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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講他的故事
在中國，楊振寧的名字從知識階層，到平民百姓，可謂家喻戶曉。一位從事自然科學的學者具有這樣寬泛的知名度，不僅因為他是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另一位得主是同為美籍華裔學者的李政道教授)，還因為他是1949年新中國建國以后第一個回國訪問的卓有成就的美籍華裔學者。
合肥小男孩從廈門走進清華園
2001年10月29日下午，楊振寧應上海市海外聯誼會邀請，在浦東上海國際會議中心作《21世紀的科技》演講后，又以“八十自述”為題即席演講。他用親切的語調對大家說：“按中國舊歷的算法，今天我整整八十歲!”
臺下響起一片深情的掌聲……
1922年，楊振寧出生在安徽合肥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家庭。當他未滿周歲時，父親楊武之先生考取美國公費留學，去了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整整6年，他一直沒有見到過自己的父親，甚至不認識父親。
6年過去了，父親從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受聘于廈門大學數學系。母親帶著全家人從合肥老家出發，風塵仆仆地趕往廈門與父親團聚。他們一路水陸兼程，途經上海。當楊振寧站在上海這座東方大都市的大馬路上，望著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往來穿梭奔馳的汽車，他的驚愕程度絕對不會遜于《子夜》里那位從鄉下初到大上海的吳老太爺!爾后，他在下榻處，又第一次看到了手指一撳便會涌出嘩嘩流水的抽水馬桶。這個富于想象的孩子第一次朦朧地感受到了現代科學技術的無比偉力!
父親任教的廈門，是一個給楊振寧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他們家住的那棟小樓就坐落在大海的邊上。在那段美妙歲月里，他看到了藍天大海無窮無盡的變化，看到了偉大宇宙無邊無際的奧妙。這片廣袤無垠的天地，在楊振寧的心里，種下了對大自然、對祖國河山的深深情種，以及對探索自然奧秘的無窮興趣。
后來，父親受聘于清華大學，一家人又去了北平。
楊振寧在清華園生活了8年，這8年恰恰是一個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歲月。楊振寧曾多次談到，清華園的8年，在他的一生中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過了半個世紀，20世紀70年代以后，他欣然應聘出任清華大學名譽教授。近年來，在他從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后，他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的完善和發展上。
當然，在這8年里，楊振寧也跟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親歷了日本軍國主義入侵祖國東北三省事件，親歷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于一個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自然是終身難忘的。
盧溝橋事變以后兩周，楊振寧與全家人一起回到了合肥。原以為會像上海“一·二八”事變后一樣，日本人會撤退。但事與愿違，幾個月后，日機開始大規模轟炸，回北平的夢成了泡影。
西南聯大的感情鏈
1937年12月，日軍占領南京，隨后就是那場人類歷史上野蠻血腥、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這是一段令楊振寧，也是令整個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恥辱歷史。
烽火歲月里，父親帶著一家人從合肥經漢口等地到了昆明。楊振寧在那里進了西南聯大，那所在戰時極負盛名的大學。父親也在那所大學任教。
西南聯大由戰前中國最有聲望的三所大學合并而成，它們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了4年本科，爾后，1942年至1944年，還是在西南聯大，他又完成了研究生學業。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的是物理系。當時在西南聯大任教的教授多為留學歐美歸來的年輕博士。他坦率直言，在西南聯大，最為成功的當推數學系，而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位數學教授是：陳省身，華羅庚和許寶路。
說到物理系的老師們，楊振寧的眉宇間更是洋溢著一種難以抑制的懷念之情。那些當年親手把他引入科學圣殿的業師們，都是中國物理學界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哪!
楊振寧是一個非常念舊重情的人，對于他來說，師恩終身難忘。他十分尊崇已故的趙宗堯教授，80年代，他曾與國內的物理學界同行共同撰文，贊揚趙老師在物理學研究和教育中取得的重要成就。還有吳大猷和王竹溪教授，在楊振寧的眼里，這兩位老師當年的教育對他的一生都起到了重大的影響。
楊振寧在上大學四年級時，曾就畢業論文一事求教于吳大猷教授。吳大猷當時給他出了一個題目：“群論在分子光譜學中的運用”，而分子光譜學正屬于吳大猷本人當時的研究范圍。在吳大猷的指導下，楊振寧完成了這篇論文。就在完成這篇論文的過程中，楊振寧第一次步入群論研究這一神奇之谷，群論在未來物理學研究空間中的重要地位，群論所展示的那種令人贊嘆的奇特的美，在這位未來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自此以后，楊振寧一生所從事的研究幾乎都與群論有關。
從美國學成歸來的上海籍教授王竹溪是從事統計力學研究的，一位優秀的教師對學生日后的學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楊振寧一生從事的研究中，有三分之一的內容是統計力學。
韓愈曰，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楊振寧后來的事業，已被歷史證明是超過了他的老師，但是，對他而言，沒有這些優秀的甘為人梯的老師們，就不會有他楊振寧的今天。師恩難忘哪!
1944年，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獲碩士學位。同年，清華公費留美發榜，楊振寧榜上有名。
為了護照、簽證等事，前前后后，足足拖了一年。父親雖為教授，但戰時持續通貨膨脹，入不敷出，可謂捉襟見肘。迫于生活，楊振寧在等待出國的這一年里，做了西南聯大附中的教師。他自然沒有想到，這一年的教職，竟促成了他一生的美滿良緣。
今天我們都同意，是她先看到我了
楊振寧說，他很感謝那一年的中學教師生活，因為那段生活使他對中學生、中學老師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特別是，在自己任教的那個班上，他認識了后來的太太、當時的學生杜致禮。
1945年，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楊振寧決定在印度加爾各答搭乘去美國的運兵船。等了兩個月，終于等到了床位。于是，經地中海、紅海和直布羅陀海峽……最后到達了美國。
“上岸至今，已經有56年了�！�2001年10月，在浦東上海國際會議中心的演講大廳，對著上千位聽眾、同胞，他十分有感觸地說了這樣一句話。
跟當年父親一樣，楊振寧也選擇了芝加哥大學。他希望著名的物理學大師費爾米做自己的導師，結果如愿以償。
費爾米在當時已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和實驗物理學家之一，這位非凡的科學家同時在上述兩個領域都做出了第一流的工作。
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念了兩年半，獲得了博士學位。爾后，又留校教了一年書。楊振寧在芝大的力學老師是當時年齡還不到四十的泰勒教授，那位泰勒后來被譽為氫彈之父。楊振寧記得，泰勒有一種非常反傳統的性格。有時候，他會在走廊上拉住你，興致勃勃地談他剛萌生的一個新見解。而此后不久，他又毫無懼色地糾正了自己。也許，在泰勒的10個新見解中，有9個半是錯誤的。但這對楊振寧一生的科學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因為，科學研究，發現、揭示真理，這確實需要一種異乎尋常的率真和勇氣，而在這份勇氣中，自然也包括了敢于認識和糾正自己錯誤的自信和大膽。
離開芝加哥大學后，楊振寧去了普林斯頓研究院。這所獨立的研究機構有二十幾位專職教授，沒有學生，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位研究人員。
楊振寧在普林斯頓呆了17年。這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17年，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在西南聯大附中教書時的學生，后來成為他太太的杜致禮。
那是1949年的一次不期而遇。
“今天我們都同意，當時是她先看到我了。”楊振寧說。也許是太太不在身邊，說這話時顯得旁若無人。
邂逅的地點在普林斯頓的一家飯店。
“楊老師，你還認識我嗎?”那天，杜致禮突然出現在楊振寧的面前，明眸含笑地問道。
人生的改變有時是從一句尋常到不能再尋常、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寒暄語開始的。 就像所有的有緣男女一樣，這對年輕人很快墜入愛河。8個月后，他們喜結連理。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這塊學術圣地中，最負盛名的人物，便是被公認為20世紀人類科學史上的驕傲的愛因斯坦，以及同樣令世人高山仰止的科學大師奧本海姆。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的綠色草坪間，年輕的楊振寧經常能夠看到愛因斯坦步行而來。他從來不開汽車，與他同行的，是他那位杰出的助手戈登。
與偉大的前輩同飲一池之水，自使楊振寧備享“開光”之澤，獲益終生。
1957年，因提出“弱互作用下的宇稱不守恒現象”這一重大理論，年僅36歲的楊振寧與他在美國的中國同行李政道博士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居世界一流科學家的行列。
在普林斯頓生活了17年之后，楊振寧收到了來自紐約的邀約函。紐約州正在籌建一所新的大學：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這所大學的校長懷廣納賢才共襄盛舉之心，盛情邀請楊振寧加盟，助其為新校發展出力。
楊振寧欣然受聘，前往石溪分校走馬上任。這一年是1961年。
“乒乓外交”開啟回國之門
1971年，在中美關系史上，先后有毛澤東邀請他的老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走上天安門、“乒乓外交”等震驚中外的大事，這一系列重要信號預示著中美關系解凍在即。
1949年以后，楊振寧一直與在上海的父母弟妹保持著聯系。他曾經四度跟家人在瑞士日內瓦和香港等地見面。面對著這些世界名城的湖光山色，如畫美景，與家人久別重逢的片刻喜悅卻無從消除長期離別的苦澀愁情。
當他獲知“乒乓外交”的信息后，立即給父親去信，要求回國探親。忐忑不安地，父親將此事向有關方面作了請示匯報。很快，楊武之教授就接到來自國務院的答復：“歡迎!讓你的兒子到中國駐法大使館去簽證。”當時中國和美國之間沒有建交，許多中美之間的重大外交談判都在巴黎進行。
就這樣，楊振寧，195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便成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成績卓著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回國訪問的第一人。
楊振寧在上海華山醫院見到了父親楊武之。當時父親已經罹病住院，但他氣色不錯，特別是見到愛子歸來，更是喜出望外。
兩年以后，楊武之教授在華山醫院故世。這位老人離去時的心情當是安詳自如的，因為他為社會、為祖國、為世界奉獻了一個杰出優秀的兒子，而且，在他有生之年，終于能與遠隔重洋的兒子在祖國重逢。
大餅油條攤的“糧票風波”
楊振寧1971年第一次回國，上海是他的第一站。他住在錦江飯店。
住進飯店的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被宣傳喇叭給吵醒了。他隨手取了照相機走出飯店。他看到，馬路對面有一家大餅攤。好香哪!大餅，油條，還有豆漿、粢飯團，這里面，有多少兒時的歡樂，多少青少年時代的往事!他走近大餅油條攤，把手伸進褲袋，袋里有弟弟楊振漢頭天晚上給他的一些人民幣零錢。他看見一位中年婦女在舀豆漿。
“一碗豆漿多少錢?”
“兩分錢。”
掏錢。伸手接豆漿。
“同志，糧票——”
“糧票，什么糧票?”
他一臉驚愕。對方卻是一臉疑惑。
他一想不妙，回身就走。豆漿也顧不上拿了。
他繼續漫無目標地走，略微顯得有點心神不寧。忽然，他瞥見前面不遠處那一長排修剪整齊的法國梧桐樹中間，有一個小男孩的身影。一定是在摸知了——真像自己的童年哪!楊振寧一時童心大發，舉起手上的照相機，便要把這動人的一幕記留下來。
“不要動!”
猛然間，他聽到一聲斷喝。他的手一哆嗦，照相機差點跌出手去。
抬頭望去，那是一張警覺的臉。很認真很執著。對方示意他站在原地不要動。
那是一個對許多事許多人保持著高度警惕的時代，站在楊振寧前面的是一位階級斗爭的弦繃得緊緊的市民。
那人叫來了一位正在茂名路上值勤的解放軍。解放軍是懂紀律的，他對楊振寧說：“你先站著，我去請示一下�！�
“誤會了，這是我們請來的客人!”
幸好，一位錦江飯店的工作人員看著楊振寧從飯店大門口走出去，見他久久不歸，便走出飯店張望一下，不想正好給楊振寧解了圍。
一場虛驚。
風波過后，楊振寧的父母堅持讓弟弟陪哥哥同住，以免再有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發生。
他把毛主席詩詞看了10天
楊振寧那一年回國，到了很多地方。他發現，雖然當時中國很落后，城市居民只能勉強度日，但他們生活得很自信。
在北京，楊振寧故地重游，一呆就呆了10天。
他住在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在他房間的墻上，掛著水印木刻的毛澤東主席的墨跡：“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楊振寧看著這兩句詩想了很多很多。他的子女是美國人，而他自己、他的父母是中國人，他不能回避這樣一個十分現實又十分敏感的問題，他不能不面對這些縈繞腦際揮之不去的問題。
他反復思考的結論是：中美之間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他，楊振寧，將竭盡己力，努力促進中美關系的好轉。盡管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家。
回到美國后，這位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到各處作了多場演講，身體力行地為中美兩國關系的改善而奔走呼號。
1973年夏，已經步入晚年的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會見了楊振寧。
在這次會見時，楊振寧十分吃驚地發現，日理萬機的毛澤東竟然對自然科學抱有十分濃厚的興趣。那天，他跟楊振寧興致勃勃地討論了基本粒子的結構問題。
毛澤東把身子靠近楊振寧，興奮地笑著，用一口濃重的湖南鄉音告訴對方：在中國，那些古代哲學家們也曾試圖解釋過物質的結構。這位充滿睿智的老人還風趣地引用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話，這一切激發了諾貝爾獎得主的很大的興趣。
毛澤東伸出手指，比劃著問楊振寧：“在你們的領域里，對‘理論’這個詞和‘思想’這個詞是如何用的?”
楊振寧顯然給問住了，他從來沒有考慮過這兩個詞之間的區別。他停頓了好一陣，向對方作了一個他自己也并不滿意的答復。隨后，話題又轉入這兩個詞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義，并把它們放入物理學學術這個特定領域里加以比照，以找到這兩個詞之間的細膩區別。楊振寧認為，這一關于“理論”和“思想”的詞義討論似乎沒有得出任何具體的結論，但令他印象至深。
中國在10年里有望問鼎諾貝爾獎
從1971年楊振寧第一次回國至今，已經30年了。
2001年的金秋，在上海西南角的衡山賓館11樓，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輕輕撩開南窗的窗簾，顯得十分感慨：短短的幾年間，上海這座城市已經變得讓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認不出來了!
楊振寧已經有7、8年沒有去上海了，他本想看看市容，喚起多年以前的記憶，但他已無從找到這座城市原來所給予他的印象，他看到的是一座全新的城市!
楊振寧認為，新中國已是一個新新中國了。
楊振寧還認為，中國在20世紀的科技進步非常之快，而且現在還繼續保持著這種進步。再過三四十年，中國一定能夠居于世界科技的前沿。
當談到父母當年對自己的教育時，楊振寧十分坦率地承認，父母當年對自己的教育很明智。他小時候數學好，但父親并沒有刻意地向他灌輸數學知識，上初一、初二時，還讓一位著名的歷史教授教他《孟子》。
對于當前出現低齡出國留學現象，楊振寧的看法很辯證：一個人的目標是在學術上和科技上有所成就，那最好的辦法是在國內念好的中學和大學，到國外去念研究生;假如是求得將來的生活優裕，那么低齡出國的成功率比較大。
他還認為，中國的機會比外國的機會多。
他說：“清華的學生比美國大學的學生水平高。這話我不是隨便講的，是認真想過的。中國的學生數是美國的4倍，而中國的大學遠遠沒有美國多。所以我說，哈佛大學學生的水平不能跟清華大學比。中國學生在美國念研究生，一開始有吃虧的地方，這是中國的教育制度太注意穩扎穩打所以導致學生的膽子小，一開始手腳放不開，時間長了，也就適應了，步子也快了�！�
談及中國科學家什么時候能夠在本土問鼎諾貝爾獎，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信心十足地回答：“20年完全可以，10年里希望也很大!”
他說，他對馮友蘭晚年提出的“舊邦新命”論完全贊同。
“這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在21世紀是一個新的國家，一個舊邦中生長出來的新的國家。對于21世紀的世界，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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