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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患關系看一個“不信任的社會”之心理癥結
信任在本質上與現代性制度相聯。在存在著具有嚴重后果的風險因而麻煩不斷的背景下，這同時既是主體轉變也是全球社會組織轉變的過程。
一、不信任心理下緊張的醫患關系
本年度上半年在醫患關系惡性事件方面驟然突顯了中國社會心理問題的緊張性，本質上是整個中國社會“不信任心理”的代表性發作，值得深度反思。醫患關系可能會是中國公共社會的一個典型場域。
一個是患者之亡，一個是醫家之死。大學生魏則西哀訴醫療黑暗背景，牙科醫生陳仲偉死于25年前一個患者的報復。前者是在生命衰亡的過程中被腐敗掠奪與作弄，后者是被腦殘的被服務者喪心病狂地殘害。由此引發了輿論界積淀已久的非理性情緒。全中國醫學界同仁都在關注陳教授的生死，但，網上出現的卻是一堆對受害醫生的謾罵。在最具人道主義精神的醫患關系中，竟然分裂至此惡性緊張關系，確實讓人匪夷所思、心痛莫名!面對這樣的緊張性僵局，你不得不認同這樣一個判斷：“中國現在是一個人們正在逃離的社會，這個社會和我們這些社會成員正在為過去和現在的背離造化而遭到報應。”
在4月8日刊發的《人民日報》評論中，統計了一個扎眼的數據：單單在過去的4月份，見諸報端的醫療暴力事件就多達13起。2014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診療達76億人次;2013年，全國發生醫療糾紛約7萬件。這意味著，在龐大的就醫人群中，難免會潛藏著高危的犯罪人群，存在突發暴力事件的風險。盡管近年來管理部門加強了防范措施與疏解工作，但導致醫患沖突的根源卻未見得有效改善。
在司空見慣的醫患矛盾的背景上，值得深思的是輿論場聲音偏差的負面效應：偏向于患者，選擇性地忽視了醫生群體的生存壓力與道德壓力，這顯現了問題的所在。“醫生沒一個好東西”等污名化醫生的聲討之音甚囂塵上，而陳仲偉醫生的悲劇并沒有引來輿論界理性的同情，幸災樂禍的輿論點燃了醫護界的怒火。不難想見，患者的防范甚至敵視心理勢必會導致醫家的消極服務態度甚至不負責任的反應，冤冤相報的對待效應正在發生作用。當我們賴以呵護身心健康的服務者成了“壞人”，那么我們生存的社會還有什么安全感!
仔細琢磨一下，如果任何一個公共服務機構壞人當道，那是多么驚心動魄的處境!譴責一切醫生的普通人發出惡罵之時沒有思考一下判斷的真實性，也沒有反思自我的責任，從這樣的醫患關系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正處在一個信任度何等不堪的僵局。吉登斯這樣為“信任”定義：“對一個人或一個系統之可依賴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給定的后果或事件中，這種信心表達了對誠實或他人的愛的信念，或者，對抽象原則(技術性知識)之正確性的信念。”在我們現在的醫院，病家沒有了信心，醫生沒有了信念，病家既沒有依賴性，也喪失了何為正確性的理解力。在此之上，愛和誠實沒有合乎理性的表現場域。這種狀況是雙方關系互為惡化演繹出來的后果。
醫院和患者其實是一個博弈關系：醫院是付出專業服務而后獲得利益者，病家是祈求醫院治愈和愿意交納服務費用者。病家對醫院而言是弱者，祈求意味著依賴，信任必須是前提。但是如果不信任卻又必須依賴，這樣就相當危險了。假如醫院只考慮收費而忽視了而且不嚴格堅持專業誠信，那就是自掘墳墓了，那會導致病家的報復。弱者的報復不僅僅是非理性的，完全不講理的，會把并非事實的想象放大了加以淋漓盡致的發泄。就像傳統社會里的農民起義，本來中國農民是最馴良忍耐的，可是被官府和皇帝壓榨得沒有出路了，他們就會鋌而走險，發展成瘋狂的毀滅性的行為。中國古代絕大多數的農民起義都是社會的毀滅者，不僅是搶劫、屠殺，還以暴力殘害為樂，不僅僅是對官府的報復，而且是對全社會無辜者的任性殘殺。
這種緊張性的醫患關系只能引導越來越小心眼的敏感心理。很多病家進入醫院似乎抱著無賴賭徒似的心態：“輸打贏要”，醫生必須治好我或者我的家人的病，治不好就一定是醫生沒有盡責任，首先不信任醫院的任何誠意，當然對收費更是非常抵觸，在抵觸心態下被收費或認為被過度收費，因此更抱著假如你治不好我的病，你就吃不了兜著走!這就把醫生放在了火上烤。偏偏當下中國的醫療制度既惡劣、又且全世界的醫療制度都是大難題，在全社會躁郁性人格的敏感狀態下的醫患關系，雙方似乎都成了敵人!
有些問題是需要反思的，例如，我們應該如何理智地明白——疾病并非都是可以救治和痊愈的。大多數具有療效的治療都是有效治療成分和安慰劑效應的未知組合。一個真相是：康奈爾大學心理學家托馬斯·吉洛維奇說：“人類擁有如此容易自愈的身體，即使醫生不做任何事情，很多尋求醫學幫助的人也將體驗到積極的療效。如此一來，當自然康復的比率很高的時候，即使是毫無價值的治療手段也能顯得有效。”關鍵的是如下觀念：如果自然康復沒有發生作用的話，只能說明病人身體缺乏積極的生命力，TA缺乏鍛煉，沒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環境惡化等等，那么醫院的治療未必可以幫助病人起死回生。假如都懂得了這樣的道理，我們還需要孜孜不倦、耿耿于懷地糾纏著醫生給予加強版的治療嗎?而且當無法治愈之時，還需要對醫生和醫院大興問罪之師嗎?除非醫院的治療確實有嚴重的錯誤，而且還要收取天價治療費用，或者病人家屬懷著強烈的轉嫁危機的心理。不能不承認，當下中國人在疾病治療方面，其實對醫生有施加強勢影響力的慣例，在病家執著的要求下，這種綁架使本來是主導者的醫生成了被動者。在變本加厲而并非確實有效的治療下，醫院和醫生都有意或者被迫地成了過度治療的推手，到最后，病人一病不起，而治療費用已經去到了讓人震撼的地步。當病家深感雙重缺失之際，原先隱藏著的“不信任和懷疑心理”迅速上升為“惡性歸因心理”，悲劇的可能性無地回旋!
現在處在惡性循環狀況下。假如醫療腐敗，病家任性，患者帶著防范心理被迫向冤家對頭祈求服務，這樣一種被捆綁的緊張性之醫患關系，懷疑導致挑剔，小錯可能歸因為罪過，矛盾升級會成為新常態。最惡劣的是，在誤解和不可溝通的前提下，雙方失去了合作的可能性，無錯的也會被冤枉，正常行為也會成為被過度責難的悲劇主角。更甚者，緊張性的心理會異延和傳染，全社會陷入“不信任反應心理”，除了逃離這個社會，剩下的就是在其他領域的報復�；ズι鐣囊馑紵o非如此而已。這是陷入了“囚徒困境”中最壞的一種局面：在第一輪選擇中，“你贏得了6美元，而你的朋友損失了6美元。”那么在下一個回合里，你的朋友就會采取和你一樣的策略：以牙還牙�；ズ褪沁@樣生成的。
從醫患關系的緊張性沖突，有幾個社會心理學的問題值得反思。
其一，中國人對疾病治療的觀念有較高的期待心理。
當國人患病之后，有兩種情緒性心理在起主導作用：一是希望立即治愈，越快越好，這從小小感冒就要輸液的慣例可以見出，動輒使用抗生素，醫生想讓病人“自然康復”幾乎就等于“醫生不作為”的罪名。醫院正好樂見其自投羅網，而某些不良醫院或醫生常常愚蠢地聲稱自己就是妙手回春的圣手，病家豪邁聲稱本人不差錢，醫院投其所好，無所不用其極，最貴的才用。這就是非理性社會相互作用的典型例證。在這條惡性之路上走得越遠，雙方可以合作的空間會越來越窄。從醫學治療的角度而言，一旦出現相當嚴重的癥狀，想要藥物治療見效，似乎就很難了。當人們放棄了自然康復之路，則等于放棄了自我生命的天然積極功能。另一種心理是，中國人似乎更多地認為，所有疾病都是可以治好的，如果治不好，就是醫生沒有盡到責任，甚至視生命為兒戲。在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大社會里，以上兩個情緒性心理潛在地埋伏著危機，導致醫學資源的緊張，對醫生懷著警惕和不信任心理。而且，當每一個醫生每天混頭昏腦地應對繁重密集的治療案例時，TA們的醫療水平和精力一定會大打折扣，于是導致患者對醫生進一步不信任。惡性循環的結果是，強烈地寄托希望，討好甚至賄賂，不信任，惡性歸因，非理性的壓力，等等，顛覆了醫生發揮專業智慧的正常秩序，很多時候潛在地，是患者及其家屬對醫生的要求起了主導作用。
其二，被國家放置到市場的醫院們顯得非常不明智：
在市場化的狂歡中過度地陶醉于金錢的風流。這是一把雙刃劍，有多么風流就會有多么折墮(困局或者折磨)，權利和責任是緊緊捆綁在一起的。當你在治療疾病時收取了天價或者巨額的費用，你需要聰明地意識到，在危難時候把所有積蓄交到你手上的弱者，會同時將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颊呒捌浼覍偈轻t學上的無知者，你扮演了上帝的角色，可是你給予的是一個近乎陷阱的泥坑，卻無法給他們創造大團圓結局，你給他們造成的打擊必然會引發仇恨心理。愛與恨、希望和絕望之心理可以在瞬間互為生成。
其三，中國人尚未形成在現代社會獨立負責風險后果的承受心理。
恰恰在交易問題上中國人的承受風險之心理較為脆弱，即使中國人在政治及人生命運方面有很好的耐受力，但是一旦涉及利益交涉關系，實用主義的他們便有了歸因對象，不愿意自己承擔失敗的責任。傳統文化中的依賴潛意識還在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中國人普遍尚未形成對自己負責的心性，甚至在傳統的個人主義習性下，會將自己的不幸歸因于外部社會或他人，TA需要尋找釋放對象，因為TA內心太多不甘心、吃虧的惱怒、失敗的沮喪心理。
二、“本體性焦慮”與難以生長的現代性
魏則西的遭遇不是個案，這種不鮮見的欺騙剝奪所造成的憤怒遷延到對其他醫生例如陳仲偉等的傷害。這兩個案例之間有其邏輯上的因果相關性。本來應該對“人道天使”報恩的而相反以懷疑、背叛和敵意來報復，使人感到問題已經很嚴重，這個社會的不信任心理正在逐漸惡化，在人們潛意識中長期蘊藏著不可消釋的存在性焦慮，“如果聽任這類焦慮發展定型的話，它們就有可能成為在情感與行為方面持續存在并貫穿整個生活的苦悶之源。”
在緊張的醫患關系后屢屢出現的“醫生沒一個好東西”之負面輿論，表面上反映了非理性的極端情緒，本質上體現了中國人當下較廣泛的“存在性焦慮(existential anxieties)”。
存在性焦慮以傷害、困惑、背叛、疑惑和敵意等形式體現。
負面的輿論表達了負面的社會心理，某種逐漸積淀的負面心理會制造出一個假想的責任歸因目標，這是相當惡性的社會心理，一種普遍的負面社會心理會引導敏感的懷疑癥，會放大了常規問題的矛盾而拒絕正常解決問題的途徑。
一個不信任的社會是不能認同現代性風險文化的，這也是當下中國醫患關系難題的內在死結之一。缺失現代性制度下產生的不信任心理，使普通的中國人不能接受正常和合理的風險責任。當剛剛開始進入現代性社會時，人們還在用傳統思維判斷問題，種種誤解和過度對抗心理都會出現，尤其是當現代社會來得太快。人們的心性與社會問題之間的不適應，顯得過度敏感、脆弱和非理性。這些都源于對風險文化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和理性認知，而且在個人內在世界里尚未建構起責任理念。我們都一直過于樂觀地理解現代性社會的理想性，而完全想不到現代性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風險和危險的世界。
“醫療職業內部對于風險因素及健康危險的病因都存在有根本性的，有時甚至是極端的意見不一致。”“容易出現的情況是，專家在提供更多的有助于減輕病癥方面是無能為力的…大多數的所能獲得的治療方式，不論是在醫學專業領域內還是在此之外都是有自相矛盾之處的。”對于認同現代性的人來說，面對一種病癥，病家要對不同的方法所提出的各種觀點做一個平衡比較，并不存在我們能依賴的無上的權威，這是許多情境中的兩難困境特征。于是我們不得不學會“授權”。而“授權”意味著病家與醫院同時承擔責任：授權似乎是將責任交給了醫療專家，但因為你同意了由這一位專家作決定，就要同時接受這一決定之后出現的風險，授權表明共同參與決策，這是風險的自我認同。不能授權之后拒絕風險而后悔，風險出現后，你認為假如采取其他專家的治療方式可能會有良好的效果，這是病家的不誠實和不專一，因為這只是一種假設。授權與信任和共同承擔風險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中國人現在前所未有地重視養生，在一個傳媒時代，不善于學習的人們只是通過自媒體傳播種種近似真實(缺乏嚴格科學實驗可證性)的醫學與養生知識，一知半解的病家對醫生的質疑、追究甚至否定，致使專業系統的醫生無可奈何，反感或者沒有積極作為，加劇了雙方的對立僵局。
中國還有一個漫長的過渡性社會階段：當私有財產和個人權利還沒有得到充分保護的前提下，這個社會的個人主義還是不合法的，因此無法產生健康的個人主義精神。甚至在混亂的意識形態之干預下，個人主義始終備受罵名，始終不能成為光明正大的人性正能量。沒有健康的個人主義精神的社會，多數情況下會任性揮灑惡劣的自私自利心性，尤其是在中央集權的、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主導而權貴占盡便宜的社會，會充斥著一種對不公平、腐敗的仇視心態，帶著黑色的懷疑眼睛，在一切涉及利益敏感的范圍里“丑惡歸因”，時刻尋找發泄的渠道。當曖昧而羸弱、不能獨立而猶抱琵琶的法治遠遠未能解決種種復雜問題的形勢下，目前世界上號稱最有競爭進取精神的中國人，同樣會采取狠辣的手段，對直接的利益關系對象施以毫不留情的報復。
中國社會嚴重匱乏“信任”，而“信任在本質上與現代性制度相聯”，所以由此可以準確地看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程度和問題所在。一個不信任的社會表明全體國民存在著較嚴重的社會心理癥結，其根源有三：
1,變化太快、大躍進式的改革只追求功利主義的結果而基礎嚴重缺失，不是在循序漸進的邏輯上奠定必不可少的穩定性，因之使國民產生本體性焦慮的心理陰影。
2,權力腐敗，缺乏制度和法治監控，致使全社會沒有一種“本體性安全”，這個后果很嚴重：導致對政治、人性和社會合作的普遍不認同，產生分離感。無法控制的過度市場化和腐敗侵害到專業系統，當知識領域的不可靠性成了風險威脅之地，專業知識和專家遭遇到整個社會質疑和鄙視之時，本體性焦慮成了揮之不去的煩惱，普通人帶著濃重的失落感，延伸到對一切事情的否定態度。進而使整個社會喪失了“承諾和契約文化”的寶貴信念。這是最徹底的失敗。
3,“擴張”的動力進入到每一個人的心性，導致過度追求，因此引發不可靠、無誠信、不真實和無常識的異化泛濫。
只有公正地監督、控制過度治療和不合理收費，用法治及時地處理醫患矛盾，才會使人們有真實性的信任感。法治和制度治理不到位，便會讓社會非理性任性泛濫。說到底，中國人多么渴望有強大的公共理性啊!
經過30-40年的現代化改革，“擴張性”使我們自己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因為心性擴張而發展出一種時下顯著的特性：“過度”。過度飲食，過度享受，過度期待，過度緊張，過度情緒化，過度治療，過度迷信醫學專家，醫療過度市場化等等。“過度”二字使很多事情無法處在正常秩序和常識之中，而使我們失去了平常心。很多風險都是因為超出常規而引致的。過度之人總是處在互相算計、防范，易于狂躁而訴諸暴力、沒有底線的心態，因此危及全社會的信任心理。
這就是我們所生存國度的緊張性社會心理之溫床，它時刻蘊藏著炸藥包，互相之間含著委屈和冷漠，即使遇到真誠盡職盡責的好醫生，病家也不存敬畏感恩之心，久而久之，好醫生都會在這種沙漠化的環境中煉成鐵石心腸。世界上的事情一旦進入互動循環的狀態，它會自動生成封閉的機制，很難破局。是之謂“僵局的死結”。生活在一個處處出現死結的社會里，不知道中國人還有多少正常的人性?
我們需要正視“信任危機”的僵局。這是社會合作關系在價值觀方面的崩潰，整個社會會缺失了內在默契認同的互相聯結的紐帶，失去了信念、信賴、信心和信奉，一旦有事，整個社會將無法組織起來，更不能自治與自救。這種危機感何其深刻。我們正在透支未來。風險既然無比的巨大，信任就顯得無比的重要。
如何解開死結?吉登斯說：“在存在著具有嚴重后果的風險因而麻煩不斷的背景下，這同時既是主體轉變也是全球社會組織轉變的過程。”不轉變只能是全社會和所有場域的危機，“信任”是一種普適性的社會態度，它預示著對所有知識、技術、專業和品行的尊重。它需要雙向促進：一方面外部環境要盡可能誠信地具有正確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普通人通過認同這種可信性而增強專業系統的專業水平和權威性。認同和授權是對專業的信任和依賴，也是對自我的信任，自我承擔不可抗逆的難題，才是一個自信的人。吉登斯指出：對專家系統投信任票是在“與現代性做交易”，這種交易的性質，受到尊重與懷疑、滿意與擔憂的特殊混雜心理的支配。信任心理學指出：人生和社會存在著很多潛在的麻煩，在正常社會里的大多數人對此有恰當的安全感，不會小題大作地折騰，因為在其早期生活里獲得的基本信任的劑量，減弱或磨鈍了他們的存在性敏感度。他們接受了一種情感疫苗，用以對抗所有人都可能感染的本體性焦慮。信任是那么的重要，它意味著我們必須學會怎樣依賴外在提供者所具有的同一性和連續性，而且也意味著“人可以相信自己”。對他人的信任與內在地構成可信任性交互培育，奠定了自我認同的穩定基礎。舍此絕無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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