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筆者在JR大久保站附近一家學校，為中國學生做了一場研究生考試說明會。這家面向留日學子升學的輔校在東京圈的學生間很有名。每逢晚間、周末，此處門庭若市，成為中國學子集聚地。他們平日白天在日語學校攻讀日語，晚上、周末則在這里接受升學指導，許多人從此升入日本著名大學或研究生院。
當然，這些年，留學日本往往受各種外部因素影響。近年日本地震、核泄以及中日交惡，都影響到中國學子的留日選擇。但是，盡管存在上述現實因素影響，但卻仍有許多學子選擇日本，這與近代中日兩國存在的“歷史階段互補結構”有關。這就是說，在中國開始建構近代國家時，日本恰好剛剛完成了這個過程。這使得中國人希望從中找到建設中國的速效良方。
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引進西式教育。當時政府下令各地政府，應迅速建立新式學校，盡管如此，當時國內無法瞬間建立新式學校。那么，攻讀舊學經年的學子怎么辦?他們想到赴日留學。原來清政府當時有一規定：如取得國外中專以上學歷者，政府即可授官。而赴日留學，兩國距離接近，加上漢字做媒，促成了中國學子大舉留日。這是近代中國赴日留學第一次浪潮，這個高潮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爆發。
其實，這次日本留學潮，為中國現代轉型奠定了一個“速成”模式。現代中國各類學科，存在大量日文詞匯，多是彼時留日學生轉自日本的結果。當時，中國學子的涌入，刺激了日本私立大學的發展。一些私大，還成立了接收中國留學生的部門。例如當時早稻田大學專門成立了“清國留學生部”，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彭湃等，都曾在此學習。至今早稻田大學還保留著李大釗的成績單和學籍檔案。
這幾年，中國留日學生的數量略微有所下降，而來自越南等東南亞的留學生有所增加。例如在2013年，越南留學生同比增加4倍，達1萬名。盡管如此，中國留學生仍是在日外國留學生的最大群體。有人認為，日本無法大量接受非中國文化圈留學生的原因，在于漢字。一日語學校經營者對我感嘆道，漢字阻擋了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學生學好日語。非漢字圈國家學生想融入日本社會，其實很難。
日本許多地方，都有清末中國學子的青春記憶。老一代留日學人筆下，常有“神保町”“神田”字樣，當時不少留學生在這附近寄宿。今天這里是著名的書店街。例如神保町有33家新書店，141家舊書店。此外還有382家出版社、出版策劃公司、印刷發行公司。
改革開放后，中國出現近代后第二次日本留學潮。上世紀80年代，吉田茂的《激蕩的百年史》、賴肖爾的《日本》和傅高義的《日本名列第一》等書籍相繼被譯成中文，刺激了中國對現代化國家的向往。這次留學潮，是中國融入全球努力的一個組成部分。那時，中日兩國存在的“歷史階段互補結構”再次發生作用。中國剛剛結束一場浩劫，而日本戰后僅用20余年即建成西方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讓中國年輕學子感到振奮。
今天的中國，正在思考轉型的方向。如何建立一個貧富差距較小且互信程度較高的社會，如何建立一個天藍水碧空氣清新，滿目青綠的國家，這是我們目前正在努力的方向。今天赴日的學子，不會為日本電器、新干線而目眩，而是注重這個社會秩序穩定的原因。當然今天這個時代，已非清末，中日之間的巨大差異已在縮小，而這些學子，已非彼時中國學子那種充滿憂患意識的一代。但另外一個方面，中國社會轉型，也讓他們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調整、選擇自己的研究方向，思考如何能汲取東鄰的某些長處，糾正我們現代化過程中的某些偏頗。這些留日學子選擇日本的背景，則是近代之后中日兩國之間出現的第三次“歷史階段的互補結構”。
筆者想，在這個“歷史階段的互補結構”后，或許中國將步入一個穩定的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