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面試經歷

曾子墨面試經歷

    以下面試經歷，曾子墨回想起自己還年大學時到一家公司參加面試所記錄下來的，大家不妨認真的看一遍。

    大三那年，我決定結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懶散生活，而要利用畢業前的最后一個暑假，讓自己的簡歷錦上添花、盡善盡美。
 
    然而10多年前，在投資銀行找工作難，找暑期工更難，找提供給本科生的暑期工則是難上加難。我始終相信，有的機會是從天而降的，有的機會則是需要親手創造的。于是，不論關系遠近，也不論職位高低和資歷深淺，我那些屈指可數的在華爾街工作的朋友，無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執著的“騷擾”。終于，我把幾家主要投行的中國業務主管和人力資源主管姓甚名誰、電話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結果，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發出去的求職信絕大部分石沉大海，在他們語音信箱里的留言，也都杳無音信。“做過暑期工的不過是鳳毛麟角，那么多沒有暑期工作經驗的人畢業后不也一樣進了投資銀行？”我只能像阿Q一樣安慰著自己。

    然而，奇跡真的就這么發生了。兩個月以后，柳暗花明：我竟然接到來自美林的電話，請我到紐約去面試。

關于面試的故事我聽說了許多，特別是初次面試，各種尷尬的場面時有出現。我的一個朋友，今天已經是某著名投資基金的董事總經理，當年面試時就曾經有過這樣一段對白：

　  招聘者問：“你為什么對Corporate Finance（公司融資）感興趣？”

　  朋友彬彬有禮地回答：“抱歉，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投資銀行）。”

　  對方又問：“我是在問你，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

　  朋友很奇怪，心想怎么又問了一遍，于是更堅定地回答：“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

　  “難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嗎？”

　  朋友頓時面紅耳赤，啞口無言，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癡。

　  Corporate Finance和M&A（收購兼并）一樣，都是投行業務的一部分，很多時候，人們會用Corporate Finance來泛指Investment Banking。通俗點說，他們那段對話好比就是：

    “你為什么對做公安感興趣？”

　  “抱歉，我希望做的是警察。”

　  “我是在問你，為什么想做公安？”

　  “我不想做公安，我想做警察。”

    我即將面對的是生平第一個面試，期待，興奮，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嚴陣以待，將大家的經驗之談悉數記在心中：

　  千萬不能緊張，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談。為什么選擇達特茅斯，為什么愿意來到美林證券，答案一定要事先準備。面試前幾天的《華爾街日報》必須仔細閱讀，道瓊斯、納斯達克、恒生指數和主要的外匯匯率也都要熟記在心。握手的力度要適中，太輕了顯得不自信，太重了會招致反感。手中最好拿一個可以放筆記本的皮夾，這樣顯得比較職業。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所以目光不能飄忽游移，只有進行眼神的交流，才會顯得充滿信心。假如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那就盯著他的鼻梁，這樣既不會感到對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對方看來，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觸。 套裝應該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藍色，絲襪要隨身多備一雙，以防面試前突然脫絲。后來，我知道了投資銀行的確有些以貌取人，得體的服飾著裝可以在面試中加分不少。

　  做學生時，我從來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個大大的Jansports雙肩背書包。為了讓自己脫胎換骨，向職業女性看齊，到了紐約，一下飛機，我便直奔百貨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頓中城，里面的套裝琳瑯滿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讓我愛不釋手。售貨小姐也熱情周到，伶牙俐齒地勸說我一件一件試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試衣間時瞪大雙眼，對我贊不絕口。

　  試衣鏡里的自己果然煥然一新，看上去職業而干練。

    “您是只選一套呢，還是多選幾套？”售貨小姐甜美的聲音讓我從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這才意識到，我居然忘記了看價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實只屬于中檔，但是價格標牌上那一連串的數字還是讓我望而生畏。畢竟，我只是一個依靠獎學金生活的學生。我試穿的那幾套衣服加上消費稅，最貴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買？還是不買？”我激烈地進行著思想斗爭。

　  “它們真的很適合你！”售貨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著最后的鼓動。

　  這時，旁邊的收銀臺突然來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顧客�？吹剿�，我靈機一動，立刻拿出了 信用卡，態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額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貨小姐笑容可掬地為我結帳、包裝。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時后，等眼前這個對職業化裝扮的自己甚為滿意的女孩參加完面試，就會原封不動地把這套Ellen Tracy的西裝退還給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筆“巨額款項”。

　  第二天，穿著那套似乎專門為我定制、卻又并不屬于我的深藍色套裝，我鎮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進了美林的會議室。

　  面對來自香港的兩位銀行家，半個小時里，我學著美國人的方式，滔滔不絕地自我推銷，把自己說得像愛因斯坦一樣聰明，像老黃牛一樣勤奮，又像老鼠愛大米那樣深深地熱愛投資銀行。
 
　  握手告別時，在他們的臉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這個女孩，天生就屬于投資銀行。
 
　  在美林度過的那個夏天，我并沒有學會太多的金融知識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卻為我打開一扇窗戶，讓我欣賞到投資銀行的美麗風景，并且從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為華爾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級一開學，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輪又一輪看不到盡頭的面試旋渦里。和每一位忙著找工作的96級學生一樣，盡管11月的達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卻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氣里穿著西裝短裙和薄薄的絲襪，披著黑色長大衣，腳蹬高跟鞋，在漢諾威旅館和教室宿舍間來來回回，奔走穿梭。

　  漢諾威旅館是投資銀行來學校進行前兩輪面試的地點。那陣子，那里天天爆滿，每一層的走廊里都擠滿了西裝革履的學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著房間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資銀行的面試看上去層層關卡、危機四伏，但涉及的問題卻多半是“老三樣”。

　  “講述一下你自己的經歷。”

　  “朋友們會用哪幾個詞來形容你？”

　  “為什么我們應該錄用你？”

　  無論提問方式如何變化，我總是喜歡亮出我的“自我表揚一二三四”，以不變應萬變：

　  我聰明好學，能夠很快適應新的環境；

　  我擅長數字和數學，諸多相關科目的A+成績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勤奮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個小時不在話下；

　  我善于合作，是個很好的團隊工作者。

　  面試的時間再長，也長不過40分鐘。人人都怕刁鉆古怪的問題，我也一樣。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懷”的提問，我就伺機大講特講，口若懸河，再不易被察覺地“延伸”到我悉心準備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試接近尾聲，對方不再有時間也不再有機會來為難我。

　  那年第一次面試，是和第一波士頓（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一位副總裁。 第一波士頓為我面試的那位副總裁看上去只有30歲出頭。那天，他大概已經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端坐在酒店房間里那個并不太舒服的沙發上，馬不停蹄地見過了十幾名學生。輪到我走進去時，他早已滿臉疲憊，連握手時的笑容都像擠牙膏一樣勉強。

　  “Ok，tell me about 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中規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又有條不紊地將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副總裁斜靠在沙發上，邊聽邊點頭。第一個問題，我順利過關了。“你怎么證明你善于團隊合作呢？”我故意擺出一副沉思的樣子，其實，我的內心是在暗自得意。誰讓我又碰到了一個押中的題目呢？不過，我不想讓他看出我是有備而來。略微停頓了幾秒，我按照設計好的思路，開始繪聲繪色地講述我的“軍旅生涯”。

　  在北京念書時，我曾經先后兩次到38軍軍訓。這在中國算不上是出眾的經歷，但到了美國，卻是傲人的資本。40多天的軍旅生活，除了難耐的饑餓和沉積著黃沙的渾水，還留下了什么呢？沒想到的是，4年以后，身在異國他鄉，我卻突然發現曾經讓我叫苦連天飽受摧殘的軍訓竟然變成了面試時的制勝法寶。

　  面對第一波士頓的那位副總裁，短暫軍旅生活中被饑餓和惡劣的衛生條件所掩蓋的另一面，居然都在我腦海里重新鮮活起來。我活靈活現地回憶起在軍隊的大集體里，在團隊成員的相互幫助下，我們如何在泥沙混雜的戰壕里匍匐前進，如何在烈日當空時俯臥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輪流站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時被哨聲驚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連滾帶爬地緊急集合，再像殘兵敗將一般，翻山越嶺“急行軍”……

　  聽著聽著，副總裁的身體坐得越來越直，原本無精打彩的眼睛也變得炯炯有神。那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了，當我走出那個房間后，即便他記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會記住有個中國女孩，她曾經在中國軍隊里摸爬滾打。我還確信，只要被他記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輪面試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連說了三個“great”，才又接著問：“聽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點嗎？”

　  “英語畢竟不是我的母語，所以和美國同學相比，我想，這是我最大的弱點。”我坦然應對，并沒有遮遮掩掩，因為如果能化缺點為優點，化不利為有利，遠比一味陳述自己的優秀更有說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剛來美國時，我每天除了上課和打工，還要至少花一兩個小時守在電視機前看新聞，為的就是練習英語。另外，雖然我在英文寫作課上的成績是A和A-，但我并沒有就此停滯不前……”

　  因為擁有接近3.9的學積分和在美林的暑期工作經歷，我輕而易舉地獲得了幾乎所有大型投資銀行的初次面試；然后，憑借充分的準備和逐漸嫻熟起來的技巧，我又在所有公司的第二輪面試中過五關斬六將，一次次地飛往紐約，接受最后的考驗。
 
　  進入第二輪面試，常常是應試者同時面對兩個人提問，半小時后，再邁入另外一個房間，接受同一家公司另兩位銀行家的評判。

　  兩位考官，常常一個扮“好人”，一個扮“惡人”。與摩根斯坦利進行第二輪面試時，我就曾經成功地把“惡人”感化成了“好人”。那天上午9點，我準時走進約好的房間，兩位男士早已經在那里等候。其中一人友好地站起來，熱情地說：“子墨，你好。我是Mike，M&A的董事。這位是我的同事，Merchant Banking的經理，Rob。”一見Rob好似陰天的表情，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那個“惡人”。“為什么對投資銀行感興趣？是因為錢，還是因為喜歡接受挑？”

　  好人Mike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如同一份押中了50％的試卷，前一半在復習范圍之內，后一半卻只好臨場發揮。比臨場發揮還折磨人的是，這個問題讓人左右為難：雖然無論對本科畢業生還是MBA，投行的起薪確實高于平均水平，但如果你的答案是錢，你會被看作“貪婪”，如果答案是挑戰，又會被視為“虛偽”。

　  我該怎么辦？此情此景，我想我只能避重就輕，搬出倒背如流的老套路：“投資銀行最吸引我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首先，我可以學習到很多技能，比如，評估資產價值，幫助企業融資，協助公司通過收購兼并來提高核心 競爭力和把股東價值最大化，還有談判以及如何與律師、會計師一起創造出最好的交易架構；其次，投資銀行集中了許多聰明能干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與他們一起工作，我一定會有收獲；第三，美國經濟高度發達，資本市場功不可沒，我希望通過投資銀行的工作，近距離地觀察資本市場如何推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又如何推動經濟的發展。另外，我對投行感興趣是因為我非常適合投行的工作……”

　  設計這樣的答案，“首先”是為了告訴對方，我了解投行的業務，“其次”是一半奉承一半真心，當然主要是為了讓他們倆人高興，“第三”是表明我還有宏觀的視野，最后，之所以又把“自我表揚一二三四”加了進去，哪怕有些答非所問，是因為我不能放棄任何一個詮釋自己的機會。而且，我必須為自己贏得時間，必須在滾瓜爛熟地背誦“臺詞”時，騰出一半大腦，認真地思考“錢和挑戰”，我到底該如何應對。

　  “做投資銀行的確是很好的學習過程，但是錢呢？錢重要嗎？”“惡人”Rob果然看穿了我的小把戲，將了我一軍。

　  “不能否認，投行的薪酬是有誘惑力的，但是如果以一周工作八九十小時來計算，分析員每小時的薪酬又能比在 麥當勞打工高多少呢？人應該有長遠的目光，作為職業生涯中的第一個工作，最重要的不是薪酬有多少，而是你學到了什么，能讓你終生受益。”

　  短短的幾句話，我眼看著Rob的表情陰轉多云，又多云轉晴。我知道，我的左右逢源又幫我逃過了一劫。

　  在一家投行的前兩輪面試中，通常要接受五六個人的“拷問”，到紐約參加最后一輪面試，則要在一天之內至少見8個人。這么多輪面試成百上千的問題中，“錢”的問題并不算刁鉆，Rob也不算最惡的“惡人”。

　  參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輪面試時，一位分析員剛走進會議室，樣子就讓我頗為意外：他的襯衣袖子高高地挽起，領帶歪斜著掛在胸前，雙眼還布滿了通紅的血絲。面無表情地與我握手寒暄后，他不動聲色地發問了：“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薪水有兩種支付方式：一年12000美元，一次性全部給你；同樣一年12000美元，按月支付，每月1000美元。你會怎么選擇？”

　  我心里“嘭”地一跳，這人怎么不按常理出牌�。�

　  我囑咐自己千萬別慌，剛要迅速回答，卻又突然意識到，如果簡單地說選擇第一種，答案太過絕對了。

　  我想，我不如搬出課本里的名詞：“這取決于現在的實際利率。如果實際利率是正數，我選擇第一種；如果是負數，我選擇第二種；如果是零，兩者一樣。同時，我還會考慮機會成本，即便實際利率是負數，假如有好的投資機會能帶來更多的回報，我還是會選擇第一種。”說完這一長串的答案，我不禁有些沾沾自喜，因為我知道回答這類問題時，相對于答案本身，思考的過程更被看重。“一般人都說選擇第一種，你還不錯，考慮得很周全！”淡淡的一句點評后，他并沒有就此罷休，“那實際利率又是什么呢？”“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幸好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還沒有完全荒廢，我在心里慶幸。“現在的聯儲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貨膨脹率在什么水平？”這一次，我真的被問住了！我實在想不通，我與他素昧平生，他何苦這么咄咄逼人呢？

　  準備面試時，我就告訴自己要秉承一個原則：不懂的千萬不能裝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編亂造。于是，我老老實實地回答：“對不起，我不知道，不過如果需要，我回去查清楚后，馬上打電話告訴你。”

　  后來，我的確聽說過一個中國女孩為了表現自己與眾不同，告訴面試她的美國人，說她的最愛是開 賽車。乖巧的東方瓷娃娃卻熱愛西方式的瘋狂和刺激，這讓從小就不說謊的美國人信以為真，神魂顛倒。然而，公司里的中國同事卻一語道破天機，斬釘截鐵地說這個女孩是在杜撰。結果可想而知，空歡喜一場的美國人發現，乖巧的“瓷娃娃”居然連駕照都沒有，于是高呼上當受騙，而那個中國女孩，自然也無緣那份工作。

　    那位分析員不依不饒又提出一個通常只有咨詢公司才會問的智力測驗：“9個硬幣，有一個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樣，你用兩只手，最多幾次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

　  “三次。”我不服輸地飛快回答。

　  “還是9枚硬幣，改變其中的一個條件，兩次就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這個條件應該怎么修改？”

　  “告訴我這枚特殊的硬幣比其他的硬幣重還是輕。”

　  當我再一次以飛快的速度給出了正確答案，他終于低聲說了句“Good”，然后問，“你現在有沒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一共有幾個？是哪些公司？”笑容悄悄地爬上了我的嘴角，他的表情終于不再橫眉冷對，提的問題也終于走上了正軌。

　  據說在我的評定書上，他填寫的意見是：不惜代價，一定要雇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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