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老齡化的現實推動了探視父母義務的立法化、家庭憲法保障的具體化。探視父母屬于義務道德，法律應當符合道德。法律也需要社會文化認同的支撐，不能只講權利義務的平衡而忽視正確是非觀的構建。精神需求是沒有辦法通過外加的強制力予以實現的，“�；丶铱纯�”只是一個倡導性規范而非強制性規范。我曾辦過一個案件：孤身一人的李先生有一兒一女，由于子女不孝，李先生將自己的財產一套房子和大額存款遺囑贈給了他的保姆，李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來主張繼承遺產，最終該保姆依據公證的遺囑，得到了相關遺產。公民有自己處分自己財產的權利，作為子女不僅要從物質上，更要從精神上關心照顧好老人。
我認為，國家憲法日對樹立公民的法治意識、推動憲法實施具有深刻意義和深遠影響，讓每一個公民都有自己的法律顧問，是推動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我和我的團隊正在努力搭建為普通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的私人律師平臺，通過這個平臺，讓更多的人了解法律，并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的權利不被侵犯。
憲法，不只是條文
憲法，在我心中一直是一個嚴肅而恭敬的想象。初中時，憲法于我而言仿佛只是存在于歷史和政治課本中的那一句“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讓人摸不著頭腦。到了高中，在一次討論課上，關于我國憲法制定和修訂的歷史，憲法的作用以及憲法對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意義等問題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對憲法的認識。
通過討論學習，我知道了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共制定、頒布過4部憲法，并經過了4次修正。我明白了憲法不僅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且規定了我國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我國政治制度和其他法律制度的最高法律依據。
雖然憲法的基本常識是每個人必備的知識，但我認為，憲法的真正意義并不在于它是高高在上的冰冷的法律條文，而在于它與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是將人們日常生活與個體權利自由相連接的保障。然而，在現實中，憲法對許多人而言還只是抽象晦澀的法律文本，與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似乎并沒有太大關系，更談不上憲法意識。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說過，真正的憲法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每個公民的內心里。如今，對于已經步入研究生階段學習的我來說，憲法和法律是與我學習和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小細節。作為一名準新聞人，我深知通曉各種學科知識對本學科的業務和科研工作的重要性，其中憲法和法律知識尤甚。在以后的學習和生活中，我會更積極地學習憲法和法律知識，培養憲法和法律意識，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的基本義務，同時在個人權利受到侵犯的時候能夠運用憲法和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憲”之根本性是人們敬畏憲法所在
古人云：“懸法示人曰憲，從害省，從心，從目，觀于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接于目，怵于心，凜乎不可犯也。”今天，我們若再審其義，“憲”也有“表示”與“博文多能”之意。表者，使對之省察，當畏之。博多者，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心藏之。所以便有“憲章文武”之言，使人有所取法。中國古人對“憲”或“憲法”的這種表述，已隱含了今天我們所言憲法的根本性。當《中庸》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來表達這種根本性時，其中也蘊含我們現代人使用的正當性概念。
中國古典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差異就是，中國人對人類事務的正當性判斷并不是從一個超驗的實體(如上帝)那里領受的。中國的正當性來源是經驗的、歷史的，如《孟子》所說，“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同樣，像堯舜禹、文武周公這樣的圣賢，不只是些過往的偉大歷史人物，而且也是后世皆以取法的典范。他們不但為中華文化提供了德性之源，而且也為后世的中國提供了有關人類事務(如政治)的正當性標準。
在中國文化里，“根本性”從來都不是一種純粹的實證性，而始終隱涉了一種德性判斷。換言之，因為“憲”是由像堯舜、文武這樣的偉大圣賢確立和規制的，它本身就是正當性之源，人們沒有理由不敬畏與尊隨。中國的“憲”與“憲法”的根本性，并不是來自于西方意義上的“規范等級”中的“最高規范”，而是由確立者或制定者的正當性決定的。也就是說，問題不在于這種體制或典章本身的品質如何，重要的是，它是圣賢的制度和典章。“憲”與“憲法”本身也涵攝了使用該詞語的人所體驗到的那種充滿敬意的主觀感受。
為建設法治中國貢獻力量
12月4日是我國首個國家憲法日。對我們法官而言，在經人大常委會任命為審判員后，需要公開向憲法宣誓，公開承諾忠于和遵守國家憲法，自覺維護憲法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帶頭遵守憲法法律，帶頭嚴格依法公正辦案。
憲法與法院審判執行工作密切相關。第一，人民法院必須以憲法為根本活動準則，這就要求我們在審判、執行中必須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執法辦案，推進嚴格司法和公正司法，確保法律被嚴格遵守和實施。
第二，憲法是審判獨立的制度保障。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條規定是法院獨立審判的保障，保證了法院能夠將依法治國方略落到實處。
第三，審判獨立也推動憲法的實施。我國的憲法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我國立法法，最高人民法院有提請啟動憲法監督的權力。在司法實踐中處理合憲性問題，現有的做法是逐級上報至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請憲法解釋機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如何把四中全會的要求落到實處，還有待更多改革舉措的出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