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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窮人的孩子早就輸在起跑線上
“寒門再難出貴子”是近年來一個頗受關注的社會問題?梢哉f,這是個殘酷的社會現實,從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北大、清華等名校招收的學生中,農村學生特別是農村貧困家庭的學生比例下降即是一個佐證。
當然,這一現象與大街小巷處處可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所提倡的“公正”背道而馳。因此,似乎為了某種糾偏,北大、清華等全國46所高校已啟動農村學生專項招生,錄取優惠分值最高可降60分。
清華啟動“自強計劃”,面向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及縣以下高中,招收農村學生。錄取人數不超過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的5%,約達170人。
北大則啟動的“筑夢計劃”,以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優秀農村學生,主要面向邊遠、貧困、民族等地區縣(含縣級市)及縣以下高中勤奮好學、成績優良的農村學生。
這種象征性的彌補措施,能多大程度促進公平?我對此抱有懷疑。在考生“身份”認定中,確定出誰能享受這一優惠政策,其中就有著相當大的人為因素。與硬碰硬的考試相比,真正的農村生或貧困生在獲取政策惠顧的資源比拼中更處于劣勢?紤]到以往各種加分、保送政策,成為豪門家庭營私舞弊的重要路徑,誰能保證,面向農村學生降分的專項招生,不會成為有能量家長又一舞弊渠道?
而且,我之所以認為這種彌補措施是“象征性”的,乃是因為,這十幾年來,因為基礎教育的資源分配的顯失公平,才導致了農村學生特別是貧寒家庭的學生考入名校越來越少;A教育是因,高等教育是果。不從“因”上解決問題,僅僅在“果”上做某些象征性彌補,那只是應對輿情的宣傳,很難促進實質性的公平。
在改革開放后,恢復高考制度最初的十幾年內,城鄉的基礎教育也是不平衡的。鄧小平曾為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边@“三個面向”成為一個時期教育之圭臬?稍偕钏家幌拢瑸槭裁词菍吧綄W校題詞而非某所鄉村小學?景山學校是一所什么樣的學校?這本身就說明問題。
但是,我也要說,那個時期基礎教育的不平衡程度,遠不如現在。這種不平衡加大的趨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家庭對孩子基礎教育所需的實際投入越來越大——而這種投入加大是以“加強素質教育”為名的;二是優質教育資源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流入造成的“馬太效應”越來越明顯。
以我生長的湘中農村為例。我家所在的那個自然村有700多人,在1999年以前,是遠近聞名的“讀書村”。本村最為輝煌業績是:1984年,一位陳姓老兄高考成績是湖南省理科第一名,他那年16歲。一時間,山村沸騰了,整個縣也沸騰了,他被北京大學錄取,現居美國。
像我這樣考入蘭州大學這類低調名校的人,則是等而次之了。我和這位老兄所讀的小學、初中是同一所,他所讀的高中是縣一中。如果要說教學條件,那可真是簡陋。我們所讀的小學現在不復存在了,好些年前被撤并,原址成為養豬場。
這位陳姓老兄和我就讀該小學時,全校只有5個班(一到五年級各一個,當時小學是五年制),五位老師全部是民辦教師,最高學歷是高中畢業,他們在教學之余還要回家耕種責任田。我們所就讀的初中位于一個山坳上,連圍墻都沒有,操場是泥巴地,我倆先后就讀時,班主任兼語文教師恰好是同一人,這位老師是我同村的叔叔,當時也是民辦教師(我初三那年轉正)。
這種簡陋教學條件下能出基礎教育大省“理科狀元”,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奇跡。這個奇跡頗能說明些問題。在當時,盡管基礎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但貧困地區天資聰穎而勤奮的學生脫穎而出的機率遠大于現在。
原因也很簡單:一是那時候教學內容和考試的內容相對較窄,學生自身素質以外的因素決定性作用不如現在,而且考試的標準比較剛性;二是家長對孩子基礎教育也不需要現在這么大的投入。
再以我那個小山村的“高考奇跡”為例,當時我們小學每學期收費2元5角,此外買幾本教材幾支鉛筆和練習本就行了。老師的水平高固然好,即使水平差,天分高的學生將有限的幾本教材讀懂并不難,進而融會貫通,相比較城市里的學生,差距并不大。所以那時候,我們湘中農村對孩子教育的保障就是:給他交學費,讓他吃飽飯。如此足矣!
可現在呢?九年制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可大多數家長對孩子基礎教育實際投入是增長的。農村子弟特別是農村的貧寒子弟,很容易輸在“起跑線”上。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名堂越來越多,學習成本越來越高。各種加分條件,往往被父母有能量的學生享有,各種各樣的“素質教育”的投入,遠非農村孩子的家庭能夠承擔。
再加上這些年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農村空心化,農村的孩子不是隨著父母進城就讀打工學;蚪枳x在條件較差的郊區學校,就是跟著祖父祖母留守在家。這樣的情形下,要出陳姓老兄那樣的“高考奇跡”幾乎不可能。
明代科舉的考試范圍限定在“四書五經”,最重要的科目是八股文寫作。這種考試模式后來被許多人詬病為僵化,禁錮人的思維。其實這種考試標準是比較公平客觀的,將“四書五經”背熟讀通并能寫出優秀八股文的人,要具有相當的素質。
重要的幾場考試內容限定“四書五經”,形式主要突出八股文和試帖詩(策論則可考察一個人的知識面和綜合分析能力),對貧寒子弟是大有好處!八臅褰洝,貧寒子弟也能買得起,再加上勤奮或者天資不低,和權貴子弟相比劣勢并不明顯。所以湖南湘鄉偏僻山鄉荷葉塘的農家子曾國藩能考進士、點翰林。
古代有“窮文富武”之說,學文并不需要很大的投入,幾本書就行。學武則不一樣,光那些裝備就是不菲的支出。如果那時候的科考以“素質教育”為名,范圍擴大,二十三史、歷代文豪的文集都在考試之內,那貧寒家庭的子弟恐怕只能望洋興嘆了。曾國藩在第二次科考落第后回家途經南京時,才借錢買了套二十三史。
隨著家長對孩子家基礎教育投入不斷加大的同時,這些年優質教育資源也加大向中心城市流入。在恢復高考最初的十幾年內,由于教師流動相對不自由,也由于學校硬件對教學效果影響不如現在這么大。往往有好老師在偏僻、簡陋的學校內教授刻苦的農家子。如我所在的新邵縣,新邵一中在縣城,自然是師資力量、教學條件最好的,但另一所高中新邵二中,地處最為偏僻的坪上鎮,該校是清末著名紳士周叔川創辦的,歷史悠久,學風篤實。因此,二中憑一區(當時幾個鄉組成一個區)的生源,高考成績不亞于一中甚至時有超越之。
不獨我的家鄉,像甘肅會寧、江西上栗,都是偏僻之地而有名校。這些年教學資源的分布則是“奉不足而補有余”,鄉鎮好的老師流向縣城中學,縣城中學的好老師流向省城或者廣東、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區。以湖南為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每年高考文理科的前幾名,一多半分布在各縣的中學,而現在,多集中在省城幾所名校和幾個地級市城區中學。各縣的名師被省城中學挖走,一些家庭條件尚可的優秀生源也紛紛去省城讀高中,家庭貧困的優秀學生則留在本縣讀高中。這樣的情形下,貧寒子弟勤奮學習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無法與家庭優越的學生相比。
“寒門再難出貴子”是社會變革中不公平加劇的縮影。北大、清華等高校對農村學生的專項招生當然無法改變大的社會環境,而只是大環境的產物。盡管我對其效果不樂觀,但總算聊勝于無,只是祈望這項政策別走樣,別和那些加分政策一樣成為有能量家長的又一個“后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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