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好普通話的重要性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公元744年，賀知章辭去朝廷官職，告老返回故鄉越州永興(今浙江蕭山)，時已八十六歲，這時距他中年離鄉已有五十多個年頭。多年不在家鄉，當然會發生“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尷尬場面。
如果在現代，當賀知章先生返回老家時用蕭山方言和家鄉兒童交流時會發生什么場景?一個很有可能的場景是，盡管先生“鄉音無改”，但家鄉的不少兒童恐怕已經聽不太懂老先生的字正腔圓的方言;或者是盡管能聽懂老先生的家鄉話，但和老先生交流時兒童已經開始用普通話或者是結結巴巴的方言。不知道賀老先生遇見這樣的場景，會有怎樣的感想?
以上場景當然是我的杜撰，不過這并非是無的放矢。近年來，隨著普通話的普及，方言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少。以我為例，盡管在家中和父母交流時是用方言，但如果我媳婦在邊上，那就立刻切換到普通話頻道——雖然她也是浙江人但卻不懂我們這里的語言，浙江人都知道，浙江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浙江方言”，而是各個縣市都用自己的語言。如果走出家門，就會發現方言用的越來越少，現在回到老家很多親戚在一起交流時也時不時插上幾句普通話。用很多文青的話來說，那是方言的沒落。
正是因為方言的沒落，這么多年來互聯網上一直有一股“拯救方言”的呼聲，甚至要讓方言走進課堂，上海市教委甚至宣布從今年開始將在幼兒園試點推廣滬語。從媒體的反應來看，這是頗受歡迎的好事：在某門戶網站舉辦的相關投票中，截至記者發稿時，62.4%的網友支持這項舉措，32.6%的網友持反對意見，剩下的網友則表示不好說。而在投票的網友中，只有超過三成來自上海。
這么多外鄉人都支持上海幼兒園說上海方言，看來方言保護確實成為一個全國性問題。不過在“拯救方言”的思潮背后，我們有必要反思，家鄉方言為何式微?
以我老家為例，因為地處浙江山區，全縣共有十來種語言——同一個鄉鎮甚至有不同種語言。這些語言在改革開放之前都保護的很好，大家都能字正腔圓的說自己的方言。當然，每個村子里也有一些人會說多種方言。為什么他們能說多種語言，是因為他們語言天賦特別高?當然不是，他們會說多種方言是因為這些人除了做自己農活之外還從事一些“貿易”——將本村木材賣給他村，將村里的豬毛賣給外鄉外縣的商販。換句話說，他們之所以會這些方言是因為生活交流的需要。
不過在那個大家都說方言的時代，鄉里鄉親是特別羨慕那些能說甚至能聽懂普通話的人——因為絕大多數村里人都說不上幾句。我記得當村里的無線廣播在播放節目時，就會有阿公阿婆要求年輕點能聽懂普通話的人翻譯廣播中的內容，那時我的一個宏偉愿景就是要學會說普通話——就像現在很多年輕人想懂日語看AV片一樣。
我在村里念小學二年級時，聽小伙伴說鎮上的中心小學居然要求在學校里說普通話，頓時心生景仰之情：要是我們村里的小伙伴也能說普通話，那該多分拉風?不過村校老師直接駁回我的請求，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為什么不在村校里說普通的原因，后來長大后才明白，因為他說的普通話也不夠標準。
后來到鎮上中心小學念書，發現學說普通話也不是件容易事。因為在我那蠻夷之地，方言和普通話相差實在太大，學說普通話就像一門外語要從頭開始。不過學校通過各種強制和非強制的方式讓我們說上了普通話，到現在為止還記得中心小學的每個班級里都有一個“推普員”——就是推廣普通話管理員，這個管理員的主要職責就是監督班級里每個同學都說普通話，如果誰在校園里說方言被這些推普員逮到了，那是要扣分的——而這就意味著你在期終時無法評上三好學生等各種榮譽稱號。
拜學校的各種努力，我們這些鄉下孩子終于會說普通話了——盡管我們的普通話說的也不太標準，到現在為止我的普通話還是帶有濃厚的浙江中部山區口音，當然，這并不全都是我個人的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師資水平太差。不過有意思的是，盡管那時候在學校里努力說普通話，但是一走出校園和小伙伴們交流時卻立馬切換到方言。但是現在小伙伴們在學校使用普通話，回家也用普通話。短短二十多年，為什么普通話和方言的地位會發生這么大的變化?
這都是市場經濟給我們日常生活帶來的變化。在自給自足的農耕時代，一個人很少有機會和外鄉人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會保持語言的純正。但是隨著市場經濟來臨，情況完全不同了：越來越多的鄉親從村里搬到鎮上，每天接觸的人群所說的方言也不盡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普通話逐漸流行開來，盡管他們的普通話非常不標準。
在現代市場經濟下，如果鄉親們還是固守自己方言，那勢必會影響到你和外界打交道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將直接影響家庭收入：不要說那些在外務工的鄉親，即便你是在鎮上或者縣城開一家小店，如果你不會說普通話，這意味著你的營業收入會大幅度降低——誰愿意到一家他聽不懂語言的小店里買東西?在這種經濟激勵下，說普通話的鄉親越來越多。更重要的是，隨著入學率的上升和電視的普及，普通話越來越成為下一代的標配，方言的沒落也就在所難免。
很多人認為，方言的沒落不是一件好事，這意味著文化多樣性的消失，甚至有人將方言的沒落歸結為國家權力的強勢入侵——比如說學校統一推廣普通話。盡管強制推廣普通話讓更多的人說上了普通話，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是方言滅失的原因，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在市場經濟下人的交流范圍越來越廣，迫切需要一種統一的語言，而普通話就是扮演了這種角色。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方言在政府控制最嚴厲的計劃經濟時代非常繁榮，盡管那時候政府也想通過普通話統一全國語言，但這種努力最終是無功而返。為何失敗?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那時候沒有人口大遷徙，絕大多數人打交道的范圍只限于和他能說同一種方言的人群。于是我們就會發現這樣一個有趣現象，盡管大家在學校里都說普通話，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卻是使用方言交流——因為大家都不是外鄉人。但是在現代社會，通過方言進行日常交流卻做不到了——因為你面對的人很有可能聽不懂你的方言：如果連我們鄉下都做不到說方言進行交流，就更不要說上海這樣的全國性大都市了。在此而言，方言的滅失并不是國家權力侵蝕民間文化的結果，而是社會自發交流的產物。
當然，會有一些人對方言的滅失痛心疾首，認為這是文化多樣性消亡的標志。需要銘記的是，語言作為人類溝通的方式，它是交流的產物——以上海話為例，上海開埠后移民大量涌入，各路移民的語言對上海話造成了一番影響，尤以寧波話為重。因為寧波人數量大、且有社會地位，現在上海話的第一人稱復數“阿拉”即來自寧波話。這樣，形成以上海本地話(松江話)為主，多種吳語方言(蘇州話、寧波話為主)的共存、混雜和融合的新上海話。換句話說，現在的上海話和150年前的上海話也不盡一致。如果在1949年后不實行計劃經濟，或許現在上海早就說普通話了。
盡管我現在對家鄉的小伙伴們不會說方言而有一絲惋惜，但更多的是高興：這意味著他們已經具有了和外界交流的最基本能力——據說現在不少少數民族地區之所以貧困就是因為他們不能說普通話，不會說普通話就意味著無法融入這個全國性的大市場。從這個意義而言，會說普通話是鄉親們脫離貧困的第一步。同時，通過普通話這個載體，他還能看到全國各地豐富多彩的文化，而這是以前說方言時體會不到的。
說我們的普通話，讓那些磚家們痛心疾首去吧。
說好普通話笑話
一隊士兵在英勇抗戰后不幸被敵全殲，只剩下隊長和他的馬被敵人俘虜。
敵方首領很器重隊長的勇猛，想說服他為自己效力。于是對隊長說：“我完全可以宰了你，但是我很器重你的勇猛，你看是否能為我效力?”
隊長說：“我只求一死，但希望臨死前你答應我一個條件。”
首領：“只要你不讓我放了你，你說吧，什么條件?”
隊長說：“讓我和我的馬單獨說一句話，可以嗎?”
首領答應了。于是隊長帶著馬到一邊，湊到馬耳朵邊上說了些話。于是馬一陣煙的消失在地平線上。
到了傍晚的時候，馬回來了。馬背上馱著一個妙齡女郎，身材火辣，風情萬種。于是隊長和妙齡女郎渡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第二天，首領覺得馬能聽懂人話很不可思議，于是對隊長說：“我今天再給你一次機會。”于是隊長又把馬拉到邊上在馬的耳邊說了些話。于是馬又跑了。
到了傍晚，馬又回來了。這次馱著一個比昨天嫵媚百倍的女人。于是隊長又和這個女人渡過了一個百倍美好的夜晚。
到了第三天。首領對隊長說：“你是否還想讓我給你一個機會?”
隊長說：“我只想跟我的馬說幾句話。”
首領答應了。于是隊長把馬牽過來，對著馬的耳朵嚷道：“我是讓你帶一個旅的人回來!一個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