，位于南京中山東路上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下文簡稱二檔館)展覽大廳內，圍繞這一歷史事件的大量珍貴照片、文字、史料原件按時間順序展出，這些自南京國民政府遺留下的真實檔案，讓觀者穿越時光隧道，重審歷史，汲取教訓：
1937年7月7日，日軍以士兵“失蹤”需要搜查北平宛平城為借口，公然在盧溝橋附近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8日，“七七事變”翌日，中共即發出全國民眾共赴國難的最強音，“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1937年7月17日，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發布《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1937年8月1日，蔣介石在南京講話：“我全國上下，無論男女老幼，官長士兵和全體民眾，都要抱定犧牲決心，同仇敵愾，抗戰到底……”
館內珍藏的系列舊照片和領導人親筆文書，真實展現了當時全國民眾面對抗日戰爭的緊迫和嚴峻。
“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應該定義為七七事變。”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館長、民國史研究專家馬振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首先厘清了“七七事變”對于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意義： “該事件之后，中國大地出現了全國性的、不分黨派、不分民族、不分地域性質的對日侵略抵抗，無論正面戰場、敵后戰場、還是政治經濟文化策略都全面抗戰化。這是全民抗戰的序幕，是第一次被侵略國民眾奮起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標志。”
至今，“七七事變”已經過去77年，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馬振犢在采訪中感嘆：“歷史總是不斷地重演著驚人相似的"劇情"，但是后人卻極少能夠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在館內所藏的國民政府戰略地圖前，馬振犢解析，"七七事變"前已經占領了中國東三省的日本侵略軍，竟以"占領部隊軍人失蹤"為由挑起事端，日本右翼分子將這次事變描繪成偶發事件，但這樣的"偶發"又與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和1934年的"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突然失蹤事件"何其相似?日本好戰分子制造假象、借機生事、大做文章、倒打一耙的做派可謂如出一轍。”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日本本屆政府的種種行徑又與當年何其相似。”馬振犢警示，“首相安倍晉三不顧亞洲各國和日本國內民眾的大量反對之聲，全力推動日本集體自衛權的解禁，絲毫不加掩飾地對歷史進行否定，以及對未來日本發展軍備的瘋狂追求，已經表現出日本政府某種向軍國主義化發展的趨勢;而在細節上，近幾個月以來，日本自衛隊飛機針對中國空軍進行的種種異常接近行為，也讓人不得不聯想到當年日本軍國政府借機生事、挑起事端的"習慣動作"。”
“曾經深受侵略之痛苦的中國民眾和亞洲各國民眾，對于軍國主義的野心和意圖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強有力的對策，否則就會再次陷入戰爭的局面。”馬振犢在采訪最后疾呼，“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當日的中國，任何人想要動中國都要仔細考慮后果和影響;我們也相信，今天的世界格局，支持和平的國家和民眾還是占了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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