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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姚賈與韓孟
【內容提要】
姚賈是中晚唐之交繼韓孟、元白之外的又一重要詩壇勢力的代表。姚賈與韓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姚賈在“窮苦之言”的歌詠內容、以丑為美的審美心理、苦吟勵煉的創作態度、奇峭瘦硬的風格體貌、標新立異的開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韓孟的浸染。姚賈可以說是較為系統地繼承了韓孟詩的精粹，并使韓孟所開創的事業得以發展和延伸。但姚賈的種種努力和變革又使姚賈詩歌最終形成了獨有的質性，自成一家法度。
姚賈與韓孟諸人之間有著不解之緣，以至于有些學者將姚賈同列為韓孟詩派之余緒，或將賈島視為韓門弟子，或以苦吟詩人、怪奇詩派等論列二人，以上諸說雖多有可商榷之處，但也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了姚賈與韓孟諸人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其實，非獨姚賈，相對于韓孟、元白這樣的大家，中晚唐之交的眾多詩人總是能或多或少地浸染上他們的習性，受其恩澤或束縛，能否善加利用而別開生面那就全靠自己的膽識和機遇了。
一
賈島最初是以詩僧無本的身份拜謁韓愈的，以韓愈、孟郊這樣矯激進取的性格，一見這位詩思卓越的僧人便欲引為同道。在韓孟二人的鼓動下，賈島還俗，從此走上了一條血淚交織激憤難平的應舉求仕之路。賈島結識韓愈、孟郊是其人生道路的根本轉型，這一事件是賈島的大幸或者叫大不幸。所幸者，一生的艱辛歷程與內心折磨成就了賈島的詩歌；所不幸者，詩人飽嘗世間酸楚，終其一生也未實現理想，身心俱疲，郁郁而終，就其人生來講，是徹頭徹尾的悲劇。
賈島雖為僧多年，但時事的激蕩、功業的夢想和對才華的自負終使其疏遠了禪家佛理，儒家的事功思想占據了他的心靈，雖九死其猶未悔。賈島與韓孟一樣，也成為了堅韌執著的追求者。“日日攻詩亦自強，年年供奉在名場”（姚合《送賈島與鐘渾》），賈島自元和七年（812）定居長安開始應舉求仕直至開成二年（837）坐飛謗責授長江主簿，蹭蹬科場凡二十五載，從三十四歲的壯年到五十九歲的殘年，可以說一生精力盡于斯。長安求仕時期，賈島過著極其貧困的生活，“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時炊”（張籍《贈賈島》）、“盡日吟詩坐忍饑，萬人中覓似君稀。僮眠冷榻朝猶臥，驢放秋田夜不歸。”（王建《寄賈島》），從這些友人的描繪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饑寒困頓而又吟詩不輟的詩人形象。賈島的詩中也有許多描寫其生活狀況的，如《朝饑》：“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見白日，雪來塞青天。坐聞西床琴，凍折兩三弦。饑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齋中》：“所餐類病馬，動影似移岳。欲駐迫逃衰，豈殊辭綆縛。”盡管如此，賈島依然對所愛矢志不渝，做著一朝成功的夢想，“夜長憶白日，枕上吟千詩。何當苦寒氣，忽被東風吹。冰開魚龍別，天波殊路岐。”（《枕上吟》）但現實是殘酷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韓愈《送孟東野序》），在刻苦吟詩、頻繁投獻、屢經磨難之后，這種不平必然化為一種激憤，“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酸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病蟬》）賈島作詩痛斥當道者，這種做法的后果是賈島被認為性狂行薄，故遭受打擊與平曾等十人被逐出關外①。又《本事詩?怨憤》載：
賈島（應為裴晉公度）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卻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后，荊棘滿庭君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②
后人對賈島最后的遭遇始終不得其解，以為授長江縣主簿不應為責授，于是產生了種種的猜測③。其實《唐摭言》記載得很清楚，即“無官受黜”，晚唐溫庭筠亦是如此，其實就是將這些不討人喜歡的家伙請出京城遣送于蠻荒之地，以求少生事端的一種安排，在用九品微官打發你的同時，也就永遠地取消了通過科舉進入上層的機會。“自嗟憐十上，誰肯待三徵?心被通人見，文叨大匠稱。”（《即事》）屢戰屢敗的賈島依然信心十足斗志昂揚，這與韓愈的“利欲斗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送楊少尹序》，《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21）、“自進而不知愧”（《后廿九日復上書》，《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的進取精神是一脈相承的。賈島以病鶻自喻：
俊鳥還投高處棲，騰身戛戛下云梯。有時透霧凌空去，無事隨風入草迷。迅疾月邊捎玉兔，遲回日里拂金雞。不緣毛羽遭零落，焉肯雄心向爾低。（《病鶻吟》）
抗憤不平之氣浮于紙上，有一種愈挫愈奮的昂揚姿態。“一臥三四旬，數書惟獨君。……身上衣蒙與，甌中物亦分。”在《臥疾走筆酬韓愈書問》中在感謝了韓愈的關心與照顧之后，更是鮮明嘹亮地表明了心志，“愿為出海月，不作歸山云。……欲知強健否，病鶴未離群。”《早蟬》一詩則表明了雖光陰蹉跎但不怨天尤人的情懷，詩曰：“早蟬孤抱芳槐葉，噪向殘陽意度秋。也任一聲催我老，堪聽兩耳畏吟休。得非下第無高韻，須是青山隱白頭。若問
此心嗟嘆否，天人不可怨而尤。”從賈島身上我們可以依稀看到韓愈的身影，聽到孟郊的口氣。韓退之也有著近十年的應舉候選生涯，“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豈可望，一畝之官豈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韓愈《上宰相書》，《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16）韓愈更大的磨難來自于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韓愈一生在仕途上四起四落，兩次被貶斥于嶺南，而因諫迎佛骨一事險披殺身之禍。而正是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為改良社會殫精竭慮的品行及從其內心深處生發出的動力支撐著他，彈劾奸佞、抵制宦官、諫迎佛骨、抗顏而為人師。韓愈仕途的順達在于天下不能缺少這種人，無斯人，大廈將傾，而韓愈的屢遭打擊則說明了他的不合時宜，這種人太少，而且公心太甚，必定與那些滿懷私心貪圖享樂的大多數格格不入，與大多數士大夫的獨善、退隱、享樂的所謂高情雅致也大相徑庭。是以像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之類的政客大行其道之時，對于裴度、韓愈、李德裕這樣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政治家動輒得咎處處艱辛就不足為怪了。韓愈的斗士精神一生都激勵著賈島，使其雖飽經磨難卻終未放棄理想。韓愈可以說是賈島追慕的偶像，但賈島一生卻未如韓愈般有機會。賈島與韓愈之間的情感是真摯的，韓愈被貶潮州時賈島曾有詩相寄：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云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寄韓潮州愈》）
感情深沉，將沉痛抑郁的心情融于奇險衰殘濃厚蒼勁的意象組合當中，這種以特殊意象傳遞情感的方式，是詩人之間的心語，以韓退之之心有靈犀，自可不待言而自明。韓愈對賈島的揚諭也是熱情的，《唐詩紀事》卷四十載：
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后出寺，島有詩云：“不如牛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閑。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由是振名。
退之儼然視賈島為自己與孟郊所開創事業的接班人�？崾畹牧硪幻媸菄篮斓廊缡�，積郁于胸中的烈火若長時間得不到平息，任何人都會被灼傷，韓愈與賈島在熾熱的追求之后，面臨的必然是這種對郁結不平情緒的疏解，在這一方面，韓愈與賈島各不相同。二人排解憂愁的方式不同，賈島以禪，韓愈以戲謔④，由此也形成了二人詩歌境界的差異：賈島詩境清冷，色調暗淡，靜寂深幽，棲息其中自然是冷卻白日里躁動不安心靈的最佳途徑；而韓之戲謔，則帶有自我解嘲的意味，將不平與激憤變形丑化，以丑為美，居高臨下，一切便可在一笑間不經意地得到解脫。
二
孟郊長賈島二十八歲，賈當屬晚輩，賈初出茅廬時韓孟早已享譽詩壇。孟賈之交，起于元和六年終于元和九年孟郊謝世，期間賈多在長安，而孟居洛陽⑤，目見的機會并不多。二人相交時間雖短，但在與賈島相交往的詩人當中，孟郊對賈島的影響卻是刻骨銘心的。賈島初次拜謁孟郊時寫道：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薰風。江南有高唱，海北初來通。容飄清冷余，自蘊襟抱中。止息乃流溢，推尋卻冥蒙。我如雪山子，渴彼偈句空。必竟獲所實，爾焉遂深衷。錄之孤燈前，猶恨百首終。一吟動狂機，萬疾辭頑躬。生平面未交，永夕夢輒同。敘詰誰君師，詎言無吾宗。余求履其跡，君曰可但攻。啜波腸易飽，揖險神難從。前歲曾入洛，差池阻從龍。萍家復從趙，云思長縈嵩。海?每可詣，長途追再窮。愿傾肺腸事，盡入焦梧桐。（《投孟郊》）詩中賈島表明了對孟郊的景仰之情和愿意以孟郊為楷模的心聲，賈島為孟郊的才華所折服，“不驚猛虎嘯，難辱君子詞。欲酬空覺老，無以堪遠持。”（《寄孟協律》）“詩骨聳東野，詩濤涌退之”（孟郊《戲贈無本》）孟郊對賈島的才華也贊譽有加。
郊島并稱，自唐便開始，他們之間有太多的相似之處，東坡以“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概言元白郊島，可謂具眼。歐陽公曰：“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塵尤喜為窮苦之言。”（《六一詩話》）“張文潛云：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苕溪漁隱叢話》卷十九）相近的精神氣質和理想追求又導致了詩歌總體風格和創作態度的接近，歷代詩論家論詩時常郊島并舉：
嘗謂古人之詩，各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居易得其沖澹，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俊，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三）
自漢魏以降，言詩者莫盛于唐。方其盛時，李杜擅其宗，其他則韋柳之沖和，元白之平易，溫李之新，郊島之苦，亦各能自鳴其家，卓然一代文人之制作矣。（蘇天爵《滋溪文稿?西林先生詩集序》）
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辭，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高?《唐詩品匯?總敘》）
對詩歌的熱愛和藉詩歌以圖仕進的需求使二人共同表現為在詩歌創作上的苦吟作風。“夜學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為仇。”（《夜感自遣》）這是孟東野的苦吟。“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這是賈浪仙的苦吟�！敦懸积S詩說?詩談雜錄》：“孟東野、賈浪仙卓犖偏才，俱以苦心孤詣得之。”無論是窮苦之言的詩歌內容、僻澀寒瘦的詩歌風格還是苦心孤詣的創作態度，所有這一切最根本的出發點均在于二人的寒士身份，元好問《放言》曰：“長沙一湘累，郊島兩詩囚”。唐代有些官僚士大夫也在詩歌中標榜苦吟，但那大多不過是附庸風雅之需，并經不起多少實際意義上的推敲，正如無邊風月屬閑人一樣，真正的苦吟則屬于那一群愁眉不展的寒士階層。孟郊同時也是一個激憤之士，愛發牢騷是他的特點，所以宋代的許多達官老爺們都不喜歡他的詩，說它不合風雅。孟郊感慨道：“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贈別崔純亮》）“盡說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長安旅情》）歐陽修譏諷道：“下看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太白戲圣俞》）蘇軾辦對二人不以為然：“要當斗僧清，未足當韓豪。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其實賈島又何嘗不是這樣，“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病蟬》）“下第能無恧，高科恐有神”（《送令狐相公》），友人沈亞之下第后賈島出于激憤直斥禮部的不公，“毀出疾夫口，騰入禮部闈。下第子不恥，遺才人恥之。”（《送沈秀才下第東歸》）在這些刻露的話語之后是一腔郁悶難伸的憤慨，這種情緒是中晚唐天空中濃厚不散的陰云，而類似孟郊、賈島的忍無可忍的控訴則是劃破陰云的閃電，給眾多沉悶的心靈以酣暢的感受。這些不溫柔敦厚的作品才是人性深處真性情的展示，這種發自肺腑的長嘯在人格尚獨立、精神尚自由的時代還會有它的朋偶，晚唐眾多同病相連的詩人就是他們的歡呼者⑥。思想上的接近必然導致詩歌上的追慕，賈島的五古即是步隨韓孟與之一脈相承的。韓愈所言的：“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眾鬼囚大幽，下覷襲玄。天陽熙四海，注視首不鎮。鯨鵬相摩，兩舉快一。大豈能必然，固已謝黯�？裨X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風蟬碎錦纈，綠池披菌萏。芝英擢荒蓁，孤翮起連。”（《送無本師歸范陽》）這些境界是退之讀賈島詩作后產生的印象，后人常以為是夫子自道，這當然是屬于猜測的范疇。賈島早期五古作品刻意模仿韓孟，雖日后轉攻五律，但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其五古方面的成就。賈島確實有很多作品具備韓孟的風格，如《寄遠》一詩：
別腸多郁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疏。疏別恨應少，密離恨難祛。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遠書。不惜寄遠書，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邢《唐風定》卷六：“閬仙服膺東野，得其神髓，正淡處相似耳。”紀昀《刪正二馮評閱<才調集>》：“語語深至，尤妙于一氣渾成，無斧鑿之跡。閬仙才不及東野，此詩則東野得意之筆亦不過如此。”又如作為《長江集》卷首的《古意》：
碌碌復碌碌，百年雙轉轂。志士終夜心，良馬白日足。俱為不等閑，誰是知音目。眼中兩行淚，曾吊三獻玉。
賀裳評曰：“賈島詩最佳者，終以卷首《古意》為尤。”（《載酒園詩話又編》）吳喬《圍爐詩話》卷二：“賈島之《客喜》、《寄遠》、《古意》，與東野一轍。 ”其他與東野相近的五古還有《朝饑》、《不欺》、《辯士》、《游仙》等作品。賈島五古雖得韓孟的稱道，但由于才力氣概上的不足，有自知之明的
賈島不大可能在此領域更進一層。賈島五古短篇尚可勉強駕馭，至其長篇，則頓顯氣格局促、才短乏料，難以一氣終篇，而且賈的經歷簡單、胸襟不廣、眼界狹小、詩思遲緩、才偏學淺、苦吟覓句的作風、有句無篇的不足等諸多因素本身就限制了他在五言古詩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賈島多方面的因素均決定了他更適合于五言八句律詩的精思附會。如賈島五古《玩月》：
寒月破東北，賈生立西南。西南立倚何，立倚青青杉。近月有數星，星名未詳諳。但愛杉倚月，我倚杉為三。月乃不上杉，上杉難相參。眙愕子細視，睛瞳桂枝。目常有熱疾，久視無煩炎。以手捫衣裳，零露已濡沾。久立雙足凍，時向股?淹。立久病足折，兀然膠粘。他人應已睡，轉喜此景恬。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無異市井人，見金不知廉。不知此夜中，幾人同無厭。待得上頂看，未擬歸枕函。強步望寢齋，步步情不堪。步到竹叢西，東望如隔簾。卻坐竹叢外，清思刮幽潛。量知愛月人，身愿化為蟾。
《詩源辯體》卷二五：“退之五、七言古，凡遇窄韻，更極奇險。如賈島五言《玩月》詩，最為丑惡，其他鄙陋者雖多，而此為尤甚。人知退之之為美，則知賈島之為惡矣。鄒彥吉謂‘猶刻形樵牧而無所仿佛，將為芻狗是也。'”《唐詩鏡》卷四八評《玩月》詩曰：“有幽情而無高韻。”
根據自己的特長，在求新求變的時代風氣的影響下，同時也受獨樹一幟的志向的激勵，再加之“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課”⑦應試的現實需要，元和末年起賈島終于走上了一條專攻五律的道路。王遠《長江縣賈島祠堂詩碑后序》曰：“浪仙以詩名世，杰出于貞元、元和文章極盛之后。孟郊死為之哭不已，其詩與郊分鑣并馳。”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稱：“無本於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賈島的開拓精神是令人欽佩的，賈島在五律創作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為后世所公認，并常與孟郊之五古相提并論：
東野古多律少，浪仙古少律多，然其孤高則同，非一時流輩可及。（《瀛奎律髓匯評》卷二九）
東野之古，浪仙之律……其才具工力皆過人。（《詩藪》外編卷四）
賈島與孟郊齊名，故稱郊、島。郊稱五言古，島稱五言律。（《詩源辯體》卷二五）
若我們結合元和后期詩歌思潮的變遷便可發現，賈島與以韓孟為代表的五古漸離漸遠最終走向專攻五律的道路，其實并不是賈島與韓孟之間的個人現象，而是一個時代詩歌發展潮流的趨勢所在。韓孟的詩歌創作除卻藝術上的追求外，還有更多的道義和政治內涵，而五古是適合于此的表現樣式。賈島的詩歌創作除卻功利性的應試目的外，更多的則是一種癖好，包含有為藝術而藝術的色彩，傾向于在一聯一句的錘煉中尋求滿足。元和末年正是詩歌思潮發生巨大變革的時期，隨著社會的衰微和人心的黯淡，“貞元末至元和年間出現的重功利的文學思想，隨著政局的變化，逐漸消失了。事實上，詩歌創作和理論批評中的風教說和諷喻說，在元和十二年之后就已沉寂”⑧。與之相關聯的便是詩歌創作由偏于古體轉向偏于近體，尤其是五言律詩，當然在這個特殊的由中入晚的詩歌轉型期間，以賈島為代表的專攻五律創作的新生代詩人崛起的意義應當不僅于此⑨。
三
姚合與韓孟諸人的交往較少。從唱和詩歌上看，僅有與韓愈的一首和詩，與劉叉的一首贈詩和劉叉的兩首贈詩，除此之外，姚與韓孟諸人并無來往，可見姚合在現實交往中與韓孟諸人的距離。其中《和前吏部韓侍郎夜泛南溪》寫于韓愈辭世前的一次文人聚會，詩曰：“辭得官來疾漸平，世間難有此高情。新秋月滿南溪里，引客乘船處處行。”這只是一般意義上的答和之作，看不出與韓愈之間情感的深淺和對其詩歌的態度。賈島在韓愈的最后階段也有和詩與韓，“溪里晚從池岸出，石泉秋急夜深聞。木蘭船共山人上，月映渡頭零落云。”《和韓吏部泛南溪》）其中流露出的情感則較姚深沉與真切。即便如此，姚合偶然也有模擬韓愈險怪詩風的戲筆之作。
補天殘片女媧拋，撲落禪門壓地坳。霹靂劃深龍舊攫，屈痕淺虎新抓。苔粘月眼風挑剔，塵結云頭雨磕敲。秋至莫言長屹立，春來自有薜蘿交。（《天竺寺殿前立石》）
方回評論曰：“押險韻而加以剜剔之工，殆亦戲筆。
（《瀛奎律髓》卷三三〈天竺寺殿前立石〉方回評》）姚合早年作品中也偶有“冬日易慘惡，暴風拔山根。塵沙落黃河，濁波如地翻。飛鳥皆束翼，居人不開門”（《答竇知言》）這樣有韓愈奇險風格的詩句，但僅此數則而已，韓對姚合并未像對賈島那樣產生深刻的影響。
姚合與韓孟集團中另一個有交往的是劉叉，劉叉有《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一詩：
奉子一杯酒，為子照顏色。但愿腮上紅，莫管顏下白。自古無長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隴逐日多，天地為我窄。只見李耳書，對之空脈脈。何曾見天上，著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見孔丘。
詩中抒寫了人生短暫的喟嘆，感慨自身的渺小，揭示出欲得不朽只有遵循孔子的足跡，以對功業與道德的追求獲得生命意義的持續。由詩歌可知，劉叉雖被后人稱為怪異，但與韓愈一樣，同樣是以儒家理想為其人格支柱的，這一點與“我師文宣王，立教垂詩書”《贈盧沙彌小師》）的姚合是相同的，可以說是二人立身的根基和交往的紐帶。劉叉為人豪爽剛直，意氣所指，無所顧忌，“叉之行，固不在圣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李商隱《齊魯二生?劉叉》）劉叉曾贈劍于姚合：
一條古時水，向我掌中流。臨行瀉贈君，勿薄細碎愁。（《姚秀才愛予小劍因贈》）
劉叉的俠義胸懷給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合寫道：
自君離海上，垂釣更何人。獨宿空堂雨，閑行九陌塵。避時曾變姓，救難似嫌身。何處相期宿，咸陽酒市春。（《贈劉叉》）
生動地寫出了劉叉的豪俠作風，《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評：“劉叉豪俠之士，嘗殺人亡命，此詩殆叉之真像也。”
在精神領域，姚合相對接近韓愈，賈島相對接近孟郊。姚與韓類似，均為正統儒家士大夫的典型，維持儒家思想是二人共同的立身基準，這一點從韓愈力勸賈島還俗和姚合使清塞還俗應舉的行為當中均可以得到體現。但姚合與韓愈對待僧人的態度卻有所不同，姚合之與僧人，在堅守自己信念的同時，對僧人采取親近與包容的態度，較韓愈溫和得多。反映在詩作中，姚雖有許多反映親僧近道的詩作，但只不過是一種流行于中晚唐時士大夫之間一種風雅，并不能說明姚合具有某種宗教上的信仰⑩。“出家還養母，持律復能詩。……亦知蓮府客，夜坐喜同師。”（《送無可上人游邊》），姚合眼中的僧人與隱士一樣，反映的是一種官僚士大夫在身心疲憊之余渴望解脫束縛的一種山林之思。姚合偶然也透露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如《贈盧沙彌小師》：
怕見世間事，削頭披佛衣。年小未受戒，會解如老師。天與出家腸，一食齋不饑。麻履踏雪路，與馬不肯騎。嫌我身腥膻，似我見戎夷。彼此見會異，對面成別離。我師文宣王，立教垂書詩。但全仁義心，自然便慈悲。兩教大體同，無處辨是非。莫以衣服別，到頭不相知。
由此可知其根本的信念與韓愈如出一轍，但姚合的表現較為溫和而融洽，不似韓愈那般急切與盛氣，排斥佛道不遺余力。韓愈在“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沾巾”（《贈惠師》），以及“雪徑抵樵叟，風廊折談僧”（《送侯參謀赴河中幕》）。等詩句中表現出一副盛氣凌人之勢；而在“材調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將斂之道，且欲冠其顛”（《送靈師》）等詩句中反映的在言談中忽然生發出的給僧人加冠的心理，更是其力排佛老理想的反映。韓愈反映力排佛老思想的作品除那一篇著名的《諫佛骨表》外，還有《送文暢師北游》、《和歸工部送僧約》、《贈譯經僧》、《謝自然詩》、《誰氏子》、《華山女》等詩作，極盡嬉笑怒罵、諷刺挖苦之能事，均表現出韓愈鮮明的排斥異端的立場和堅定的戰斗精神。正如賈島與孟郊基于寒士身份和蹇促命運所形成的激憤郁悶之性情相似，姚合與韓愈因身份門第和社會地位而形成了相類似的士大夫情趣，這一點在韓愈和姚合官職漸高的時期表現得更為鮮明。
四
韓孟與姚賈在詩歌發展史中均有著深遠的影響。唐李肇《國史補》卷下曰：“元和以后，為文筆則學奇詭于韓愈，學苦澀于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于張籍；詩章則學矯激于孟郊，……俱名為元和體。”唐末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尊孟郊為“清奇僻苦”之主，下屬晚唐詩人陳陶、周樸、劉得仁、李渙等。東坡曾言：
“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王直方詩話》）。葉燮在《原詩》內篇上中進而指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王、黃，皆愈為之發端，可謂極盛。”二人指出了韓愈為變革唐風、開啟宋調的關鍵所在。姚賈詩風不僅獨擅晚唐五代，宋代“九僧”、“永嘉四靈”、“江湖詩派”均以學姚賈相號召。特別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四靈、江湖詩人開始自覺地對以姚賈為代表的晚唐詩風進行模仿，“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獨喜賈島、姚合之詩，稍稍復就清苦之風，江湖詩人多效其體，一時自謂之唐宗。”（《滄浪詩話?詩辨》）《石洲詩話》卷四云：“南渡自四靈以下，皆摹擬姚合、賈島之流”。四靈對姚賈推崇備至，趙紫芝甚至在選唐人詩作時別于《眾妙集》之外另選姚合、賈島二人詩為《二妙集》，“趙昌父選賈島、姚合為《二妙集》，賈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瀛奎律髓匯評》卷二四）通過江湖詩人的自覺學習和積極倡導，特別是《二妙集》的編纂和傳播，姚賈詩風迅速蔓延，學習姚賈成為南宋后期詩壇上的主導潮流。劉克莊稱：“舊至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 ”（《題蔡炷主簿詩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此時姚合與賈島作為晚唐詩風的代表，已經成為南宋后期眾多詩人的共識，詩人們在摩習之時也往往對二人并行不廢，其中許多詩人頗能得姚賈之神韻。宋后，明代以鐘、譚為代表的“竟陵派”，直至清代的“高密派”和“同光體”詩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師法姚賈。姚賈在身后的一千多年里，具有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總的來講，相對于姚合，韓孟對賈島的影響廣泛而深遠，盡管賈島日后與姚合攜手別開天地、另創家門，但究其門徑主要還是韓孟二公。姚賈在“窮苦之言”的歌詠內容、以丑為美的審美心理、苦吟勵煉的創作態度、以文為詩的寫作傾向、奇峭瘦硬的風格體貌、標新立異的開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韓孟諸人的浸染。在晚唐詩壇，姚賈可以說是較為系統地繼承了韓孟詩歌的精粹，并使韓孟所開創的事業得以延伸。但姚賈之所以為姚賈，能于晚唐獨樹一幟，其創新變革之處則更為突出，在創作思想上變元和年間重功利思想為為藝術而藝術傾向；題材上，由社會人生轉為自我關注；交游方式上，變韓孟的以文章道德相依托為姚賈以詩藝切磋為紐帶，關系更加疏散自由；詩歌體裁上，變五古為五律，并蔓延晚唐；風格上，變瘦硬為清幽，變奇險為平淡，姚賈詩歌從整體上向平易處發展，與韓孟分道揚鑣；格局上，由外張變為內斂，氣格局促，詩料狹小，變以才力為詩為以意味為詩。姚賈的種種努力和變革使姚賈詩風最終形成了獨有的質性，上承大歷韓白，下啟晚唐五季，別具一格，自成一家法度。
注釋：
①后蜀何光遠《鑒誡錄》卷八《賈忤旨》：“賈又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惡之，與禮闈議之，奏島與平曾等風狂，撓擾貢院，是時逐出關外，號為‘十惡'。”
②《詩話總龜》卷三九、《唐詩紀事》卷四十皆言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者為裴晉公度，從文意上講應是。
③施蟄存先生認為賈島在貶斥之前可能官職高于主簿，故言貶斥。參見《唐詩百話》，第450頁，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版。宋人亦為之曲解，以為唐代舉子地位較高。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唐貴進士科，故《志》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為鄉貢進士，不搏上州刺史則簿尉，固宜謂之‘責授'。若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唯恐責之不早耳。”
④參見余恕誠先生《韓白詩風的差異與中唐進士階層的分野》，《文學遺產》1993年第3期。“詼諧戲謔是韓愈發泄無聊、放縱精神的一種方式，對其詩文創作有重要意義。……由于好戲謔，韓愈心理上的跺郁，常被變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詭滑稽，而內含尖銳沖突。”
⑤關于賈島與孟郊在洛陽的交游唱和情況，詳見張國舉《孟郊在洛陽的家事、交游和詩歌創作》，《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7年第3期。
⑥宋人對郊島之譏諷主要是他們的詩歌內容和行為性格方面，宋人學孟賈主要是針對其創作手法，對孟賈詩歌的精神內涵則多有抵觸，這一點與宋人學杜韓有類似的地方。時過境遷，在學富五車、溫潤乖巧的宋人那里很難再聽到類似孟賈這樣的帶有怨上色彩的聲音了，即便是一些苦寒之音到了永叔、子瞻、嚴羽那里就成了不和諧音，顯得那樣刺耳，郊島雖在宋以后還有市場，但也僅剩下副軀殼，他們驚嘆于這些木乃伊的精制，他們甚至喜愛它的陳舊，于是他們又照模照樣地做出許多來沿街叫賣，而當這些激憤的游魂偶然光顧時，他們卻又將其趕走，說它們“不合雅奏”、“究非正聲”或視為“蟲吟草間”。假使蘇東坡真正還有韓愈、孟郊那樣的精神氣骨，那么“烏臺詩案”的制造者根本不必煞費苦心地去曲解詩意、羅織罪名，韓愈、孟郊、賈島這樣的人是很典型的唐人，在宋代幾乎找不出來。反倒是元白一類的個性在宋代士大夫中不乏其人。江西之與杜韓，四靈之與姚賈，雖均打著唐人旗幟，但實際上卻是貌合而神離的，它們都可以說是俱為宋詩類型的典型代表。宋人刻意為文，在很多方面對唐詩的領域均有所延伸和發展，但由于文人地位的變化和中央集權的強化，在精神氣骨方面卻與唐人分道揚鑣，唐人的灑脫與叛逆并非宋人所好尚。對于孟賈，他們僅重其皮而不重其神，宋詩精于文辭典故而短于氣骨精神，孟賈之精神氣骨尚且失之，更何況杜韓呢。由此處管見唐宋詩之別，除卻風格體貌之殊外，最根本還是在于時運與性情之別。
⑦聞一多：《唐詩雜論?賈島》，第3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第303頁，中華書局1998年版。
⑨參見景凱旋《孟賈異同論》，《文學遺產》1995年第1期。大意為，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為界，孟郊的詩歌創作是結束于此前，賈島的詩歌創作則是開始于此后，如前所論，這一時期正是中晚唐詩歌的體變時期。如果說孟詩是在風雅不興、競為近體的大歷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繼承陳子昂等人所倡導的詩統，賈詩則是在元和以后對政治普遍淡漠的時代氛圍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歷的變革。一是崇古，一是趨新，都以各自的詩歌體現了不同的時代特征。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孟郊的辭世和賈島的崛起標志著唐代詩歌史上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期的開始。
⑩見謝榮�！墩撘系姆鸬佬叛黾捌鋵λ枷雱撟鞯挠绊憽�，《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文章認為姚合具有佛道兩方面的信仰，或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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