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20年的治理

香港回歸20年的治理

　　香港回歸已有20周年，而在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也實行了20年了，今天我們就一起來了解一下香港回歸20年的治理吧!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舉辦“今日中國：政制與現代社會發展論壇”，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基金會主席董建華指出，把競爭性選舉視為民主的主要成分，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肯定是失誤的判斷，因為當競爭變成政治化時，選舉可能演變成矛盾、沖突、貧富對立和國家分裂。董建華指出，中國需要走自己的民主之路，期望更多港人深入認識國家的治理之道和思維策略，化解香港目前面對的多種矛盾，為香港的福祉而努力。/大公報記者 文軒

　　董建華在論壇開場時，以《中國成功治理模式》為題發表演講。他表示，香港回歸祖國即將20年，作為國家的一分子，香港人無論從任何道理上來說，都必須要認識與之息息相關的祖國，了解內地的現況、發展、政策方向，以及建國六十七年的成功經驗，才能有利于香港整體的發展及兩地的互相融合。

　　競爭政治化可釀國家分裂

　　董建華回顧了國家建國以來的發展成就。他指出，衡量一個治理制度的好壞，應該取決于它對國家和人民所產生的良性效果，即是否能讓人民得到安穩富足的生活。他以中國和印度為例，兩國同樣于上世紀80年代中起步發展，印度採用西方式議會民主，但今天中國的人均GDP是印度的五倍。另外，在2010年底，北非地區出現以爭取“民主”和“經濟”等為主題的社會運動，結果在很多國家引發連串內戰、恐怖活動、移民危機等大規模的暴力和動盪，結果并非是理想中的美好。

　　“如果把競爭性選舉視為民主的主要成分，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標準，這個判斷肯定是有失誤的。”董建華強調，當競爭變成政治化而人民又缺乏共同信念和國家觀念，競爭性選舉就很可能變成部族、種族、教派或民族之間的矛盾，或是貧富的對立，進而演變成陣營沖突，甚至國家分裂。

　　董建華又說，中國近年在高速發展經濟之同時，也能一直維持社會穩定，并同時推進民主進程，這樣的成就，無論以那一種標準衡量，都是難能可貴的，“中國需要走自己的路，需要有自己創造的民主制度，才能夠適當配合中國的文化、歷史，以及當前的發展階段的需要。”

　　“中國模式”值得維護支持

　　“作為一個主權國，國家在收回香港時，推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展現出大國的自信心、氣度和相容性”，董建華認為，中國已經開創了“中國模式的治理制度”，最能切合國家及人民利益的最優化安排，值得大家共同維護支持。他希望更多的香港人，深入認識國家的治理之道和思維策略，化解香港目前面對的多種矛盾，為香港的福祉而努力。他亦希望年輕人運用智慧，客觀探索和分析，為香港的未來，創建出一條光明之路。

　　延伸閱讀：鄒平學：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的挑戰與應對

　　由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舉辦的“香港回歸二十年與‘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學術研討會日前落下帷幕。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學在會議中指出，“一國兩制”在香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依法治港二十年來香港卻面臨巨大挑戰。鄒平學談到，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需求的增長與兩地政治隔閡加大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嚴重，香港與內地之間，包括與深圳的合作缺乏法律和制度的整合平臺，人心回歸難度很大的癥結在于缺乏有效的維系和拉緊人心回歸的制度機制安排。

　　鄒平學表示，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興起和“反中”、“港獨”極端行為的滋長，為陸港關系增加了復雜化的因素。同時，香港社會的反思機能在消退，危機意識淡薄;且后政改時期香港的青年、經濟民生、教育和媒體等問題日益突出。

　　鄒平學指出回歸二十年來所面對的幾個問題：

　　第一，一國之內讓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和諧共處的難度超出預期，這是香港回歸20年來治港面臨的一個挑戰。

　　第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尚未憲制化與治下的一個具備完善法治和初步現代民主地區之間的張力愈加緊張。

　　第三，30年前不變的承諾，在30年后陸港兩地及深港兩地都發生了巨變之間，使得心里落差的調整難度越來越大。

　　第四，中央政府面臨著來自香港和內地的雙重壓力。中央政府是全國的中央政府，多年來大力扶持香港，對香港贈送了許多“大禮包”，內地很多的省份、城市，可能會越來越不能理解，甚至會施加壓力。

　　第五，特區政府長期疲于應付政治挑戰，無法就香港長遠發展積極施政。

　　對此，要如何應對當前的問題和挑戰?鄒平學表示，解決上述問題必須遵循“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法》的框架，發揮好中央和特區兩個積極性，中央的權利要不折不扣地行使，特區的自治權也要用好用足。當然，解決上述問題有相當部分內容屬于特區高度自治權的范疇，所以特區居民、特區社會和特區政府的責任更大。從中央政府角度看：

　　第一，中央政府要有堅定貫徹“一國兩制”的定力。政改被否決，國際社會和香港社會猜測傳言中央會挑戰對港政策，大幅收緊管治。在此關鍵時期，應當放眼長遠，重申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堅定“一國兩制”的信心，做到不動搖、不走樣、不變形。

　　第二，堅持軟硬結合的策略。一方面要重視促進社會和諧和解，促使社會回歸理性，愈合對抗撕裂等;另一方面要明確重申《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對于政改的憲制作用，明確否定8.31決定的企圖，明確劃定啟動政改的雷池界限。

　　第三，治港戰略要從單向重視政商精英向大眾并重的工作調整，并將其貫穿于香港“后政改”的長期、中期和短期工作的全過程。

　　第四，對于如何實現“雙普選”，既要有堅定不移的原則立場，也要有理性務實的策略和方法，要加強雙普選的制度機制設計。

　　“目前中央治港思路始終著眼于兩個問題：一是如何保證‘行政主導’;二是如何保證愛國者治港。這就形成了目前中央在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面臨的制度設計困境。”鄒平學認為，一是要開展制度建設，有底線思維;二是要真正按照“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思路，適當降低中央在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方面承擔的責任，而逐步培養起香港人、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自己承擔起保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的首要責任;三要正確評估反對派的社會基礎，創新思維加大統戰力度;四是要充分善待和重視沉默的大多數中產階級;五是要積極支持特區政府適時啟動和創新“一國兩制”再啟蒙、《基本法》再教育的工作機制，樹立正確的回歸史觀;六是要從頂層設計上真正把香港人視為國家的一份子，在制度層面重視吸納港人參與國家事務;要完善港人向內地流動的渠道和機制，著力解決港人對內地缺乏認同感的問題。

　　鄒平學特別強調，在對港宣傳時，媒體要敢于亮劍，要有常態化的輿論交鋒。此外，要用香港社會習慣的表達方式、話語做輿論工作，更要以理服人，不能劍走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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