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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失恐懼癥
錯失恐懼癥指那種總在擔心失去或錯過什么的焦慮心情。下面心理網小編想跟大家聊聊錯失恐懼癥!
這里是一個你可能會喜歡的測試：給以下場景分別從1至7評分，1代表略微不適，7代表十分痛苦。
場景1：像每天早晨一樣，你正在新聞網站瀏覽新聞。然而，今天你比預定計劃晚了些，只剩15分鐘閱讀時間，而不是往常的30分鐘。你必須跳過一些最喜歡的專欄和章節。你會給這種不適程度打幾分?(大多數人可能會選擇一個較低水平，比如2分。)
場景2：你正在紐約旅行，你發覺無法看完所有展覽，所有推薦的劇目，甚至無法游覽一小部分當地朋友大肆贊揚的那些“到紐約不得不去的地方”。你會給這種場景打幾分?可能5分?
場景3：你正在和朋友吃飯，并且你也已經認可這個晚上嚴格執行“誰都不得帶手機”規定。但是你的智能手機不會停止Twitter新消息或短信提醒。顯然在你的社交網絡上正有什么新鮮事發生，但你卻無法查看。這種壓力即使7分也不夠用了吧!
歡迎加入“錯失恐懼癥”(FoMO：Fear of Missing Out)俱樂部。
這是一種新出現的文化紊亂，正在暗中破壞我們內心的平和。FoMO是技術進步和社會信息激增的一種產物，是害怕錯過正在別處發生的更刺激、更重要、或更有趣的東西的感覺。這是一種不安的心理，擔心別人在獲得更有意義的體驗，而自己卻不能成為其中一員。根據最近的一項研究，使用社交網絡的人中，大約有56%是這種現代病患者。
當然，這種錯失感也不新鮮。
許多文學作品都描寫過不切實際的愿望與社會保守主義之間令人心痛的沖突。僅舉幾例，遠在我們能用Facebook與高中同學聯絡之前，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司湯達(Stendhal)就都描寫過錯失的焦慮。
然而，當19世紀的文學作品主人公用畢生精力與僅有一次的錯失斗爭時，今天源源不斷的信息流卻是對這個稍縱即逝的世界的惱人提醒。當你在讀這篇文章時，你可能就錯過了某些朋友正在舉行的聚會，或其他朋友正在進行的飯局。你可能在電話講到一半時就想掛斷去接另一通，即使你不知道來電者是誰。晚上，當你再一次鄭重發誓要把手機放到一旁或關掉電腦之后，你還是忍不住在上床前最后看一眼屏幕——生怕錯過某些相識的人發布的趣聞，或甚至是陌生人的關注請求，或僅是一些新聞。
我們都知道，研究顯示臨終遺憾總是更集中于我們沒做過的事，而不是曾經做過的那些。如果這樣，持續關注別人正在做而自己沒能參與的事，就是將來回顧過往時的痛苦情緒的根源。正在桌子另一端進行的生動對話就能令我們的“錯失恐懼癥”發作，正如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表演、聚會、書籍、或社交網絡推送給我們的最近消費趨勢。
我們迷人的網絡人格——從遠處看是如此誘人——使得錯失恐懼癥更加強烈。
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心理學家、《群體性孤獨：為什么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2011)作者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說，科技已經成為我們用來定義親密關系的主要構成。在社交網絡上成百數千的“好友”與現實中少數的親密朋友中，我們感到困惑�；跀蛋俅尾稍L，特克稱，我們為技術繁榮付出的代價是重要關系的逐漸下降——與父母、與孩子，或伴侶——以及另一種孤獨感的產生。“出于對所處人際關系的不安全感及對親密關系的焦慮感，我們期盼利用科技來獲取建立人際關系的方式，同時從中保護自己。”她寫道。如果你曾納悶某人不停的發送短消息卻沒有與身邊人交流，你會從特克的評論中得到安慰，即我們與技術的關系仍在發展。始終與所有人都保持聯系是一種新的人生體驗;我們只是還沒有準備好怎樣處理它。
特克說，如果我們能成功地將自己從那些電子設備中抽離出來，哪怕只是短暫的一會兒，我們對科技的依賴就能夠得到緩解，將來某天，我們是不是會從“匿名錯失恐懼癥互助會”(FA：FoMO Anonymous)那里購買設備，幫助我們戒除科技癮?我設想一款以隨機的、無法預料的時間間隔傳遞信息的設備——發送人和接收人都無法預先得知這種延遲;這就強制設備擁有者在某些情況下被錯過，并驚喜地發現自己仍能過得挺好。
即使有這些干預，這個問題也只有當我們明白大腦和人性——而不是技術——是導致成癮的原因之后才能解決。如果我們不能誠實地問自己為什么如此害怕被錯過，就無法尋求解決方案。
牛津大學社會科學家安德魯·普日比斯基(Andrew Przybylski)最近首次對這種迅猛發展的文化紊亂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在2013年發表于《計算機在人類行為研究中的應用》雜志(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他的結論顯示，不論在什么地方，FoMO都是使用社交網絡背后的驅動因素。年輕人中FoMO水平最高，尤其是男性年輕人。在開車不專心的駕駛員中FoMO也很高，當他們開車時腦子里卻在想別的事情。最有啟迪性的發現可能是，在諸如愛、尊重、獨立性、安全感等方面心理需求有缺失的人群中，FoMO出現的可能性最大。畢竟，我們擔心在愛和歸屬感上有錯失;那些在工作中十分投入的人也擔心錯失升職或加薪機會。
牛津大學進化心理學家、《一個人需要多少朋友》(2010)的作者羅賓·鄧巴(Robin Dunbar)說，只有當我們對自己有深入了解時問題才可能得到緩解。鄧巴稱，當一個團體有超過150名成員時，我們就缺乏區分他們的情感和智力能力。這是新石器時代農村的平均規模。把這個結果告訴美國青少年吧，他們平均每個月發送3000多條短消息(根據市場調查巨頭尼爾森2010年的一份報告)，他們擔心如果不及時回復就會被排斥，他們有時與成千上萬的人在網絡上交流。
能不受他人意見影響并從社會比較中解脫出來是一種勝利，但只有極少數人做得到。擁有強大的自我約束能力并承受FoMO力量的人也很少。2012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威廉·霍夫曼(Wilhelm Hofmann)研究了利用意志力抵擋每日誘惑：他的研究對象發現，用意志力抵擋食物和性的誘惑比遠離網絡容易得多，失敗率為42%。
那么，對于降低我們生活質量的事我們能做些什么呢?對FoMO潛在情感原因的心理治療成本太高，也太有侵入性，僅僅發誓離開電子設備也不起作用。相反，對付FoMO最好的辦法可能是承認，在瘋狂的生活節奏中，有時候我們必然會錯過。而且，當我們這樣做，我們也許就能真正改善所做選擇的結果。
這個簡單的方法最早由美國多學科研究者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56年提出。他使用的術語是“滿意解決法”(satisfice)——“滿意”(satisfy)與“滿足”(suffice)的混成詞。他建議我們不該試圖將利益最大化，而是尋找一種僅僅是“足夠好”的結果。西蒙的方法依賴一種假設，即在復雜的決策問題上，我們只是缺乏優化決策的認知能力。我們無法處理在權衡所有可能的選擇和結果中所需的大量信息——無論是否在社交網絡上。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滿意解決法”——選擇第一個符合我們預設標準的、足夠好的可能選項。
1996年，西蒙出版了一本自傳，描述了他自己在一系列不同的決策中選擇“足夠好”選項的生活。西蒙說，大多數偏愛最優化的人沒有意識到，獲得整體收益是以收集信息的沉重負擔為代價的。在日常決策中，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幸福感;如果某人身邊有個一定要去最時尚的餐廳吃飯，或逛街時堅持要挑選到最完美的套裝為止的朋友，那么他一定會感激“足夠好”策略帶來的解脫。
西蒙方法的研究顯示，堅持追求最優決策的人們最終對選擇的滿意度不如那些“足夠好”決策的人們。其他的研究解釋了原因：前者所取得的成就實際上不如后者，尤其當決策包含衡量可能的結果時。在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心理學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所做的一系列實驗中，參與者填寫了確定他們最優化決策傾向的自我評估問卷(基于他們是否同意如“我不滿足于次優選擇”或“我常常覺得為朋友選禮物很難”)。另一個問卷衡量參與者感到遺憾的傾向;而后，根據這兩個問卷的答案將參與者分類。研究人員發現，最優化決策傾向與幸福感、自尊及滿足感之間存在負相關，與抑郁、完美主義及遺憾感正相關。另一項研究顯示做最優化決策的人也處于更多的社會比較關系中，當他們做得不好時受到不利影響。
等等——社交網絡錯失恐懼癥不正是基于這類比較關系嗎?如果這樣的話，“滿意解決法”能帶來解脫嗎?利用西蒙的參數分析錯失恐懼癥，得到的結果與他研究的最優決策過程驚人的相似，表現為認知過載及對幸福感的沉重代價。
今天，信息(尤其網絡信息)的豐富，消耗著我們另一種寶貴的資源：有限的注意力。使已經不堪重負的注意力延伸至不計其數的信息量的困難，不僅在于優先排序的認知問題，還因為我們無法專心處理這一切。我們靈魂中與FoMO有關的壓力在渴望幫助，懇求我們在生活質量、表現親密感的能力及個性特質被侵蝕之前，減少表面的社會關系及在不同站點之間的瘋狂跳躍。
采取“足夠好”方法應對這個問題不僅僅是提高我們決策能力的策略。它首先是一種世界觀、一種生活方式;許多研究人員甚至相信這是一種遺傳性的人格特征。
證明該方法有效性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商界，犧牲最優化而選擇之前定義的“足夠好”方式是長期最佳戰略。俗話說，“牛熊都可賺錢，只有豬被屠殺”：貪婪看似能使收益最大化，實際上得不償失。商界人士也明白“在談判桌上留點余地”，尤其在導向長期合作關系的交易中。經驗豐富的資本市場投資者明白，以“在市場最高點賣出”為目的的投資決策，最終所獲的收益還不及一旦達到滿意收益就賣出。有許多企業倒閉是因為沒有在生產出易推廣的、“足夠好”的、有利可圖的產品時就停止擴張，相反，他們被雄心勃勃的工程師用復雜的技術指標和不切實際的計劃包圍。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奧弗里(Richard Overy)在他的著作《盟軍為什么獲勝》(Why the Allies Won(1995))中分析了二戰結果。他認為這個結果不是注定的。他提供的一種解釋是，德國軍隊試圖將軍事武器效用發揮到最大，代價是策略性的作戰效率損失。戰爭中，德國一度擁有不少于425種飛機，115種卡車，及150種摩托車。他們對德國制造武器的技術先進性付出的代價是大批量生產的難度，而從戰略眼光來看這更重要。在一場與俄羅斯的決定性戰爭中，一支德國部隊大約需要為數百種武裝貨船、卡車和摩托車攜帶一百萬種零備件。相反，俄羅斯僅使用兩種坦克，戰爭中，他們的武器維護簡單得多。這就是他們的“足夠好”戰略。
完美主義是與實現最大化決策結果最相關的個性特質。
然而，對那些我們稱之為完美主義者的人來說，生活是一張永無止境的評分表，使他們陷入挫折、焦慮，甚至抑郁。完美主義者常常混淆錯誤與失敗。他們試圖掩蓋錯誤，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錯誤。他們拒絕接受個人成長所必須的批評性反饋。如果可以做到“滿意解決法”，他們也許能得到解脫。
即使涉及親密情感和愛，“足夠好”方法也能起作用。
英國心理學家唐納德·威尼康特(Donald Winnicott)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足夠好母親”的概念——對孩子的基本需求足夠細心、適當積極反應的母親。隨著孩子長大，母親偶爾“拒絕”滿足孩子的需求，使他為現實社會做好準備。在現實社會中，他無法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孩子學習延遲滿足對成年后任何形式的成功都很關鍵。隨著我們成熟，我們與“足夠好”的伴侶湊合著過。當然，可能還會有人更適合我們——但是我們可能無法在有生之年遇見那個他或她。
即便錯失感是我們熱烈追求生活的一個證明，社交網絡強化我們的最優化錯覺并打破所有均衡的方式也正嚴重損害我們的生活質量。如果你仍懷疑“足夠好”方法是應對錯失恐懼癥的最好態度，美國散文家和詩人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話也許能激起你的共鳴：“每一次失去，背后必有所得;每一次得到，背后也必有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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