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仍在!出生人口性別比6連降
出生人口性別出現了六連降,你感覺到危機了嗎?
國家統計局20日披露,2014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136782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10萬人。從性別結構看,男性人口70079萬人,比女性多3376萬人,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5.88(以女性為100)。
此消息一出,就引發了媒體、網絡熱議。特別是“男性比女性多3376萬人”這一數據,更是引發諸如“將有一大撥光棍來襲”“男同胞壓力好大”之類的擔心,同時也有“為什么感覺身邊剩女多”的質疑。實際上,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男性比女性多,不只是“男性危機”,更是“女性危機”和“社會危機”。
出生人口性別比6連降仍不樂觀
國際上通常認為,出生人口性別比保持在103~107之間為正常水平。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名女嬰,對應出生男嬰為103~107名。1982年起,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07.2,溢出正常水平,之后開始一路飆升。1994年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始終在115以上,2004年達到最高峰121.2,其中一些省份還長期維持在130。
2009年被視為是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的一個拐點,從這年起開始了持續6年的下降,但從國家統計局此次公布的數據看,當年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9.45, 2014年為115.88。也就是說,六年的降幅為3.57,整個下降的幅度還不大,距離國家要求的“十二五”期末要降到115這個目標雖然很接近了,但是從國際正常水平來看,我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依然高位運行,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依然任重道遠。
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一直被認為受多方面因素影響。直接原因包括B超、DNA等檢測技術的進步,給人為選擇胎兒性別問題提供了可能。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則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強烈的.男孩偏好情結,包括“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傳統觀念,以及與之密切相聯系的社會性別體制。比如在家庭制度方面,主流仍然沿襲隨父姓的姓氏規則、延續男娶女嫁的婚配規則;社區層面,女性成員更容易失去獲得土地、宅基地等資源分配的資格與機會;在勞動力市場上,女性因為生育等因素而會面臨著歧視的問題;以及諸如退休政策中的性別不平等問題等,都無形之中強化著男孩偏好。
“男性危機”是誤讀
每每討論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男性偏多的問題,總是伴隨著輿論關于男性婚姻危機的擔憂!袄掀懦蔀樯莩奁妨恕薄皩⒂幸淮髶芄夤鱽硪u”“男同胞的壓力好大啊”。這些說法與感慨,瞬間讓人感覺男性偏多的問題是“男性危機”。
如果我們換一種問法,或許就能夠發現更深層次的問題。按照國際公認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正常水平,如果說男性多了,就意味著女性少了。那么,這些女性去哪兒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消失的女性”,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干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
也就是說,男性多3376萬,對男性而言可能是婚姻的危機,但對女性而言,則意味著“生命的危機”。
我們不能因為“消失的女性”影響到了男性的婚姻,才意識到問題所在,并且僅僅局限在“男性危機”方面,也應該看到“消失的女性”更是事關女性生存、發展等基本權利的問題,是“女性的危機”。
如何拯救“消失的女性”
對于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引起的“消失的女性”問題,我國政府早在2002年,就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地開展綜合治理,其中就包括關愛女孩行動、嚴厲打擊 “兩非”(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非醫學需要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活動,優化生殖健康服務,加強利益導向。并通過法律、政策等,進一步理順落實計劃生育、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倡導男女平等。
同時,政府、婦聯、社會組織以及公眾也通過試點推進的方式,探索綜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經驗。如黑龍江全省推進修訂村規民約,確保社區分配規則中的性別平等。在安徽長豐,政府和社會組織合作提倡改變姓氏習俗,新生兒可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或父母雙姓,對隨母姓的給予一定的物質獎勵,變革喪葬習俗中的性別歧視內容,并將村規民約的形式予以固定,從而慢慢淡化唯父姓意識,引導人們改變男孩偏好觀念。這些探索,都從文化根源深處,觸動社會性別體制,可以說提供了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根本之策。在一定意義上,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連續6連降,可以說是對我國綜合治理工作成效的一個有力證明。
一方面,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在經歷6連降之后,依然高位運行。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國家人口發展“十二五”規劃》提出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至115以下的目標,這是政府首次將性別比的明確目標納入國家規劃。此前“十一五”規劃中,只提出“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這表明了我國政府治理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決心和勇氣,為治理工作的推進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組織保障。
國際治理的經驗也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經驗借鑒。從國際上看,在整個東南亞,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這些國家,都曾經出現過性別比較高的階段,如韓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也曾達到116.5的最高值。20世紀90年代以來,韓國政府通過立法以禁止性別歧視、設立政府專門機構以促進性別平等、運用法律手段禁止胎兒性別鑒定和墮胎等措施,基本實現了出生人口性別比回歸國際正常水平。
面對“男性比女性多3376萬人”的社會現實,媒體和公眾需要走出傳統性別觀念的窠臼,少一些“光棍來襲”式的調侃與選擇性忽視,多一些關注“消失的女性”之類的擔當與追問。
畢竟,男性比女性多3376萬人,不僅僅是男性的危機,更是女性的危機,也是全社會共同的危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攜手共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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