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

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

摘要：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的全面發展，但另一方面也確實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我們應吸取以往的教訓，在指定二元結構轉換戰略時，立足于中國二元結構的根本解決，將全球化為我所用，推動中國二元結構的轉換。利用ＦＤＩ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設，與此同時加大農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環境保持等方面的財政支出。　　關鍵詞：二元結構；全球化；國外直接投資（ＦＤＩ）；恩格爾系數
　　　
　　一、全球化的特征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意義
　　
　　自從市場經濟體制在西歐確立以來，其“內在的作用機制和原動力就為全球化經濟來臨埋下伏筆”。20世紀后半葉世界的發展加速了全球化的腳步，時至今日，整個世界都彌漫著全球化的氣息。正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副行長約瑟夫·斯蒂格里茨所描述的那樣：“通信成本、運輸成本的下降，商品和生產要素流動的人為障礙的減少，已導致世界各經濟體的更緊密的一體化。全球化不僅是指商品和服務的流動性，而且是指資本和知識的流動性以及較低程度上的人員的流動性。全球化不僅包含著市場的一體化，而且意味著全球公民社會的出現�！�
　　經濟全球化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特征：一是生產全球化，即國內生產在空間上全方位突破國界，生產活動由本國市場自發機制力量主導而轉變為企業（主要指跨國公司）主導，國際分工的形式由垂直分工逐步轉向水平分工。二是金融全球化，即各國國內金融資本跨國境發展而趨于全球一體化，其典型特征就是資本的國際化。由于各國資本市場不斷開放，對資本的國際流動的管制日益放寬，資本國際化程度大大加強，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甚至大大超過了商品市場的一體化。三是信息全球化。隨著信息和通訊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連接世界的技術基礎已由硬性的交通實體工具轉變為軟性的傳輸信息的通信手段。一則信息可以在幾秒鐘內傳遍全球，信息的傳遞已經不再被地域和時間所阻隔，信息真正實現了全球共享。
　　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究竟是利大于弊還是弊大于利，很難達成一致。對于中國而言，全球化所帶來的積極影響主要表現在：促使我國參與到國際貿易中去，利用比較優勢獲取利益，最終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引入和利用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實現“學習效應”；積極引入外資彌補國內資本不足，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推動國內經濟發展，實現“后發效應”；加強文化交流，提高國民整體素質。消極方面則主要表現為：部分侵蝕國家的經濟主權；增大經濟和社會風險；激化國內社會經濟矛盾，加劇兩極分化；蠶食部分國內優秀文化；造成資源的濫用和生態的破壞。
　　無論怎樣，有一點我們應當十分清楚，那就是：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大勢所趨。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或許在短期看來，全球化引起的矛盾和負面效應很難有效地解決；但從長遠而言，我們必須順應這股前進的潮流。順應不等于聽之任之。我們需要的是趨利避害，最大限度地興利除弊，讓全球化、讓對外開放真正地起到作用。
　　
　　二、中國的二元結構
　　
　　二元結構指的是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發展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城鄉和地區的不平衡發展。中國的二元結構并不等同于經濟學定義中的現代工業部門和傳統農業部門并存的二元經濟結構，它更為寬泛，指的是多層次的社會二元結構體系，主要包括收入二元性、生活二元性、財政二元性、環境資源二元性、文化信息二元性等。除此之外，由于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剛性下經濟的畸形發展，又形成了一種雙二元經濟結構，即城市和農村各自均出現了雙二元結構�！俺鞘性�有的一體化產業變成一主一次兩個并存的部門：一個是國企職工為主組成的在社會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化部門；另一個是由大量無法在正式部門就業的農村勞動力組成的次要部門……農村也出現了雙二元結構，一元是鄉鎮企業，另一元是傳統農業。”[3]中國的二元結構極為復雜。鑒于二元經濟結構對整個社會二元結構起著決定性作用，本文主要選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切入點進行分析。
　　（一）實證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過程及成因分析
　　在發展經濟學的量化指標中，二元經濟狀況的測度主要有三個指標：比較勞動生產率、二元對比系數和二元反差系數，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之間差異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越強；反之，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之間差異越小，經濟結構的二元性越弱。二元對比系數是農業和非農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經濟二元性呈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二元性越��；二元對比系數越小，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數即非農產業產值比重與非農產業就業比重之差的絕對值。二元反差系數與經濟二元性呈正方向變動：二元反差系數越大，二元性越大；二元反差系數越小，二元性越小。
　　筆者對1952—2002年我國二元經濟測度的各項指標進行了計算和統計，制作出了二元對比系數圖（圖1）和二元反差系數圖（圖2）。
　　
　　通過對這兩個曲線進行分析，可以觀察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大致演變過程：
　　1．計劃經濟時期（1952—1977年）
　　這一時期二元對比系數在13％～20％之間變化，二元反差系數則在40％～46％之間變化（見圖1、圖2），表明二元對比系數在逐步降低，二元反差系數逐步增加，一致反映出這段時期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增強。這一時期的二元經濟結構基本上是制度型二元經濟結構，是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一系列的制度原因而引起的。其中，影響最大的兩個政策即“重工業發展戰略”和分隔城鄉的戶籍管理制度�！�1978年以前的近30年中，中國城鄉的產業分工涇渭分明，農村發展農業，城市發展工業，并且通過‘生產資料優先增長’規律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通過工、農業產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犧牲農業，補償工業，這種經濟發展戰略人為地促進了二元經濟結構。”1958年實行戶口登記條例、糧油供應制度、勞動用工制度、社會福利制度及人民公社制度等，從社會結構上將社會區分為兩大區域。在經濟方針和社會制度建設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的二元結構被人為固定化了。
　　在發展經濟學中，二元經濟的轉換思路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劉易斯－拉尼斯－費（Ｌｅｗｉｓ－Ｒａｉｎｓ－Ｆｅｉ）模型，其主要機理是通過工業現代化帶動農業現代化，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最終實現二元向一元轉化。第二種是托達羅（Ｔｏｄａｌｏ）模型，其主要機理是走一條空間分散型的資源配置道路，即通過發展農業經濟，相對獨立地解決農業落后。劉易斯模型假設城市不存在失業，希望通過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實現從二元向一元的轉換。托達羅模型則根據城市出現大量失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暢的情況，提出通過減輕城市負擔、獨立發展農村經濟以實現從二元向一元的轉換。劉易斯模型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對城市是否存在失業的錯誤估計和勞動力轉移的簡單化，這便大大降低了該理論的現實意義。托達羅模型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否定。那么，以托達羅模型為主要思路對中國的二元結構轉換又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呢？
　　“20世紀60年代以來，我國城鄉人口流動實踐與托達羅模型極為吻合：用戶籍制度和行政手段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控制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發展；大搞農田水利建設，在農村建立科技推廣站、農機站等，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動員2000萬知識青年‘五七戰士’去農村就業，緩解城市的就業壓力；改革前興辦‘五小’工業，改革后一段時間采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實現鄉村工業化�！比欢�，我們從圖1和圖2中已經看到，這段時期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相反得到了強化。事實證明，托達羅模型政策的實施不僅沒有解決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反而更加強化了二元結構。
　2．經濟改革時期（1978—1992年）
　　在這一時期，我們可以很明顯地觀察到二元對比系數在波動中有所增長，二元反差系數形成下降的趨勢（見圖1，圖2），這表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正逐步縮小，同時也潛藏了一些導致以后二元性增強的深層次問題。
　　在這一階段里，政府引入市場因素，提高工業靈活性，加強城市流動，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家庭聯產承包制得到廣泛實施，從而提高了農民經營自主權，極大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以上種種改革政策都有助于弱化二元經濟結構。然而短期有助于二元弱化的政策在長期內不見得是真正正確的政策。在鄉鎮企業大力發展的初期，的確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改善了二元經濟結構，然而這種工業化是“以低技術、小規模、勞動密集的農村工業填補市場消費品的短缺的粗放型的農村工業化”，鄉鎮企業的發展“仍受制于國家‘離土不離鄉’的政策，鄉鎮企業建制分散化，規模小型化，為以后鄉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埋下隱患。”
　　3．經濟轉型時期（1992年至今）
　　從圖1和圖2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轉型時期中國的二元經濟受到一定的沖擊，但剛性仍舊。在這一時期，政府并未提出針對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明確的方針政策，政府正在轉換的迷霧中求索。這段時間我國二元結構最主要的問題表現在兩方面：（1）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2）農村勞動力轉換困難。具體表現將在后面進行詳細分析。
　�。ǘ�）目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主要表現
　　1．現代化二元性
　　實現農業現代化是轉化二元結構的根本。目前，我國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特別是沿海的上海、深圳等地已經接近中等發達國家現代化水平，然而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卻一直發展緩慢。一邊是飛速發展，一邊卻停滯不前，從而加劇了我國城鄉現代化發展程度上的二元性。
　　在量化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時，筆者主要采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提出的全國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參考指標體系。這個指標體系反映了我國農業現代化的長期動態化過程，將農業現代化的階段性標準分為起步標準、初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標準和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標準。起步標準是發達地區已經大體達到的高限標準，后兩項標準值大致按照起步標準翻一番和翻兩番分別確定。這里選取其中的8個主要指標進行分析和說明。
　　
　　根據表1數據，我們很容易發現8個指標無一達到起步階段標準，只有抗災能力和每公頃耕地農業增加值接近起步階段標準；需要遞減的農業就業占總結業比例離起步階段標準有一定距離，離初步實現標準則相去甚遠。這足以說明中國目前的農業現代化仍處于一個相當低的水平。
　　2．收入二元性
　　城鄉居民收入的二元性已經成為對中國社會公正與穩定的最大威脅，然而，我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擴大。王小魯《我國當前農村居民收入問題》一文中的數據顯示，1980年，東部農村人均收入占城鎮的54．4％，而到2000年，農村人均收入下降到城鎮的43．2％，說明近二十年來，我國東部地區城鄉間人均收入差距呈不斷擴大的趨勢。西部的情況更為惡劣，到2000年農村人均收入僅占城鎮的30．4％，而且隨著西部人均收入的相對減少，東西部人均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拉大。
　　3．生活二元性
　　由于現代化程度的不平衡和收入在城鄉之間的差距不斷拉大，城鄉居民生活消費水平也呈現典型的二元性，并不斷強化。消費結構是最能體現城鄉生活差距的指標之一。我們利用恩格爾系數進行分析，1978—1989年期間城鄉恩格爾系數差別縮小，但從1990年以后，城鄉差別又繼續不斷擴大。城鄉生活水平如此大的差距，足以證明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廣大農村人口并未得到應有的改革獲益，相反，相對生活水平卻顯得更為低下。這是一個極其嚴重、值得高度警惕的現象。
　　4．財政二元性
　　1952年以來，政府農業投入只有在1963—1965年三年調整及1978年改革初期有所加大，此后，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支出雖有所起伏，但總體上呈明顯下降的趨勢，財政支出的城鄉不平衡性所造成的最重要后果就是農村保障、教育以及基礎設施的嚴重不足。“財政二元性表現在國家不但包攬了城市所有公共品和準公共品生產（和供給），甚至還將城市居民的個人福利囊括其內，但對農村公共品生產（最突出的莫過于鄉村中小學校的改造和鄉村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卻較少投資，從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鄉二元財政結構”。正是由于城鄉居民之間福利保障收益差距呈逐年擴大趨勢，近年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才日趨尖銳。在教育方面，城市不僅實現了“普九”，而且大學入學率也不斷提高。相比之下，農村教育條件惡劣，輟學率高，“讀大專和本科的機會也不到城里人的1／3。這種國民教育水平的城鄉差別擴大趨勢，將在未來較長時期內對二元結構轉換形成很大制約�！�
　　
　　三、全球化對中國二元結構的影響及其對策
　　
　　中國近十年來一直保持著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許多人片面地認為各種硬性經濟指標的攀升足以證明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發展，增長的重要性超過了一切；各種發展的不平衡、尤其是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化卻被大部分人所忽視。直到最近幾年，人們才部分地打破了對ＧＤＰ的盲目迷信，政府也逐漸意識到發展是一個全面的概念，開始探求和制定和諧、平衡、科學的發展路線，認識到經濟增長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人們現在所必須面對的是，全球化推動的經濟發展并沒有帶來地區和城鄉差距的縮小，也就是說，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的飛速發展，但也確確實實地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那么問題到底是出在哪里呢？
　　評價一種現象或機制的好壞，如果單單檢測實踐的結果，那么很容易將問題簡單化。在很多時候，一個機制作用的好壞，往往更取決于它的操作過程。那么，對全球化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結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思考：原因到底是全球化本身自帶的弊端，還是我們利用全球化的具體操作出了問題呢？筆者就以經濟全球化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一個因素——國外直接投資作為切入點，具體分析全球化對中國二元經濟的影響，探求真正的原因。
　　國外直接投資，又稱海外直接投資（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簡稱ＦＤＩ），指國外投資者參與國內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擁有實際的管理權、控制權的投資方式。其投資主體為跨國公司，所投資的企業在中國常為外方獨資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自1991年我國大力吸收外資以來，ＦＤＩ就成為繼80年代鄉鎮企業之后另一個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驅力。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00》顯示，我國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重在1994年達到最高點，為6．2％；1995年以來ＦＤＩ流入占ＧＤＰ比例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以上。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外直接投資對投資方和東道國都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從博弈論的角度看，有一點是達成了共識的，那就是：無論經濟參與各方究竟形成的是負和博弈、正和博弈還是零和博弈，ＦＤＩ對東道國所產生的影響遠遠大于對投資方的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正面影響主要有：“擴大投資、促進出口、創造就業、開拓國際市場、轉移現代技術和管理經驗、開發人力資本、發展關聯產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蓖瑫r，ＦＤＩ的流入弊端也是非常明顯的，主要有以下兩點：
　　1．ＦＤＩ總額地區分布不均衡
　　1983—1999年中國吸收ＦＤＩ總額的地區分布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占88％，中部地區占9．02％，而西部地區僅占3．25％。而且“自2000年以來，沿海地區外商投資繼續呈現較快的增長態勢，而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則出現下降的趨勢�！�
　2．ＦＤＩ對經濟主權的侵犯
　　投資活動是一項理性的活動，跨國公司實施國際投資決策的依據也必然是獲取最大的利益。在各國都積極爭奪外資的情況下，中國想要爭取到更多的外資，就必須做出一定的主權讓渡，主要表現在超出合理標準的對國外投資者的補貼、犧牲國內投資者和勞動者尤其是廣大農民的利益、以及迎合國外投資者的經濟結構調整。
　　從以上存在的兩個問題，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ＦＤＩ對二元結構的強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如果情況果真如此，那么要弱化二元結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減少ＦＤＩ的流入。然而，在全球化成為發展趨勢的今日，這樣的行為不僅目光短淺而且還是逆潮流而動的應急之舉。那么，怎樣消除發展的不平衡所帶來的壓力呢？ＦＤＩ果真對二元結構只有強化的作用嗎？如果有積極作用，能否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呢？
　　這些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已經隱含了解決二元結構指導途徑的選擇。前面在對計劃經濟二元結構演變的分析中，我們已經提到托達羅模型的實踐是不適應我國國情的，其結果只能是強化二元結構，甚至使問題更加復雜化。那么，轉換二元結構的途徑就必須是積極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最終實現從二元向一元的轉化。如果我們遵循這條途徑來解決二元結構問題，就會發現，ＦＤＩ所產生的影響相反是正效應。
　　首先，ＦＤＩ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起了促進作用。在資本相對缺乏而勞動力非常富裕的中國，ＦＤＩ對我國最大的貢獻是創造就業機會。“外資的就業創造效應是遠遠大于就業沖擊效應的”，所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僅僅是所投資企業雇傭的全部人數，還包括產業積聚效應所衍生出來的上下游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國家統計局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00》的統計數據表明，國外投資企業在東部地區城市就業中占37．23％，說明ＦＤＩ在我國東部地區創造出巨大的就業空間。
　�。疲模傻拇罅苛魅氩粌H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還“造成了城市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與農業部門工資水平的進一步拉大。當收入水平的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會刺激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部門流入。”城市順利且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正是實現一元的關鍵，ＦＤＩ所創造就業的作用，可以極大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雖然ＦＤＩ在中國的投資分布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表面上看擴大了中國城鄉的不平等；然而，如果我們能轉變思路，利用ＦＤＩ大力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將更有效地弱化二元結構。源源不斷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移入城市又能充分滿足ＦＤＩ建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從而給ＦＤＩ提供持續流入的保證和動力。如此循環往復，最終形成的是一種良性的雙向循環，不僅可以推動經濟發展，也將逐漸促進二元結構轉換。
　　其次，雖然ＦＤＩ在東部城市的流入將有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然而也不可忽視投資西部的作用。西部盡管在吸收外資流入方面處于絕對的劣勢，但是政府若選用適當的政策扶持，也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西部的ＦＤＩ流入量。“中國的農業土地使用制以及與之相伴的傳統家庭式小規模農業生產方式，極大地限制了要求大規模生產和先進技術的農業ＦＤＩ流入。政府對糧食和其他主要農產品的生產、定價、購買、儲備、運輸、國內銷售和國外出口的控制，對海外ＦＤＩ投資于中國農業產生很大負面影響�！贝送猓�農村鄉鎮企業的小規�；�也很難對ＦＤＩ產生吸引力。因此，政府需要極力推進農業生產方式的改革，形成規�；�，另外，還需要放寬對農業投資的限制。政府也可以先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建設，后吸引ＦＤＩ的流入，最后帶動民間投資，使ＦＤＩ對西部地區以及廣大農村地區發揮最大的經濟促進作用。
　　由此可見，單純從數據上分析ＦＤＩ強化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是很不全面的。問題的關鍵不是全球化帶來ＦＤＩ大量流入強化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而是我們對ＦＤＩ為我所用的思路和利用方式并沒有切實結合中國的國情，從而并未讓ＦＤＩ對中國的二元結構轉換發揮足夠的作用。
　　回顧政府對中國二元結構采取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二元經濟變化反反復復，二元結構矛盾有時縮小、有時擴大，總是得不到徹底的解決。原因何在？從結構調整的方式看，主要是因為在解決失衡問題時，往往是哪里的短期矛盾嚴重了，就往哪里使勁，結構調整忙于短期的應急式‘綜合平衡’，而不是立足于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長期戰略調整�！�
　　面對全球化的契機，我們應當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在制定二元結構轉換戰略時，眼光長遠、目標明確，立足于中國二元結構的根本解決，在切實把握了全球化作用機制的基礎之上，將全球化為我所用，推動中國二元結構的轉換。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利用ＦＤＩ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以及加快城市化建設，與此同時加大農村教育、生活保障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財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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