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話的沿革(民國-建國后)
民國
辛亥革命之后，國語這個詞得到當時北洋政府的承認，成為民族共同語的稱呼。但是，清王朝的覆滅使北京官話的標準音地位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因此，民國初期出現兩場關于國語的爭論。
1912年12月由蔡元培任總長的教育部成立讀音統一會籌備處，由吳敬恒(稚暉)任主任，并制定讀音統一會章程8條。規定讀音統一會的職責是為審定每一個字的標準讀音，稱為“國音”。每個字的音素定下來之后，還要制定相應的字母來代表每一個音素。
當時來自北方直隸省的著名語言學家王照(“官話合聲字母”的發明人)對于會員構成非常不滿，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來自無錫的就有5人。經過激烈爭論，最后決定會議實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個會員一票。當時對于一省一票制度爭論也很激烈，來自江蘇的汪榮寶聲稱，“若每省一表決權，從此中國古書都廢了。”王照反問：“此語做何解釋?”汪不語，王照接著質問：“是否蘇浙以外更無讀書人?”北方會員堅決要求每省一票，威脅說如果通不過就自行解散退出會議。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長董鴻煒推動下，終于通過了一省一票制度。這個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讀會議結果的關鍵。 該會從清代李光地的《音韻闡微》中選出一批比較常用的漢字，對每個字都用每省一個表決權、多數票決定的辦法，在1913年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讀音，又對”俚俗通行”的漢字和化學新字、度量衡譯音字等600多個，同樣審定了讀音。這樣審定的漢字讀音用當時新制定的注音字母注音，稱為“國音”。
國音統一會議終于在5月22日閉幕，由于會議期間爭吵激烈，會議的議長吳敬恒在4月22日辭職，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請了病假，臨時由直隸的王璞主持會議。當時對于濁音和入聲尤為激烈，江蘇代表汪榮寶夸張地說：“南人若無濁音及入聲，便過不得日子。”同樣是江蘇的代表、會議議長吳敬恒也語出驚人：“濁音字甚雄壯，乃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其國強;我國官話不用濁音，故弱”。會議過程中，對有爭議的字音，以一省一票原則的多數票決定“國音”。整體來說，最后的結果還是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同時吸收其他方言的語音特點(主要參考南京語音)，如區分尖團音和保留入聲。這次會議審定的漢字讀音被后人稱之為“老國音”。并從1918年開始推行。
1918年錢玄同發表《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號召“廢孔學不可不廢漢文”，提出以國語羅馬字代替漢字的主張。1923年，錢玄同在《國語月刊》第一卷《漢字改革專號》上發表〈漢字革命〉長文：“我敢大膽宣言：漢字不革命，則教育決不能普及，國語決不能統一，國語的文學決不能發展，全世界的人們公有的新道理、新學問、新知識決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國語寫出。何以故?因漢字難識、難記、難寫故;因僵死的漢字不足以表示活潑潑的國語故;因漢字不是表示語音的利器故;因有漢字作梗，則新學、新理的原字難以輸入于國語故”。緊隨其后，一大批留過洋的知識分子，諸如蔡元培、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周辨明、許錫五等人，紛紛發表漢字拉丁化的文章，提出羅馬字拼音的方案，掀起了“國語羅馬字運動”的浪潮。 所謂國語羅馬字，就是用26個拉丁字母表示漢語的聲、韻、調。但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老國音”的比較復雜的語音成分就成了它的最大障礙。因此，主張國語羅馬字的學者，要求簡化語音，以比較簡單的北京音為標準，修改國音，去掉“老國音”的尖音和入聲等語音成分。
1920年國語推行不到兩年就爆發一場當時名為“京國之爭”(指京音和國音)的大辯論。問題的起因就在于國語標準音。支持國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兩派。國音是主要“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京音是“純以北京話為標準”。兩派爭吵非常厲害。于是張士一發表文章，主張“注音字母連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應“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學理的標準語定義，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這個主張得到許多人的支持，特別在南方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紛紛開會響應，甚至通過決議：“不承認國音，主張以京音為標準音”，“請教育部廣征各方面的意見，定北京語音為標準音”。1920年，“國語統一籌備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了馬裕藻、周作人、劉復、錢玄同、胡適等人提出的議案《國語統一進行方法》，其中第三項為“統一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就應該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作傳布國語的大本營，其中國文一項尤為重要”。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和江蘇全省師范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平語音為標準音的決議，最後由“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將國音確立了“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即“新國音”，并開始在全國學校推廣。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及國語留聲機片先後發行，確定了國音聲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由王璞在上海發音，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讀書音。國語留聲機片是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上海商務印書館制作發行，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則為標準南京音。
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胡適說“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胡適1918年寫《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將文學革命的目標歸結到“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大字，又加以解釋曰：“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劇本。…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國語,就是將來的標準國語。這就是說:我們下手的方法,只有用全力用白話創造文學。白話文學的真美被社會公認之時,標準化的國語自然成立了。”《教育部令第八號》通令小學讀本“宜取普通語體文，避用土語，并注重語法之程式。”北京大學國文系以胡適、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詩歌為教材，極大的推動了新文學運動。到了"五四"運動以后,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的髙潮掀起,北京教育部也竭力提倡國語,白話語體徹底占領了小學教育的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