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大學生就業難題需降低教育成本

緩解大學生就業難題需降低教育成本

　　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已成為當前全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將有超過1000萬的往、應屆大學畢業生面臨擇業考驗，就業形勢異常嚴峻。

　　為緩解壓力，促進就業，今年“兩會”結束后，國家迅速出臺了一系列就業扶持政策，并有意識加快建設了一批投資少、見效快的大學生創業園或創業孵化基地。就目前情況看，這些政策扶持和建設投資，業已取得良好效果，為高校畢業生點燃了新的希望。但是，較之大學生就業的實際，距離社會的需求、人們的期待仍有較大差距。

　　面對大學生就業難現象，社會賢達紛紛獻計獻策，在為大學生們找出路的同時探討了問題的致因。如有的認為“就業難在于不能破除傳統擇業觀”、“就業難是因為創業時耐不住寂寞”。由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如“下鄉支農，實現‘雙贏’”“去中小企業和非公單位”“應從基層做起”“能否從開早餐點做起”等等。筆者以為，這些觀點和建議，對于拓寬大學生的就業渠道確有借鑒價值，但不能徹底解決大學生就業難題。因為，上述觀點和建議，都只是將大學擇業問題偏執于大學畢業這一時段抑或說只是將大學就業難現象看作在大學畢業這一特定時段出現的特殊問題，未將大學教育作為一個過程來考量。筆者以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并非源自大學畢業時的實際困難（畢業生總量、崗位設置、社會選擇），而是根源于整個大學教育機制，是大學錄取、大學學制、大學建設這一體系共同催生、造成了就業壓力，并集中體現為最終（畢業）的擇業困難。簡言之，是大學教育的高消費、高成本，最終導致了大學生擇業的困難和壓力―― “成本困境”才是困擾大學生就業的真正致因抑或“瓶頸”。

　　據統計，大學學費在近20年的時間里上漲了約25倍，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長了4倍，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2.3倍，大學學費的漲幅幾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這一比例，在農村和偏遠地區更為懸殊。雖然國家相應地采取了一些貸款、助學措施，但高昂的大學學費依然讓城鄉居民頗感壓力，更讓低收入人群不堪重負。教育的高成本，已導致教育作為社會調節器的作用被嚴重削弱。盡管人們現在還能堅守著“知識改變命運”的底線，視上學、讀書為改變人生命運的捷徑，但由于走這條捷徑成本太高，已讓越來越多的家庭不得不傾盡全部財力甚至債臺高筑。于是，在完成學業之后，盡快收回投資、償還教育成本，成了眾多家庭、高校畢業生的當務之急。而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約到了他們的擇業意志和期許，甚或說使其不得不喪失擇業自由、規避個人意愿。是以，在這種現實下，盡管他們也許并不欠缺“下鄉支農”“去中小企業和非公單位”“從基層做起”，甚至“從開早餐點做起”來建構人生、成功創業的理性，但是，就目前情況而言，從事這些職業根本難以在較短時段內償還教育成本。由此，大學生們在擇業過程中表現出的期許過高、抱怨遲疑，是可以理解甚至是必須予以理解的。

　　實際上，不同的家庭在承擔教育成本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能力、條件不同，直接造成了不同學生在學校選擇、就業條件、個人意愿實現等諸方面的差異，并由此給他們帶來了就業壓力和心態失衡。北京青年壓力管理服務中心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就業壓力對大學生的生理（睡眠與食欲）、心理（擔心、不樂觀）以及行為（做事效率、生活規律）都產生了明顯影響，其中，“想到畢業就憂心忡忡”的比例高達52％，而“對目前的就業形勢感到樂觀”的人群不足9％。

　　那么，如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尤其是今后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呢？筆者以為，降低教育成本是最基本的途徑。只有教育成本降低了，教育支出不再成為絕大多數大學生家庭的重負，在擇業過程中他們才會擁有更多的自由，保持足夠的耐心和清醒，來理性地規劃人生、科學創業，甚至他們才會愿意抑或接受“下鄉支農”“去中小企業和非公單位”“從基層做起”，甚至“從開早餐點做起”。由此，筆者堅持：對于當前的大學錄取、大學學制、大學建設體制必須進行重大改革，使大學教育徹底走出高投入、高消費的格局。為此，大學在招生規模、校園建設、學科建置、人才培養等一系列問題上都有所控制、科學考量。國家在高校扶持上，實現由規模支撐、量化督導、行政參與到助學補助、資金引領、內涵考量的轉變，以讓更多的學生輕松上學，潛心讀書，科學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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