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與金融的論文

財政與金融的論文1

　　對于未來 中國 經濟 的改革和 發展 來說，國債市場將長期成為重要的議題。這是因為，上世紀末以來，需求不足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的常態，所以，努力擴大內需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剛剛結束的黨的十六大進一步重申了這一戰略方針。貫徹落實這一戰略方針，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的國債規模的擴大和種類的增加，都將是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深入 研究 國債 問題 ，應當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研究的重點之一。

　　由于國債兼有財政和金融的雙重功能，圍繞它的研究一向就集中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方面。本文將在這一背景下展開討論，重點則在于分析國債的規模問題。

　　一、從美國國債規�？s減談起

　　關注國債市場運行及其 理論 研究動態的人們一定會注意到，1997年以來，在全球金融界，掀起了一波新的關于國債問題的熱烈討論。討論的因由來自美國：這個實行赤字財政政策時間最長，國債未清償額規模最大的國家，預算開始出現盈余。1998年和1999年，美國財政盈余分別為690億美元和1230億美元，由此，美國財政部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清償國債，致使國債余額下降，進而導致其占國民經濟和資本市場的份額不斷下降。統計顯示：公眾持有的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已從 1994年的50%降至1999年的40%，而且還有進一步下降之勢。在資本市場上，國債發行所占的市場份額已從1995年的38%降至20xx年的14%，同期，其余額所占份額也從33%降至16%，并且首次落在抵押貸款債券和公司債券之后，在全部債券中名列第三。

　　赤字的消除和赤字國債的發行額及國債余額的下降，固然使美國的國民經濟和全體國民受益，但是，它也給財政證券的管理，特別是給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帶來了新的課題。問題的焦點是：在預算持續出現盈余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協調?這個問題當然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最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國債的凈額清償對金融體系的 影響 。人們普遍注意到，財政部在市場上清償國債，已經在金融市場上造成了嚴重的流動性不足。這是因為，國債已成為所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儲備資產(所謂“二級準備”)的主要構成部分，同時也成為中央銀行調控基礎貨幣(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所要買賣的主要資產。所以，該資產的迅速減少，幾乎使所有的金融機構均感到流動性不足，同時也使得中央銀行感到缺乏有效的手段來展開公開市場操作。

　　眾所周知，美國財政證券具有信譽高、流動性強和可減免所得稅等多種優勢，它不僅是投資者的理想選擇，也是其他固定收益證券的基準價格。規模龐大且交投活躍的回購市場和期貨市場，更為投資者進行套期交易、規避風險提供了便利。財政證券余額的下降、發行規模及發行周期的變化，將對其流動性、交易活動和競標差價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從而削弱財政證券基準價格的功能。在新的情況下，如何保障財政證券市場實現其三大目標，即，始終保持充足的現金余額、降低納稅人的融資成本，以及提高資本市場的效率，以維護其基準價格的地位，成為財政證券管理面臨的新問題。

　　為了減少財政證券余額下降對其金融功能的影響，美國財政部在債券管理上做了若干新的嘗試和努力。(1)降低發行規模，維持國庫券定期發行的周期不變。1996年，國庫券每周的發行規模平均為200億美元，1998年降至140億美元，降幅為28%，1999年后又有升降。(2)將定期發行有息證券的次數從每年39次減少至26次。為此，財政部取消了3年期和30年期國債，將5年期國債從按月發行改為季度發行。這種調整，為財政部繼續發行大量的、流通性強的基準定價證券奠定了基礎。

　　然而，僅憑簡單的規模調整并不能滿足新形勢下國債管理的需求。為維持不同期限債券的規模，美國財政部進一步啟動了三種新的債券管理工具：(1)在一級市場上重新拍賣(reopening)已發行的債券品種，以增加此種國債的余額，提高其流動性。根據原有發行貼現規則(OID)，只有當發行價格跌破一定幅度后，才可重新拍賣。按照新的規則，財政部有權在債券發行一年內重新拍賣，從而有效地維護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流動性。(2)回購未到期債券。這種回購的優勢在于：可以維持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和拍賣的規模;可以靈活地調整債券的期限結構，在不影響現有債券期限的情況下發行期限較長的債券;回購可作為現金管理工具，在一定階段內(如四月份稅收余額大于財政支出時)吸納過量的現金余額。(3)盡管沒有彌補赤字的需要，財政部還是發行了一種為期4周的短期債券，以緩解市場上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幾年來，這種發行進行過多次。

　　值得注意的是，在財政證券基準定價功能不斷減退的同時，美國聯邦機構債券的基準定價的功能卻日趨顯現出來。1998年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就效仿財政部，開始發行投資組合大、不可提前兌現的“標準價格中期債券”(Benchmark Note Program)。1998年4月，聯邦住宅抵押公司也推出了自己的“參照價中期債券”(Reference Note Program)。緊接著，1999年3月，農戶信貸銀行啟動了“指標長期債券計劃”(Designated Bonds Program)，同年6月，聯邦住宅貸款銀行也推出了自己的“全球債券項目”(Tap Issuance Program &Global Debt Program)。1999年11月，聯邦國民抵押協會和聯邦住宅公司還推出了“短期基準價格債券”(Short-term Benchmark note)。盡管這些機構每次發行的基準價格債券的規模均比財政證券的規模小(約為國債的1/5—1/2)，但是，經過若干年的此盈彼消，情況勢必發生重大變化。1999年，公眾持有的聯邦機構債券余額為1.4萬億美元，國債為3.7萬億美元，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到了20xx年，兩者的規模分別達到2.2萬億美元和3.0萬億美元，已經相差不多了。預計，到20xx年，聯邦機構債券市場規模就可能超過財政證券市場。人們希望，聯邦機構證券將取代國債，成為美國金融市場上其他定期收益證券可參照的基準債券。

　　從 文獻 上看，因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而導致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情況，在美國 歷史 上曾出現過若干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就是一次。當時，由于戰爭結束，生產得到恢復，經濟增長強勁，運用財政赤字手段來籌集戰爭經費的必要性消失，政府預算開始出現盈余。面對此狀，美國政府開始在市場上凈額收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行的國債。當時就曾出現了金融部門流動性不足的現象。應對這一問題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財政部緊急發行了一筆非赤字國債。我們看到，這一次，財政又一次出現盈余，同樣的政府債券凈額清償的現象也開始出現，繼爾，同樣的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的問題又一次出現，而且，財政部采取的補救措施也基本相同。有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政府更多地借助了政府機構債券來填充財政部債券凈額清償留下的空白。如果考慮到這兩類債券均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共同點的話，美國當局這一次采取的對策事實上是乏新可陳的。

　　從美國的經驗中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點認識：(1)國債不只是一個財政問題，甚至不主要是一個財政問題;它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金融問題。(2)在 現代 經濟條件下，無論財政收支平衡狀況如何，發行并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市場，是維持金融市場健康運行的必要條件之一。(3)退一步說，如果財政部因種種原因一定要減少國債的發行，金融市場也一定要找到另一種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債券(在美國，即政府機構債券)。我認為，上述第二、三兩點尤其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因為它指出了用政府信用(通過國債和政府機構債券)來支撐金融市場運行的必要性、不可替代性和可能性。

　　二、國債的財政觀點

　　從理論文獻上看，對于國債問題，從財政角度和從金融的角度所做的分析以及得出的結論，幾乎完全相反。

　　立足于財政角度展開分析，人們對國債基本上持比較消極的否定態度。普遍認同的看法是：財政運行必須遵循“謹慎財政”原則，即必須追求收支平衡，不到萬不得已，政府不出赤字，當然也就不發行國債。與此相應，一旦財政預算有盈余，政府便 自然 地要凈額清償國債。

　　不妨將此類觀點稱作關于國債的財政觀點。與此相關的幾個主要觀點如下：(1)政府赤字以及相關聯的發債有排擠效應，因此，發行國債不利于經濟的發展。這種觀點認為，相比政府而言，市場和民間 企業 是更有效率的，它們能夠更好地使用經濟資源。政府通過發債擠占了民間的資金，因此會使整個經濟的效率降低。這是關于國債的一個基本看法。(2)根據“李嘉圖等價”原理，現在的債就意味著未來的稅，二者沒有太大的差別。既然如此，政府就不應當發債。這種觀點認為，債的經濟效果和稅對經濟的效果是一樣的。然而，最近的一些比較深入的研究表明，“李嘉圖等價”成立所需要的前提條件是非常嚴格的。而這些前提條件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可能完全具備。因此，李嘉圖等價原理并不是經濟的現實，我們不能用它來評判國債的經濟影響。(3)從“代際交換”角度看，這一代人發行債券并安排支出，其實質是提前占用了本應由后人使用的一些經濟資源。對這些經濟資源的使用(而且常常是濫用)，會給后一代人使用資源造成一些缺口;后一代人會因此而承擔沉重的負擔。在一定意義上，這種說法與李嘉圖等價異曲同工，即，它們都特別強調，這一代人用發行國債方式籌集了資金，就要由下一代人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來償還。當然也有不同，這就是，“代際交換”觀點更關注實際可用的經濟資源的消耗問題，其討論的重點在實體經濟層面;而李嘉圖等價則更多考慮的是資金的跨代運作以及帶來的相應問題。(4)從與貨幣政策的關系來看。在理論上，國債的增加容易導致較高的利率，貨幣當局若想降低利率，則須增加貨幣供應，因此，國債的增加將導致貨幣政策擴張，長期來看，則會引起通貨膨脹和較高的名義利率。這種觀點看似有理，卻無實踐的支持。以美國為例，至少在上世紀的肋、90年代，貨幣政策對財政政策沒有明確的這種反應。 (5)政府大量發債，會降低私人部門的儲蓄意愿，從而降低全 社會 的儲蓄率，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這是因為，儲蓄率，以及長期來看由之決定的投資率，究竟還是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簡言之，從財政角度出發，如果確認謹慎原則是健全財政政策的立足點，則對財政赤字以及與之關聯的國債一般持否定態度。從總體來講，雖經多年發展，這種財政觀點依然沒有變化。凱恩斯主義也罷，自由主義也罷，新古典主義也罷，一旦財政出現盈余，都是主張立刻要清償政府債務的�？梢姡�平衡預算，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等等，是財政當局根深蒂固的指導思想，是其必須遵循的最基本原則之一。

　　當然，在財政界也有其他的看法。比較重要的看法是，認為公債和私債不能等量齊觀。這種看法認定，從國民經濟總體來說，公債是從左口袋掏錢放到右口袋里，而且，發行公債，在整個國家中，并沒有任何人感覺到增加了負擔，相反，倒是很多人感覺到金融財富在增加。而私債就不是這樣。私債雖然并不構成整個國民經濟的負擔(因為，在宏觀層面上算賬，債權和債務是相互抵消的)，但是，對于很多人來說(主要是債務人)，私債一定是凈的負擔，因而一定會改變很多人的行為方式。不過，在財政界，這種觀點并不占主導地位。

　　三、國債的金融觀點

　　與此相反，對于國債，金融界一般持比較積極的態度，至少，金融界的人們一般不會去討論國債規模是否過大的問題。

　　金融界對于政府債券市場的認識，是以金融市場的流動性為基礎的。在這里，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政府債券市場作為核心金融市場的特性，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兩個主要內容。

　　在金融理論中，“流動性”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在一般意義上，它指的是“資金的可獲得性” (availability)，即金融資產迅速變現而免遭面值損失的能力。亞洲金融危機之后，流動性問題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強調。因此，保持流動性，成為金融體系健全運行的基本原則之一。

　　“市場流動性”盡管在原理上與“流動性”相通，但畢竟存在較大差別，如果說流動性著重刻畫的是微觀經濟個體取得資金的便利性的話，那么，市場流動性則側重刻畫的是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解說，市場流動性指的是“市場的參與者能夠迅速進行大量金融交易，并且不會導致資金資產價格發生顯著波動”的情況。仔細體會兩個定義的差別，大致可以這樣認識：市場流動性是全體市場參與者的流動性狀態的綜合反映，它是一個更整體的概念。而市場“流動性”是金融市場微觀結構理論的基礎性概念。刻畫某一市場的流動性狀態，人們通常使用交易規模、交易者數量、交易頻率、價格波動幅度等一系列指標。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清算銀行推薦使用密度(Tightness)、深度(Depth)、彈性(Resiliency)等三個指標來對之進行深入分析。

　　我認為，相比而言上面的指標中，后三個指標有其更反映本質的優越性。(1)所謂市場密度，指的是交易價格偏離市場中間價格的幅度，它反映的是與市場價格無關的交易成本，通常可以用債券買賣價差(bid—askspread)來刻畫。一般地，債券買賣差價越小，市場密度越高，說明市場競爭越激烈，市場效率越高。反之則相反。度量買賣價差的 方法 有幾種：一是交易商報價的價差(quoted spread)，二是一段時期中交易價差的加權平均(realised spread)，三是實際交易的價差(effective spread)。從效果上看，后一種能夠更為準確地反映價格的實際變化及其發展趨勢。(2)所謂深度，是通過不會影響現行價格的市場交易量來加以反映的。實踐中，人們一般用某一既定時期間做市商(market—maker)交易訂單中的交易量來刻畫，也可以通過債券的過手率(年交易量/未清償量)來反映。一般地，不影響交易價格的交易量越大，說明市場越有深度，市場效率越高。(3)所謂彈性，指的是交易引起的價格波動恢復均衡的速度。從其實際意義看，市場彈性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刻畫的市場深度。通常，人們通過觀察、比較新的債券交易后市場恢復正常狀態(買賣差價、交易量、價格水平)的速度來確定市場的彈性。顯然，市場在新的交易沖擊后回歸其初始狀態的速度越快，該市場的彈性越大，市場效率越高。

　　一般說來，各種 金融 市場在提供流動性方面，能夠自主地做出一些制度安排。而且，市場流動性存在一個基本特征，就是該市場是可以“自我強化”(self—fulfilling)的。就是說，如果市場參與者預期市場的流動性在可預見的將來繼續保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他們就更愿意持有債券，就會更積極地從事交易。相應地，市場的流動性就越高。但是，市場流動性仍然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特征：提高市場流動性的好處是“外溢”的，所有市場參與者和整個 經濟 都能以“搭便車”的方式享受到它所帶來的好處;因而，單個市場參與者缺乏足夠的促進和維持市場流動性的積極性。這就意味著，公共部門(財政部、中央銀行等)在促進市場流動性方面應該發揮積極的主動作用。

　　上面所說的市場流動性是就金融市場整體而言的。在現實中，一國的金融市場通常由多個子市場構成，而且，市場的運作通常會環繞一個核心市場展開。具體言之，在金融體系中，如果存在這樣的一個市場，該市場的債券存在于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資產結構中，從而，其充分的流動性有助于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效率，這樣的市場就可被稱為核心金融市場(core financial market)。在絕大多數國家，國債市場正是這樣的核心金融市場，因為，國債的規模巨大，發行主體同一(政府)，不同國債的付息時間、期限均較穩定，所以，不同的國債之間的替代性或同質性(homogenous)更強。同時，國債作為一種零風險資產，是其他資產定價的基準(benchmark)和眾多衍生金融資產(例如回購、期貨、期權等)的基礎資產，也是交易者對沖風險的重要工具。

　　市場流動性對于金融體系的重要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能夠提高市場參與者對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信心，二是提高貨幣政策的操作效率。

　　一個發達的國債市場所以能夠提高金融市場參與者的信心，提高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主要有三個原因：(1)它為投資者們提供了一種無風險(無信用風險)的資產，使之成為銀行、養老基金、保險公司、投資基金、 社會 公眾的主要投資對象。(2)由于國債具有無風險的特征，借助它，市場可以 計算 其他債券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價格。(3)國債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組合、減小資產風險時的一種重要資產。

　　市場流動性的重要性，還可以從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政策條件方面看出來。我們知道，在 現代 市場經濟中，中央銀行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并實施貨幣政策，同時實施金融監管。這兩項功能得以順利履行，均以金融市場具有足夠的流動性為前提條件。既然發達的國債市場有助于提高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它對于提高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和金融監管效率的涵義就是不言而喻的。

　　國債市場 發展 對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國債是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最主要對象，是其貫徹實施貨幣政策的主要渠道和場所。如果國債市場缺乏流動性，央行調節貨幣供應和社會信用總量的能力就會受到限制。我們知道，公開市場操作在國外已有多年 歷史 。就是說，國債一直就同貨幣供應密切聯系在一起。例如在美國，20xx年底，聯邦儲備券(我們通常所說的“美鈔”)的發行準備資產的94%以上是政府債券。上世紀90年代以來，情況更有了新的發展。我們看到，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中，傳統的準備金率、再貼現率等貨幣政策工具被逐漸封凍，或者干脆被廢棄不用，公開市場操作逐漸獨占鰲頭。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要想富有效率和彈性，沒有一個規模龐大、密度高、有深度、富于彈性的國債市場是不可想象的。(2)國債市場上形成的利率期限結構，能夠反映利率的長期變化和人們對長期價格變化的預期，從而為貨幣政策的實施提供準確信息，使得貨幣政策的意圖能夠有效地傳導。(3)國債作為零風險金融資產，既是其他所有金融資產定價的“基準”，也是多種衍生金融資產的基礎，同時還是從事金融交易時對沖風險的主要工具。因此，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而在國債市場上顯示出的政策意圖，將全面 影響 金融市場的運行，并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方式。

　　此外，一個富于流動性的國債市場，也有助于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這是因為，當民間的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機構能夠通過資產形式轉換的方式從金融市場融資時，資產價格就不會過度波動，金融市場至少不會出現結構性失衡，進而，央行作為最終貸款人的壓力無疑會大大減小。

　　顯然，從金融角度來討論國債市場，我們會得到另外一種看法。這種看法是基于金融市場的核心概念——市場流動性之上的。概括本節的討論，我希望強調兩個要點：(1)因為提高市場流動性是發展金融市場的核心任務，鑒于國債市場構成核心金融市場，所以發展一個規模適當，運作有效的國債市場，是建立有效的金融市場的題中應有之義。(2)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購買國債的方式來增加貨幣供應的制度背景下，在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將國債當作應付流動性需求的二級準備的條件下，事實上存在一個不斷增加國債而不會引致通貨膨脹的適當的空間。這使得貨幣政策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了新的 內容 。

　　四、國債的規模應考慮金融市場的需要

　　以上我們分別從財政和金融角度討論了國債 問題 ，旨在指出國債在經濟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和多樣化影響。

　　不難看出，對于財政政策來說，國債并非絕對必要;只是在財政出現赤字需要彌補時，當局才會不情愿地使用它。由丁同樣的原因，一旦資財充裕，當局首先就會想到去凈額清償債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對于金融部門來說，情況則相反。在現代信用制度下，國債市場成了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設施，打個比方，它是金融市場有效運作的“潤滑劑”。質言之，在貨幣供應只能通過信用渠道發放，而且這種發放必須有無風險、高流動性的金融資產與之對應(所謂貨幣發行準備，其作用是“擔�！必泿虐l行的價值)的條件下，貨幣當局將成為國債的穩定需求者。與之對應，在中央銀行主要通過吞吐國債來增減基礎貨幣并調控市場利率的條件下，所有的金融機構均須在其資產中保持一個顯著的國債份額：一方面保證取得無風險收益，另一方面則形成其應對流動性變化的二級準備。不僅如此，就是廣大的非金融 企業 以及普通的居民戶，也都需要在其資產結構中保持一個相當規模的國債投資。因為，作為市場參與者，大多數企業都需要在自己的資產中保持一個無風險的資產來應付越來越大的市場不確定性;作為總體的風險厭惡者，大多數居民需要獲得產生自國債的無風險收益。

　　這就回到了本文一開始所討論的美國經濟近年來遇到的問題：由于財政部凈額清償國債，美國的金融界日益感覺到市場的流動性不足。事實上，國際金融領域的流動性不足問題，在我們 中國 也有感覺，當然是在與美國的金融資產相關聯的那些部門中，首先有了這種感覺。舉例來說，最近三年以來，由于美國政府凈額清償國債，我國外匯儲備的“擺布”就出現了新問題。過去，我們的外匯儲備主要“擺布”在以美元定值的債券，主要是美國國債上�，F在，由于美國國債的供應已絕對減少，其他替代性的產品又不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外匯管理當局，很長時間以來都覺得無所適從。

　　上面說的是國際的情況。其實，與美國相類似的問題，在中國也已出現。自從貨幣政策的運作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將國債市場納入視野以來，我們就曾多次感受到缺乏有效和大容量國債市場的限制。舉例來說，1994年以及其后幾年中，我國外匯儲備每年以300億美元以上的速度在增長。當時國內物價水平較高，外匯儲備的迅速增加，更給國內帶來了“輸入型”通貨膨脹。那時我們就發現：如果能夠在大量買人外匯的同時，反方向地大量賣出等額的國債，貨幣供應量就不會控制不住，物價上漲就不會那么嚴重。遺憾的是，在我們的中央銀行手中，當時根本就沒有可供用來做這種“對沖”操作的工具和手段。

　　現在我們又遇到了相反的情況。1997年以來，我國經濟陷入物價持續下跌境地。為了弱化物價下跌的不利影響，我們需要增加貨幣發行。同樣，我們也痛切感覺到，此時，我們的市場上并沒有那么多無風險的國債可供中央銀行去“購買”，以便將貨幣供應擴大。總之，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債市場的規模太小、品種過于單一，已經嚴重束縛了貨幣政策的操作。我們注意到，中央銀行為了彌補這個缺陷，不得不采取很多替代性的手段。如允準發行金融債券，甚至用自己的融資債來進行操作，等等。上述種種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金融系統從投資和保持市場流動性的角度提出了對國債的穩定需求時，當國債在 理論 上和實踐中都可以被經濟社會當作一種無風險資產來持有和交易時，對于應否在經濟中保持一個適度的國債規模不予清償問題，對于國債的規�？煞衩撾x開財政赤字籌資而有單獨的政策考慮等問題，均須重新認真 研究 。

　　既然肯定了國債在現代經濟中不可或缺，為了更完整、更 科學 起見，我們必須回過頭來， 分析 國債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表明，國債的規模(無論是用哪一個指標來衡量)與國民經濟運行的相關程度是不高的。就是說，在現實中，由于國債占GDP的比重很高而導致經濟出現問題的國家有之;但是，由于國債占GDP比重很高導致經濟發展非常迅速且質量很高的國家也有之。相反，國債占GDP比重很低而導致經濟發展良好的國家固然有之;但國債占GDP很低，而經濟狀況不好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很典型的是東南亞危機的例子。在危機發生之前，用各種標準來衡量，亞洲各國的財政狀況都算是較好的，有的國家甚至被IMF夸獎為“財政十分健全”。但是，金融危機還是在那里發生了。這意味著，衡量國債規模的若干指標，諸如負債率、償債率、債務率等等，雖然都有很強的經濟分析意義，但用來指導具體的實踐，其操作性尚待提高。

　　說到這里，如何管理國債規模，使之適應金融部門的需要的問題， 自然 需要提出。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財政部門的國債規模是與財政赤字相聯系的，而金融部門對國債的需求則是相對穩定且不斷增長的。顯然，要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必須割開國債發行與財政赤字的僵硬關聯。

　　在這方面，看一看若干發達國家的經驗，有助于尋找解決的思路。我們注意到，發債在大多數國家是彌補財政赤字的一個手段，這是一個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很多國家，在彌補財政赤字之外，也常常還有其他一些理由也需要發債。

　　在各國的實踐中，除了彌補財政赤字，至少還有兩個原因需要政府發債：(1)為籌集社會保障資金而發債。例如美國，在相當長時間以來，其發債的收入中就有很大的一塊是為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2)政府的一些兼有財政性、公共性，同時又具有一定的商業性和金融性的事務，也就是那些介于純商業活動和純公共活動之間的活動，不適合直接用財政手段來籌資，常常也是政府發行債務籌資的領域。美國的歷史數據表明，在絕大多數的年份中，政府國債發行的凈額，都是超過了當年的赤字額和當年還本付息額之總和的，而且超過的規模很大。顯然，這個超出的部分，都是為彌補財政赤字之外的目的發行的。

　　上述經驗對我們很有借鑒意義。我認為，除了彌補財政赤字以外，諸如籌集解決國有企業不良資產的資金、為國有商業銀行籌集資本金、為社會保障體系籌集資金等等，都可以成為我國發行債券的合理且合法的理由和基礎。如果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國債規模對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運行的約束問題，當能獲得有效解決。自然，這樣一來，我們的國債管理體系和國債管理政策就應當重新調整，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就應當建立一種更為密切的協調配合機制。

財政與金融的論文2

　　我國財政與金融風險的界定

　　財政、金融風險是我國經濟風險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當前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著力探討的熱門課題。對兩者的系統研究，將促進市場經濟培育和發展過程中財政職能與金融職能的成功轉變，順利實現傳統財政模式向公共財政模式的過渡，以及金融體制的創新。

　　財政風險象一切經濟風險一樣，是由經濟活動中的多種因素的不確定性引發的。財政活動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它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極為復雜。財政風險是財政矛盾的激化，風險的大小受經濟因素的影響程度而上下波動。這些影響因素既可能是財政內部的不完善或不規范行為，也可能是宏觀經濟環境的變化，使財政政策和相關措施在實施過程中的實際效果與預期效果發生了偏差甚至背離，由此產生了財政風險。若從微觀經濟角度來衡量其經濟活動中的風險，則是一種易于估量的、有形的經濟風險。而財政這一在宏觀經濟活動領域中產生的風險，不僅包含不可估量的、有形的和無形的經濟風險，而且可能導致經濟秩序紊亂甚至危及社會政治安定。

　　金融風險是資本在運行過程中由于一系列不確定性因素而導致的價值或收益損失的可能性。它可以表現為一種貨幣制度的解體和貨幣秩序的崩潰，也可以表現為某家金融主體在從事金融活動中因不確定性因素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它既包括金融機構從事融資活動，從事投資和資產運用等經營活動產生的金融風險，也包括個人及其它非金融業的工商企業在從事融資活動時產生的風險。金融活動的不確定性是指因經濟波動或金融制度的缺陷、運行秩序紊亂等原因導致的金融領域一系列矛盾激化，對整個貨幣制度、貨幣秩序的穩定性造成破壞性威脅。

　　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緊密相連，其原因是財政與銀行實則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兩者存在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財政負責政府資金的籌集與運用，銀行則負責信貸資金的存入與投放。雙方在經濟活動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是市場經濟體制中政府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杠桿，兩者互相影響、彼此推進發展。當銀行受體制、經營不善等因素的影響，效益下降，形成不良資產而引發金融風險時，它會通過一定的傳導機制轉嫁給財政。反之，當財政出現收支矛盾激化而形成風險時，它必將波及到銀行。因為作為我國主體的銀行與財政一樣，資財歸政府所有，任何一方出現問題，最終都由政府來兜底。從我國經濟體制的演變過程來看，銀行與財政盤根錯結、糾纏不清，無論是財政風險，還是金融風險，都有對方的因素起作用。因此，要真正弄清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的關系，必須深入分析金融風險中的財政問題與財政風險中的金融問題。

　　金融風險中的財政問題

　　（一）財政體制變革中隱伏的金融風險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實行統收統支，國家財政集中大部分的國民收入，再通過計劃手段分配經濟資源。國有經濟的生產和投資主要由財政注資完成，企業的生產積累多數上交國家財政，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分配由國家確定。這期間，銀行完全沒有自主經營的權利，只扮演一個出納和記賬員的角色。因此，此時的銀行自身并不存在風險問題。

　　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國家主動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儲蓄來源從財政轉移到居民手中。與此同時，國家財政實行“放權讓利”的“分灶吃飯”體制，使財政集中的資源大大減少，表現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20xx年的14%左右。這樣，財政便沒有能力向企業注資，于是推行“撥改貸”改革，將財政無償撥款變為銀行有償信貸，以及要求銀行統管國有企業的流動資金。而“撥改貸”的計劃經濟色彩和銀行代替財政向國有企業供應流動資金，實質上是銀行代行財政職能，將財政的包袱拋給銀行去背的做法。在政企關系尚未理順的前提下，我國的國有企業不具備硬預算約束，自我積累意愿較低，自我發展能力有限，卻有著強烈的投資沖動，不斷地追求規模擴張，使得企業負債中高達80%以上來自銀行貸款。企業視銀行為“第二財政”，還貸意識淡薄，對高負債有恃無恐。加上不少企業粗放型的生產方式缺乏效益，虧損嚴重，造成銀行大量的逾期、呆賬、壞賬等不良資產。另外，銀行本身的制度不健全，使得銀行過度追求信貸的擴張，超過了自身的承受能力。在信貸軟約束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大了貸款風險，埋下了風險隱患。這幾年，僅四大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收的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就達1.39萬億元。綜上所述，我國財政體制在變革過程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已成為產生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因素。

　�。ǘ�）財政與銀行不規范的關系導致金融風險

　　由于財政、銀行的職責界定不清，使得兩者的運作呈現出一種貌似互不相干的“獨立性”。雙方沒有明確的法律責任，都可根據自身的需要來確定干什么或不干什么。這樣一來，兩大部門更多的是站在本部門的角度，依據自身對經濟運行狀況的認識及部門自身的機制來運行，缺乏部門之間的相互協調與溝通，存在銀行與財政之間職能的“越位”與“缺位”問題。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1.財政與銀行的調控目標錯位。當財政財力不足而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應時，不是去加強財政，而是簡單地讓銀行“雙肩挑”，使銀行過多地承擔幣值穩定、充分就業、經濟發展甚至社會安定的責任，致使信貸職能與財政職能劃分不清。由于超出了銀行效能的內在規定性，自然是收效甚微。比如在結構調整問題上，在每次總量擴張中，結構失調不但不能扭轉，反而不斷加劇。這是因為銀行“獨木難撐天”，反而增加銀行的風險。

　　2.行政干預的影響。我國國有銀行一直受政府的控制，實質上是“政府的銀行”。財政實行“分灶吃飯”后，地方政府有了相對獨立的財權與事權，企業效益直接影響著地方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為保護地方利益，政府憑借行政手段指令銀行對不景氣的企業實行貸款掛賬或減免利息；對一些經濟效益差的項目，所需資金也要銀行提供。加上企業在兼并、改制與破產中，政府不合理的介入，使債權難以落實，形成許多不良資產。另外，當財政出現赤字時，為解決資金缺口，往往強迫銀行貸款，作為財政資金補缺的渠道，擠占了大量的信貸資金，使銀行信貸資金跳不出供給制窠臼。這樣無疑給銀行帶來了極大的風險。

　　3.政策性貸款加大了金融風險。政策性貸款是為實施政府政策而發放的，以政策性銀行為載體，不以盈利為目的。據統計，90年代以來，政策性貸款已占國家銀行貸款總量的1/3以上。我國政策性銀行自誕生起，財政、銀行對它的認識上存在分歧，致使營運中出現很多問題，并且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其政策效應未能得到應有發揮。面對這一新的資金來源，地方政府視其為一塊“肥肉”，融資勁頭足，而運用效益卻很低。當前，政策性銀行資金來源得不到保證，資金運用潛伏著很大的風險，其生存與發展已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

　�。ㄈ�）銀行的財政負擔加重

　　從1978年起，財政幾乎年年出現赤字，撥給銀行的信貸基金逐年減少。特別是1983年企業流動資金供應由銀行統一管理后，財政很少給銀行增撥信貸基金，反而加強對銀行稅利的征收。1998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實現營業收入5 618.49億元，稅前利潤總額95.31億元，繳納的營業稅與所得稅合計為348.99億元。1999年營業稅稅率由5%調增為8%，可見商業銀行的稅收負擔逐步加重。另外，財政借款及大量不良債權和沖賬使銀行自有資金占信貸資金來源的比例由1980年的17.9%下降到1999年的8%.這其中還依靠1998年中央政府指令財政部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700億特種國債進行注資，才使商業銀行的資金充足率達到8%，基本上符合國際清算銀行對商業銀行規定的資本充足率的下限。如此沉重的財政負擔使銀行自身的經營體系顯得脆弱，降低了防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ㄋ模┊斍胺e極財政政策的影響

　　積極財政政策是我國經濟處于通貨緊縮時期，貨幣政策啟動經濟乏力的特殊情況下而采用的。它對經濟的拉動效應較為明顯，1998年對GDP的貢獻率為1. 5%，使經濟增長率達7.8%；1999年在更為嚴峻的環境下致使經濟增長率達到7.1%；20xx年的經濟增長率達7.9%.無可否認，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復蘇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啟動經濟的效果與預期的仍有差距，它的運用存在著很大的風險。

　　1.財政部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700億特種國債，補充了銀行的資本金，增強了銀行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但財政必須保證其發行的國債獲得7.2%以上的收益，否則財政不能按時向商業銀行付息。那么，國有商業銀行的這部分資本金也將成為虛假資本，隨時會引發金融風險。

　　2.1998、1999年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2 100億國債，20xx年發行1500億國債，全部用于基礎設施投資。同時，地方政府和銀行落實4 000億相應的配套資金以拉動經濟。不盡如人意的是，國債資金的使用帶有很強的計劃性。許多地方政府沿襲過去爭項目、爭投資的做法。在項目實施中出現不按用途使用國債資金，項目前期準備不足，相應配套資金不到位，財務管理混亂等情況，造成一些“半截子”、“豆渣”工程，浪費了大量的國債資金。要知道，積極財政政策是防范和治理通貨緊縮的短期手段，本身是以巨大的財政赤字為代價。若投入的資金大量流失，不能發揮效益。不僅財政背上巨額債務，陷入赤字—借債—赤字的惡性循環中，而且銀行也會形成新的不良資產。到時，金融風險與財政風險共沉浮。

　　3.財政發行的國債限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不用于加工業及其他方面，其目的在于克服經濟中的短線瓶頸，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這一決策無疑是正確的。但在擴張性財政政策安排的投資中，偏重于資本密集、規模較大、并由政府全資包攬的重點建設項目；對勞動密集、中小規模、以及吸納社會民間資本參與的生產建設項目，則較少考慮。至于將增發的國債用于消費性的轉移支付如支持社會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則更欠考慮。因此，積極財政政策難以迅速帶動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使得在此嚴峻的經濟形勢下，財政支出極度擴張，增收緩慢。由此影響到銀行，增強金融風險程度。

　　財政風險中的金融問題

　�。ㄒ唬┙鹑跈C構經營方式對財政的影響

　　改革以來，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經營方針和管理辦法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業務也開始交叉。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在經營管理方式上仍存在較大缺陷。國家銀行仍沿襲國家機關管理體制，未能真正建立起現代金融機構的內部治理機構、內部約束和激勵機制，造成經營成本過高和管理效率低下，使得銀行效益下降。與此同時，銀行的財政負擔又未減輕，其自身的積累速度放慢，于是銀行業作為財政穩固財源所具有的持續性受到影響，波及到財政的收支平衡。

　�。ǘ�）金融機構重組方面的財政負擔。

　　從這幾年的實際情況來看，金融機構重組的負擔直接或間接地轉移給財政。在處理金融機構的關閉、破產�；蛘邽榱嘶�解金融機構的支付危機中，中央銀行往往要損失部分過去的老貸款或增加新貸款給予支持，中央銀行的貸款損失實際上由中央財政來墊底。另外，中央財政常常提供某些形式的暗補貼。例如，某國有商業銀行在接受被關閉信托投資公司的資產債務以后，減免該銀行一定期限內應繳的中央銀行貸款利息，那么應交稅金相應減少，這實際上接受了財政補貼；或者，某國有商業銀行償付了被關閉信托投資公司的外債后，該銀行上繳的利潤減少了。

　　對于地方財政而言，同樣要經受金融機構重組帶來的壓力。突出表現為以下幾點：

　　1.當地方金融機構自有資本不足，以及經營管理不善導致虧損，出現支付危機時，地方政府往往動員地方國有企業向有問題的金融機構注資，以緩解支付危機�；蛘呓o予這些有支付危機的金融機構以稅收減免，幫助它們渡過難關。對金融機構分立、合并時，地方財政往往要投入一部分資本金予以資助。

　　2.在地方金融機構出現資不抵債而破產關閉后，地方政府為了保證存款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不得不動用本地單位的存款，甚至財政性存款去償付自然人的存款債務。有時還以某些優惠條件讓本地企業收購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變現。不僅造成地方財政資金捉襟見肘，而且連累了不少效益好的企業。例如，資不抵債146億元的“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境內自然人存款由廣東省政府墊付。

　　3.財政體制不健全下滋生的“畸型兒”——農村基金會，最終緣于政策、管理等問題而在全國范圍內整頓關閉，對縣、鄉一級政府的財政產生了較大的沖擊。農村基金會的大面積虧損導致缺乏足夠的資金償付存款，而這些存款直接涉及到農民利益，處理不好將影響到農村政權穩定。因此，縣一級政府動用財政性資金分期償付，鄉鎮一級政府拿不出錢來償付的，承諾延期償付，并同意存款者用存單抵繳應交款項，這對舉步維艱的縣鄉財政無異于雪上加霜。

　　上述這些都是財政資金信貸化的表現，使金融風險轉變為財政風險。

　�。ㄈ�）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運行的風險。

　　我國從1999年起先后成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AMC），用于收購、管理、處置國有商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最大限度地保全資產、減少損失。同時，運用債權轉股權、資產證券化、資產置換、轉讓及銷售等市場化債權重組手段，實現對負債企業的重組，推動國有企業優化資本結構、轉變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促進國企早日脫困。其目的是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四大AMC所需資本金全部由中央財政投入，人民銀行只做業務上的指導。它能否良性循環，事關金融風險的化解程度及財政負擔大小。從三個方面可看出它的運行中存在的風險。

　　1.AMC在處理不良資產過程中有可能與債務企業謀合套取財政補貼。在AMC運行成本高，不良貸款回收率低的情況下，財政每年彌補的虧損將增大，界時財政將不堪重負。

　　2.國有商業銀行一邊將不良貸款存量劃給AMC處置，另一邊又不斷的產生新的不良貸款，使AMC永遠脫不了身，積累越來越多的風險，將財政也連累進去。

　　3.國有企業出現的“道德風險”。企業一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由AMC來處置，財政還出資補貼，就賴賬不還貸款，貸款債務約束變得十分弱化，致使AMC運行困難，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是我國宏觀經濟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在我國已初見端倪，若不及時加以防范，任其發展，到時將會突變為銀行支付危機、財政信用危機，直至殃及政府政權的穩定。因此，只有充分認識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的內在關系，采取切實有效的對策措施，才能規避好財政、金融風險。

財政與金融的論文3

　　一、財政與金融配合的必要性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使財政與金融在宏觀經濟管理中處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市場經濟體制下，業論文社會資源的配置就必須以市場機制為基礎，按市場規律辦事。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主要應采用間接調控方式，更多地采用經濟手段、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引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在宏觀經濟管理中更加注重商品交換的價值形態即資金運動。財政與銀行作為社會資金運動的兩個主渠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資金運動的流量和流向，是兩個最重要的宏觀調控手段，在積極促進經濟發展，有效引導經濟結構調整、穩定社會物價水平、防止通貨膨脹和提高社會的總供給能力方面，發揮著共同的作用，總體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尤顯重要。

　　2.財政與金融具有不同的運行特點，兩者必須多方位、多功能地有效配合，以實現較為理想的調控目標。財政金融在宏觀調控中的不同特點主要是:

　　第一，調控主體不同。財政調控的主體是國家，體現國家的政府意圖;金融調控的主體則是中央銀行及其金融體系，專業銀行在遵守國家政策前提下，更加注重自身的利益。

　　第二，調控機制不同。財政調控的主要機制是財政的收入和分配。既定的征稅水平和轉移支付水平對宏觀經濟總量的均衡起自動穩定器的作用，而水平的調整則反映財政政策的變化。財政收支以國家政權為依托，具有強制性、法律性、無償性的特點，因而財政調節具有較強的政權性質。金融調控則主要是以貨幣供給的緊縮與放松來進行的，銀行信貸資金的運動具有償還性和交易性的特點，因而金融調控主要反映經濟運行狀況。

　　第三，財政、金融調控雖都是主要通過貨幣運動來實現的，但貨幣流向不同。在財政調控中，政府通過稅收自下而上地集中貨幣收入，又通過各種形式的政府支出由上而下地分配貨幣資金，其貨幣的流動是縱向的;在金融宏觀調控中，貨幣在企業主體、居民主體和專業銀行主體之間流動，其貨幣流動主要是橫向的。

　　第四，財政調控是分配性調控，對總量調控、尤其是結構調控起直接作用。它主要通過對經濟活動中的增量調控來調節社會積累和消費的比例，調節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調節社會擴大再生產的速度和方向，最終實現總供給和總需求和平衡。金融調控則主要通過對貨幣總量關系的調節，來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其作用重在總量調控，而對結構的調節作用則遠不如財政。

　　3.宏觀經濟的正常運行要求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必須在各司其職的前提下協調配合。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是關連的。寬松的財政政策雖然能促進經濟增長，但卻蘊含著通貨膨脹的風險;反過來，緊的貨幣政策雖可抑制通貨膨脹，但經濟發展卻又會受到損害。財政政策和金融貨幣政策作為最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其選擇與搭配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在國民經濟的總量調節和結構調節上，如果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各自為政，而僅從自身角度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控，不僅不能形成合力，達不到對國民經濟的優化調節目標，同時也會降低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本身的政策效用，甚至還會使作用相互抵消。可見，重視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

　　二、財政與金融在政策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經濟體制經過14年的改革，已取得很大成績。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財政、金融改革措施已經出臺，財政在全面實行“分稅制”改革，旨在規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權。銀行也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央銀行要辦成真正的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地制定金融貨幣政策;專業銀行正在向真正的商業銀行轉化，3家政策性銀行的成立也基本成為現實，一個全新的金融體系正在形成中。但是，由于舊體制遺留的問題一時尚難完全消除，從而財政與金融自身以及相互間的配合就難免存在一些間題，墮待改進。

　　1.目前尚不完善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財政銀行的體制性不協調。我國在改革前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財政銀行穿“連檔褲”，用行政方法處理財銀關系，銀行實際上成為財政的出納。那時，財政金融關系雖比較協調，但銀行積極性被壓抑，經濟未獲充分發展，財政與銀行對社會經濟活動的調節都顯不夠。十幾年來我國進行了包括財政金融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改革，財政和銀行已有相當程度的脫鉤，但尚未真正建立起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財政運行機制和金融運行機制。在財政體制上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采取“地方財政包干制”，處理國家與企業關系采取“企業承包制”，從而導致財政“兩個比重”急劇下降，國家財政面臨困境，國家宏觀調控能力削弱;在金融體制方面，雖已形成中央銀行為領導、國家專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格局，但銀行對企業的傳統的資金供給體制并未根本改變，銀行負債積累與資金低效運行并存，尤其是企業承包制中，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對稱，企業預算約束軟化狀況并未在承包目標責任制下得到任何改變，企業自補流動資金，國有資產增值和風險基金都未落實，導致一些企業以銀行信貸資金包企業上繳利稅，包企業留利，包經營風險，使財政銀行的資金運行關系因企業體制原因而復雜化，最主要的是導致銀行信貸資金財政化，由于財政的困難而又導致了銀行的困難，這實際上銀行仍是國家財政的出納。全國大中型企業流動資金的80%以上要靠國家專業銀行貸款。

　　2.財政政策和信貸政策尚未有意識地協調起來，相互之間缺乏統籌協調機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協同作用的重要前提是財政和銀行信貸脫鉤，做到務司其職，各負其責;同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要相互配套，做到財政信貸綜合平衡。有人認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信貸綜合平衡不需要再提了，這是一種誤解。社會經濟運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部門間不論在什么時候都應保持相互配合，協調平衡。只有這樣，宏觀經濟運行才能均衡、健康。僅僅從本部門利益出發，尋求各自單獨平衡來達到兩者的統一平衡，那會降低財政金融政策的針對性和時效性，是一種初級平衡方法。而我國目前的狀況，財政金融之間恰恰缺乏綜合平衡協調機制，財政金融都呈剛性擴張，從而近年來一直未能處理好財政與信貸的綜合平衡;而且，即使在應實行“雙緊”的治理整頓期間，財政和信貸仍呈超經濟剛性擴張狀態。1993年財政在債務凈收入356.49億元的情況下，仍收不抵支，硬赤字達205億元;1993年國家銀行全年新增貸款4846億元，增長22.4%。應該講，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年度，財政和信貸仍呈“雙膨脹”狀態。

　　3.在轉軌時期，財政職能過度弱化，銀行政企不分，在一些財政銀行的交叉點上，兩者銜接不夠。十多年的改革，財政集中過多，統得過死狀況有很大改變，但同時財政的基本職能受到嚴重削弱，財政理財領域愈來愈小，財力分散，財政被肢解。各種基金的存在，使國家財政難以對其進行有效管理和監督;而預算外資金的大量存在，則更使國家預算的約束力大為減弱。在財政收入增長緩慢的同時，財政支出卻呈剛性增長;中央財政承擔的各項補貼，如價格初貼、企業虧損補貼等，已成為中央財政的沉重負擔。這種情況下，財政為日常工作所累，對國民經濟宏觀管理，監督則遠遠不夠。同銀行的關系往往只在就一些事務性問題爭來吵去，而很少從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宏觀角度、協調國民經濟運行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并且，由于財政困難，還出現了財政向銀行透支以及財政短撥、欠撥資金現象，影響了銀行正常的資金運動。從銀行來講，專業銀行企業化經營，向商業銀行轉軌，必須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銀行同財政的關系是企業同國家的關系，即上繳利稅的關系，財政有赤字不能向銀行透支，也不能有借無還，給銀行開空頭支票。而目前我國財政恰在這方面做得很不夠，財政尚未轉變觀念，仍把銀行當做自己的出納，財政缺多少錢銀行都可以掏，這種做法把財政與銀行的關系簡單化了，它損害了銀行的利益，進而也損害了財政的利益，同時惡化了財政銀行關系，銀行處于超負荷狀態。而且銀行本身也是政企不分，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兼于一身，銀行積極性難以發揮，從而既影響自身收益，又制約經濟運行和財政收入。

　　4.財政與銀行資金運行缺乏堅實的微觀體制基礎和價格分配基礎。企業吃財政資金和銀行資金“大鍋飯”現象未從根本上消除，這直接影響和制約了財政銀行關系。應該看到，當前財政銀行關系中存在的問題，是改革與發展中的問題，主要原因是企業體制改革的單兵突進，而財政金融體制改革滯后。以企業承包制為例，它是包盈不包虧，企業虧損后不破產，仍躺在財政銀行身上吃“大鍋飯”。目前我國國有企業中虧損企業有1/3，潛虧企業也有1/3，承包制不僅解決不了虧損問題，相反，在滯后的財政金融體制中只會加劇虧損狀況。

　　國家與企業的“父愛主義”臍帶還難以割斷，這必然在履行國家職能的財政銀行上反映出來，相應地給財政銀行帶來一些負擔。再如因價格扭曲而造成的政策性虧損，也影響到財政與銀行正常的協調關系。如果不從企業體制和價格體系等根本地方著手，僅從財政銀行身上找原因一也難以解決經濟運行的根本問題，從而財政與銀行的關系也必將受損。西方一幣場化國家財政與銀行間的關系及啟示在西方市場化國家甲，國家管理發觀經濟的主要手段是財政和金融。其代表分別為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反映了財政與銀行間的關系。按政府(財政部)與中央銀行的獨立程度，西方國家財銀關系的模式主要有四種:第一種:中央銀行在法律地位上獨立于政府，直接向最高權力(立法)機構(如國會、議會)負責。如美國、德國和瑞典等，這一類國家不多，且一般為聯邦制國家。第二種:中央銀行名義上隸屬于政府(財政部)，但實際上獨立性較大。

　　如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法蘭西銀行、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墨西哥、新加坡的中央銀行等。這種模式的國家較多。代寫留學生論文如，日本銀行直屬大藏省，大藏省派員作為政府代表參加日本貨幣政策最高決策機構—銀行政策委員會，但他無表決權;又如，英國財政部根據《英格蘭銀行法》對銀行的活動最后負責，財政部長聽取國會的質問，財政部有權向銀行發布命令，但事實上財政部從未使用過這種權力。第三種:中央銀行隸屬于財政部，獨立性較小。如意大利、韓國。從理論上講，中央銀行承擔的職責與財政部不同，如果中央銀行過分受財政部控制，則難于有效地制約政府的超經濟行為，最終會損害貨幣和經濟的穩定。如意大利就因財政大量透支而招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大地動搖了意大利里拉的穩定，使其成為歐洲貨幣聯盟的第一個判逆者，即中途退出歐洲貨幣聯盟，造成了極大震動。而同屬此類，韓國的運行情況卻很好。第四種:中央銀行與財政部平行，分別對政府(首腦)負責，各為政府內閣的一個部，歸政府直接領導。如丹麥、前蘇聯。

　　我國目前亦屬此類模式。其特點是:其一，中央銀行行長直接對政府總理負責，但總理難于經常過問，故中央銀行有較大自主權;其二，中央銀行與政府其他部門一樣，具有一定行政管理權，可以直接依法行使對整個金融業的監管權利;其三，中央銀行的重大決策須經總理批準，因而在決策上沒有完全的獨立性。但中國貨幣政策擁有極大的技術壟斷性，即中央銀行向國務院提交的決策方案往往是唯一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決策獨立性。從上述市場化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處理好財政銀行關系，關鍵不在于采取哪種模式，重要的是要根據具體國情選擇一條既可使財政銀行相互制約，又能使之互相協調的道路。哪種模式均有成功的典型，也不乏失敗的例子。在這里財政和銀行都應從國家宏觀利益出發，而不是從本位出發，為了自身利益爭奪權力，甚至以“相互制約”為名，故意給對方出難題。這是個根本。在此前提下，許多問題就好解決多了。因此，我們在學習這些國家的經驗時，決不能盲目地照抄照搬，要學其精髓，而不要僅從表面出發，膚淺地認為哪個體制、模式好。不能因為我國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許多做法從現在市場經濟的角度去看，有些不合時宜，就妄自菲薄，一概加以否定，而應該吸取其合理內核，再參照西方經驗教訓，找出適合我國實際的處理財政銀行關系的方式。

　　市場經濟體制下建立新型財政金融合作關系的設想過去，我國財政與銀行配合取得了不少成績，但是財政困難而大量向中央銀行借款、透支的現象屢屢不絕，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央銀行穩定幣值的努力，加大了通貨膨脹的壓力。《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我國進行市場經濟建設的行動指南，也為建立新型財政銀行合作關系指明了方向�！稕Q定》指出:“中央財政赤字不再向銀行透支，而靠發行長短期國債解決�！蓖瑫r又指出:“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從主要依靠信貸規模管理，轉變為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利率和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調控貨幣供應量，保持幣值穩定”。這說明，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都是國務院領導下的獨立機構、財政和銀行都要以自己的獨有方式取得資金和運用資金，“橋歸橋，路歸路”。割斷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間的直接融資關系，它們之間的融資關系變為間接的，即主要通過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買賣國債來體現。本著上述原則，市場經濟體制下，建立新型財政金融合作關系要從以下方面著手:

　　1.大力推進公開市場操作，把國債作為連結財政和銀行關系的紐帶。財政和銀行都是聚集和運用社會資金的部門，也是國民經濟的兩大主要調控部門。過去，財政與銀行合作的難點也是出在資金上，即財政出現赤字，找銀行填補窟窿，向銀行借款、透支，借而不還，缺乏約束機制，而且許多該由財政掏的錢，最后多由銀行信貸資金墊上，信貸資金財政化。從改革的發展進程來看，這種方式已不適應我國宏觀經濟的運行。從而引入和推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就勢在必行。操作的對象是國債，主要應是國庫券。發行國債有利于財政彌補赤字，增加建設資金;有利于聚集社會閑散獎金;同時也有利于銀行按經濟發展需要而發行貨幣，消除超經濟發行貨幣現象。因而利國又利民。如果僅僅象以往那樣大量發行國債，雖可彌補財政赤字，但對銀行資金來源也會形成較大影響。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的操作，則解決了這一問題，中央銀行通過吞吐國債，使國債在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信托公司、證券公司等機構和個人之間流動，國債既成為同儲蓄一樣的隨時可兌現的投資，又成為商業銀行的“二級準備”資產，同時又成為中央銀行推行貨幣政策的迅捷、有力的工具。這是一個努力方向。從目前來看，我國今年及以后相當時間內尚難建立起如美國那樣的成熟、發達的公開市場。

　　2.搞好財政金融綜合配套政策。通過深化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財政金融調控職能，促使財政與信貸脫鉤。財政與金融既合理分工，又從體制上、制度上搞好協調配合。從財政來說，要大力推進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的財政體制;積極推進“稅利分流、稅后還貸、稅后分利”的全面實施，規范國家和企業的關系;加快進行復式預算、稅制、企業財務、會計制度和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科學的財政分配體系。從銀行來講，要加強中央銀行對整個金融事業的監管，大力推進專業銀行商業化，資金商品化的改革，改變銀行對企業資金大包大攬的狀況;完善金融市場，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減輕銀行融資風險;改專業銀行的信貸規�？刂茷橘Y產負債比例管理。今年我國金融體制的改革將有大動作，原專業銀行實行商業性業務和政策性業務的分離，專業銀行向商業銀行轉軌，組建國家政策性銀行，即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信貸銀行和農業發展銀行。商業銀行要按市場原則運行無疑，就是政策性銀行雖以國家財政作后盾，承擔國家政策性信貸業務，但它并非第二財政，財政不能在這里找到新的彌補赤字的方式，不能任意擴大政策性貸款的數量，政策性銀行仍應堅持有貸有收原則，并在業務上接受人民銀行的監督。在這里又涉及到財政與銀行的協調配合問題，財政必須從過去那種把銀行當成“自己的錢袋”的定式中走出來，否則財政金融改革，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都會受到很大影響。

　　3.制定中長期財政金融政策，并使之與年度財政預算、信貸計劃相互銜接，做到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相互兼顧，相互配合。針對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不同要求，要有目的地采取不同的財政金融改革搭配方式，適時調節經濟運行。從松緊狀況看財政貨幣政策有四種搭配方式，即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財政和銀行雖然要“橋歸橋，路歸路”，但這并不能降低財政與銀行配合的重要性.有時要綜合權衡利弊，適時采取措施。從我國目前來看，財政尤其中央財政極其困難，而財政承擔的許多義務又為社會所必需，這樣在銀行資金又相對充裕的情況下，實行緊的財政政策和較松的貨幣政策搭配是必要的，并注意中長期政策與年度計劃的銜接。

　　4.結合企業管理體制和價格體制等方面的改革，爭取財政狀況和金融狀況的根本好轉，增強財政金融的宏觀調控力度。我國目前財政收支失衡，財政困難重重;銀行資金供給狀況是基礎貨幣膨脹，而資金周轉速度大力減緩。財政支出和信貸投放皆呈剛性增長、低效運行。財政和銀行配合不力，有其客觀環境。因此，要結合企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強化企業產權約束和預算約束，增強企業的經營責任和納稅還貸責任，切實把提高經濟效益放在首位，爭取利潤最大化，打實財政信貸運行的微觀基礎;要結合價格改革，逐步減少價格補貼。總之，財政與金融的改革要與企業管理體制和價格體制的改革來同步進行，增加相互間的配合，使財政與金融宏觀調控達到應有的力度。

　　5.加強對預算外資金和財政信用的管理，增加財政金融配合的有效性。預算外資金在改革以來迅速增加，到1991年時已達到3243億元的規模，占當年預算內收入的94.5%。不斷膨脹的預算外資金，必然使社會資金分配格局、地方資金的結構和流向發生急劇變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宏觀經濟調控和銀行信貸資金管理。其一，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亂，導致中央銀行財政性存款大量流失;其二，部分抵消了金融宏觀調控的效果;其三，擴大了對銀行資金的需求，增加了貸款風險;其四，擠占預算內收入，導致財政收支不平衡，并最終迫使中央銀行增發貨幣，影響幣值穩定。財政一方面困難，改革以來，幾乎連年赤字，但另一方面財政自身又在辦信用。據測算，目前財政信用規模至少在1000億元，從局部來講，財政信用有一定好處，但從全局來看，負面效應較大:一是轉移了大量財政資金，使國家財政狀況連年惡化;二是它游離于中央銀行信貸管理和社會投資控制范圍之處，沖擊了國家綜合信貸計劃和貨幣發行計劃的有效實施，并避開了中央銀行的監管;三是信用行為政府化，缺乏銀行對信貸資金那樣嚴格的檢查、審核制度，降低了社會資金的使用效益，造成了資金和資源的浪費。因此，預算外資金的膨脹和財政信用的發展，無論對財政來講，還是對銀行來講，都是負面效應大的事情，必須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加以抑制，增加其透明度，合理確定預算外資金各項收支的范圍和編制方法，并建立合理的預算外資金收支分配體系和嚴格的審核制度;把財政信用納入社會信用總規�；蜚y行綜合信貸計劃之中。這樣既有利于加強財政、金融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又可增加財政金融配合的有效性。

　　6.在一些領域，財政政策可以為貨幣政策提供導向作用，要在實踐中科學靈活地運用，形成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合力作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作用，表現在財政銀行參與調節總供給的過程中，財政政策為貨幣政策提供導向。財政資金分配是以國家為主體進行的，反映政府行為，它的投向可以直接反映政府意圖。由于建設性財政資金一般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因此，它可誘導銀行的流動資金貸款資金結合起來共同調節供給。在充分考慮財政承受能力的基礎上，財政還可通過適度的貼息、減免部分稅收的方式來引導銀行對不同行業貸款實行差別利率，執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其它經濟政策。如對盈利低、投資回收期長的基礎設施貸款，以及農業貸款、高新技術產業貸款等，可實行低息政策，促使其迅速發展;而對一般經營性、競爭性行業，如加工工業，則實行相對較高的利率政策。政策性貸款主要體現政府意圖，代寫碩士論文因此財政作為國家綜合經濟管理部門應參與協調。財政金融通過多方面的協調配合，就可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