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的意義及其立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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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的意義及其立法思考

　　【論文關鍵詞】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夫妻財產制度；

　　【論文摘要】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設的內容。這項制度的設立對于提升家務勞動的價值，保護對家庭做出較多貢獻一方的合法權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這畢竟是一項新增內容，理論設計上存在不足，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立法目的實現的預期效果不令人滿意。因此，完善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的立法設計，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實現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標。

　　一、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的意義

　　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主要是指夫妻離婚時，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對家庭付出較多義務的，另一方應給予財產或物質補償的制度。對此，新《婚姻法》第40條規定： “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予以補償”。

　　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意義：

　　1、它肯定了家事勞動的社會價值基于婚姻而產生的家庭不僅是一個社會組織，也是個經濟組織，具有實現再生產、子女、贍養老人和組織經濟生活的社會職能，要履行這一職責，需要家庭成員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從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務勞動。家事勞動是社會勞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占社會勞動相當大的比重，理應得到和社會職業勞動同樣的認可和評價。

　　對家事勞動予以經濟評價已是國際社會的主流認識。1974年國際婦女年聯合國會議，在世界行動計劃中指出： “家事對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僅承認其具有極少經濟的、社會的價值。惟所有的社會若希望達成維持家庭、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務，則對于這些家事勞動，應給予高的評價�！蹦_ ”’對家事勞動的經濟評價實質上是承認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勞動與夫妻另一方的社會職業勞動具有同樣社會經濟價值和同等地位。貫徹了男女平等原則，也使家事勞動在夫妻財產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許多國家的典都對家事勞動的經濟價值給予積極的肯定。如《瑞士民法典》第164條規定：負責料理家務、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從事職業或經營事業的配偶一方，有權請求他方支付一筆合理的款項，供其自由處分；第 165條規定：在協助配偶他方從事職業或經營事業中，配偶一方的付出顯著超過其撫養家庭應做出的貢獻的，其有權請求為此得到合理的補償金。 (德國民法典》對家事勞動的經濟價值也做出了明確規定，該法第 1360條規定：夫妻雙方相互負有以其勞動和以其財產適當撫養家庭的義務。家務處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該方以處理家務履行其以勞動撫養家庭的義務。這里的以 “勞動” “撫養家庭”包含了家事勞動的經濟價值。

　　我國從婚姻立法的角度對家事勞動的經濟價值、社會價值予以肯定，與國際社會接軌，是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表現，對我國家庭和諧、社會發展進步具有積極的意義。我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家務勞動的社會化程度較低，多數家庭的家務勞動量較大，消耗了家庭成員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我們無視家務勞動的存在及其價值，就是對家庭這個社會的基本細胞存在的藐視，而在人類社會個體家庭還遠沒有完成其使命的今天，家庭必將繼續存在，家務勞動就不可或缺。那么，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保護創造家務勞動價值的人的利益就是我們不可回避的。

　　2、家務勞動補償制度體現了夫妻在家庭關系中地位平等、權利義務一致的民事法律的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民法的—個原則，體現在家庭關系中要求夫妻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平等地享有權利，平等地承擔義務，任何一方不能只享受權利或多享受權利，不承擔或少承擔義務。家庭生活涉及撫養子女、照顧老人，處理日常家事等方方面面，需要夫妻之間的分工協作。但我國受傳統觀念影響，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在很多家庭還占主導地位，妻子承擔的家務占絕對多的比例。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因夫妻的共同利益可以不作個體化區分，付出較多一方必然能從未來的共同生活中得到因自己的奉獻和犧牲所帶來的回報。一旦離婚，為家庭付出較多義務一方，如果不能因此而得到相應補償，就是權利義務不對等，就等于是一方無償侵占了另一方因家事勞動而創造的價值，從而違反了民法的公平原則。鑒于此，《德國民法典》第 1356條規定：“夫妻雙方在選擇和從事職業時，應適當考慮夫妻另一方和家庭的利益”。

固然，由于男女性別的差異性特點，只有婦女才具有生育、哺乳的天然能力，在撫養子女和從事家務勞動方面也比男性更具有先天優勢。但根據學的原理．女性的這些特異能力在婚姻外部得不到評價，不象男性的資本那樣是一種進人交易的資源。一旦婚姻終止時，由于婦女的人力資本具有專用性，其不可收回的資本投人的損失就是一種沉沒．沉沒成本越大．婦女退出婚姻所受的損失就越大。對于男性而言，在得到婦女協助的情況下．把自己的人力資本投向市場，獲得較大的回報。因此當代許多國家，即使實行分別財產制，在婚姻關系終止時，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或雙方共同所得的財產也按一定比例予以分割，以減少離婚時婦女隱含勞動的付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婦女退出婚姻的障礙。分別財產制的鼻祖——英國，在判例法中允許妻子在離婚時對家庭財產予以平均分割。

　　我國規定分割夫妻財產時照顧女方的原則，以及修改后增設的家務勞動補償請求權的規定，是以制度化、固定化的形式，通過承認女性特殊性的價值，使之以平衡的心態對待家務勞動，發揮其優勢。符合婦女人力資本專用性特征。對于女性，由于其人力資源的特殊性，完全沒有必要非要在職業場上處處與男性比高低、與男性平起平坐、從事力所不及的工作，才算是成功的女性。當女性承擔起繁衍下一代、子女等這些男人所無法替代的責任時，同樣是成功的女性。但有一點必須明確，那就是她的家務勞動價值應得到承認，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護。對此，北歐的一些國家為不外出工作的家庭主婦發工資，以此肯定家務勞動的價值．也值得我們借鑒。所以我國婚姻法規定給予家事勞動以經濟評價，和給予對家事勞動付出較多一方以經濟補償，可以協調婚姻當事人的勞作分工、利益分配，實現法律公平公正，這也是法律所尋求的個人權利與社會公平間取得平衡的結果。

　　3、家務勞動補償制度對保護為家庭付出較多義務一方的利益，撫慰這一方不平衡起到積極作用

　　我國婚姻法關于離婚的思想是“保障離婚自由，防止輕率離婚”，但現實生活中，有些夫妻長期感情不合，卻不選擇離婚，很大程度上，往往就是因為有一方將其心血和精力大多傾注于經營家庭上，社會競爭能力減弱，離婚后又得不到對方任何補償，生活水平下降，心里極其不平衡。許多婦女為此心里扭曲，精神壓力大，既傷身體，又影響個人發展。而承擔家務少或不承擔家務的另一方，往往有很多學習深造、發展事業的機會，一旦離婚，一方面擺脫了對家庭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更有精力的利用婚姻關系 “系統性剝削”對方勞動進行的自我積累而大展宏圖。對于這一現象，法律不采取補救措施的話，為家庭付出較多一方得不到慰藉，必然限制他對離婚自由權的行使。反之，如果法律上有個明確的說法，對從事家務的一方，在超出其應盡家庭義務的，離婚時予以補償，就能使其得到一些慰藉，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也能安心料理家務，離婚時無后顧之憂。同時，這種補償規定，對于非從事家務勞動，一心只顧自己發展，不履行家庭生活責任一方而言，是要付出代價的。從而增強其自覺履行家庭生活責任的意識。

　　二、家務勞動補償請求制度存在的問題及立法建議

　　關于離婚時家務勞動的經濟補償，各國立法規定有所不同。1、如在補償的時間上，國外有些國家的典規定，既可以在離婚時提出，又可以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提出，如《瑞士民典》第 164條就是這樣規定的。我國婚姻法規定必須是在離婚時提出經濟補償，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及離婚后都不可以提出。2、在離婚經濟補償適用的財產制上也不同，如《德國民法典》采取剩余共同制，《瑞士民法典》采取所得參與制，均有共同財產制的特點。 (剩余共同制，即夫妻一方的終結財產超出開始財產的金額，多余一方的部分，對半分割補償給另一方。)我國婚姻法第 40條關于離婚時一方行使經濟補償請求權的前提條件是：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即夫妻書面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一方為家庭付出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才可向對方請求經濟補償。如果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沒有約定實行分別財產制，而是實行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則不能請求經濟補償。認為在這種財產制中，夫妻雙方離婚在分割共同財產時，對于家庭生活夫妻一方超出其應盡義務的，可以多分共同財產，作為其超出應盡義務的回報。如果夫妻雙方約定婚后所得財產，部分歸共同所有，部分歸各自所有，依據婚姻法第加條的規定，也不能請求經濟補償。我國婚姻法關于離婚時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規定在理論設計上存在不足，實踐中可操作性不強。

　　我國對夫妻財產關系的調整雖然規定了約定財產制和法定財產制度兩種，但現實的絕大多數家庭并未對財產作任何約定，夫妻的財產關系主要適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筆者對黑龍江省牡丹江市這一中等城市的 200個家庭的隨機中得出的數據發現，約定完全適用分別財產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約定財產制，多數家庭也只是約定夫妻財產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別所有。調查起訴到法院的 150件離婚案件中，請求家務勞動補償的只有 1件，且因為沒有適用分別財產制而沒有得到支持。這說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國國情。離婚補償制度以分別財產制作為適用條件超前于我國家庭夫妻財產關系的實際，但婚姻立法卻以此作為實行離婚時的救濟制度的前提條件，就使得這一救濟制度的適用范圍大大受限，難以達到其預設的目的，也不能滿足調整我國夫妻財產關系的實際需要。

　　設立離婚時家務勞動補償這種離婚救濟制度的目的，一是承認家務勞動或協助工作的價值；二是彌補分別財產制度存在的實質上的不平等，因為在夫妻分別財產制下，離婚時雙方無共同財產可以分割，如不做出一定補償，為家庭生活、對方事業發展付出較多義務、貢獻較大一方的價值就無從體現，為了平衡夫妻雙方利益關系，體現公平公正，婚姻法規定在實行分別財產制的夫妻離婚時，一方應對為家庭做出較大貢獻的另一方給予補償。

　　問題在于，在不實行分別財產制而實行共同財產制或部分共同財產制、部分分別財產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認家務勞動或協助對方工作或對對方事業、學業提高做出貢獻的一方的價值，保護這一方應得的利益?從婚姻立法對離婚時共同財產分割的規定看，認為共同財產制本身就是承認了家務勞動與勞動具有同等價值，否則只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無權分割共同財產。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簡單明確，這一立法規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從事家務，不作任何社會工作，沒有經濟收入的情形下設計的，而實際上，現在的家庭，夫妻一方完全不從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雙薪家庭是絕對的主流，夫妻雙方都外出務農、務工也占多數。這種情況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結果是，仍未改變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觀念，婦女既要主內，又要主外。由于實行共同財產制，因而離婚時對妻從事的家務勞動并不認同其價值，因為法律沒有規定對其付出予以補償。這實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們調查的 150例離婚案件中，離婚當事人的年齡集中于 28~''57之間。當事人婚姻關系存續的時間多在 1—18年之間。這說明夫妻結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開始年邁體衰需要照顧，本身工作壓力較大，經濟負擔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極易出現問題，這一時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雙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數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黃金年華、精力和體力奉獻給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懷孕、分娩中還要承擔體質下降、留下終生疾病甚至因此獻出生命的風險。繁重的家務勞動消耗女性大量的時間、體力和精力的同時，必然影響他們的學業提高、知識更新、工作進步、職稱晉升等，在激烈的競爭中，失去就業或選擇更好職業的機會。而配偶對方，則基于對方的奉獻和犧牲從中獲得巨大利益．學業進步、事業發展、社會地位提商等等。對此，婚姻法規定，離婚時，夫妻共同財產平分秋色，而不以雙方收入的多少為衡量標準，再加上有利于保護婦女兒童的照顧性條款，這樣，就等于對家務勞動的價值進行了正確的評價，就算是為婦女對家庭付出較多貢獻的特殊照顧了。如果我們不仔細分析夫妻各方對家庭的實際投入，就會誤認為是一種超出男女平等原則的對女性的特殊照顧，而不認為這是對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報。相反，如果將這個問題置于市場經濟條件下討論，一個已婚婦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勞動和代價，其實遠非夫妻財產的一半所能補償。法律規定對離婚夫妻中女性財產的照顧，只不過是將本屬于婦女應得的權益說成是照顧罷了。事實上，丈夫那點高收入在女性對家庭的無償投入面前早應黯然失色。目前，我國一個家庭保姆的月工資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開銷 700-1000元。按此標準計算，一個已婚婦女對家庭的家務投入以貨幣計算每年不下 1萬元，以一位結婚時間已過 15年的婦女為例，如果她離婚，家庭對她的補償，僅家務勞動一項，就高達 15萬元。若再加上生兒育女的補償和屬于共同財產應得的份額，其離婚后實得的財產就更多了。但司法實踐中，人院即便是特殊照顧女性的離婚財產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額的。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 “公平公正”、 “等價有償”等原則，是我國現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如果在共同財產制下，對一方所作的貢獻或付出，法律不予認可的話，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質疑。因此，筆者以為，在民法典制定的過程中，對婚姻法關于 “離婚時家務勞動的經濟補償”應作進一步完善，使其在立法設計上更合理，司法實踐上更具可操作性，這不僅是市場制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全面落實保障婦女權益的需要。為此提出以下設想：

　　1、對于適用分別財產制的家庭。如果一方為家庭付出較多．即使是不離婚也應當允許請求經濟補償。以避免離婚時夫之財產可能脫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難保財產分配。

　　2、離婚時家務勞動補償請求權的適用范圍，由夫妻約定適用分別財產制擴大至法定共同財產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別財產制的任何夫妻。具體辦法如下：

　　(1)明確規定，夫妻可設立各自的個人財產帳戶，將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各自所有財產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為對家庭付出較多貢獻一方的補償，離婚時．只要一方符合補償的相應條件，就應該將其補償份額劃歸獲得補償的另一方所有。

　　(2)設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確認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確保離婚后婦女有住房。即一方對另一方的補償包括以住房補貼。如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凡屬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無權私自處分，即使是婚前房產。在共同財產不足以補償另一方時。就以婚前個人房產補貼。

　　(3)制定和實施國家個人財產登記、執行等方面的相關制度，以保障離婚時夫妻財產數量的真實可靠，易于查詢，及其執行的可行性。從制度上改變目前離婚婦女為此帶來的種種不便，甚至因此得不到應有夫妻財產份額的現狀。

　　只有肯定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價值，對盡義務較多、貢獻較大者適當多分財產。在目前我國的夫妻財產狀態下才有可能通過對一方的救濟和補償實現法律的公平和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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