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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思考
在實行區域經濟差別式發展二十余年來,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逐漸拉大。林毅夫、王紹光等學者的研究都證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正呈現擴大趨勢。那么,經濟發展滯后地區如何才能實現經濟發展的趕超戰略呢?本文以此為思路,首先對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分析,并進一步思考其他地區的有效借鑒模式。
一、分析框架
本文以Mankiw增長模型為基礎,對我國地區工業經濟發展的全要素生產率狀況進行考察(1990—2004)。采用C-D生產函數將三要素經濟增長模型的人均對數形式表示為:
在式(1)中,對人力資本的測量是分析的難點。本文采用對各類受教育水平進行加權測算,相應權重由主成分分析法加以確定的方法來考察人均人力資本水平。
定義:a0=Ln(A0),yt=(Yt/Lt),kt=Ln(Kt/Lt),ht=Ln(Ht/Lt)。同時,考慮到模型中相關變量具有單期滯后效應,即變量T期值依賴于T-1期值的情況。那么式(1)可表示為:
二、經濟發展典型區域的發展模式分析
運用計量模型對經濟發展典型的粵、蘇、浙三省的全要素生產率狀況進行考察。通過三要素模型的長期協整方程,考察各解釋變量的長期貢獻度水平;通過誤差修正方程,分析各解釋變量增長率的貢獻度水平。經單位根檢驗表明,三省相關變量數據均為,(1)變量。首先,考察經濟發展最為顯著的廣東省。其協整方程式與誤差修正模型表示如下:
式(5)、(6)表明,對廣東經濟增長的長期水平而言,人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三要素每增長1%,將各自帶來人均工業產出增長0.28、0.35、0.37個百分點。在該省經濟增長中,對人力資本和勞動投入增長的敏感度要高于對物質資本投入的敏感度。而對短期經濟增長而言,人均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和人均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度分別為0.30和0.16,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度為0.056。
其次,我們考察江蘇省經濟增長情況。其協整方程式與相應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式(7)、(8)協整關系意味著,從經濟增長的長期角度來看,江蘇人均物質資本、人均人力資本和人均勞動等三要素對人均產出的貢獻度分別為0.38、0.39和0.23。同時,其技術水平以0.0271的速率作用于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率的角度來看,人均物質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和人均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對人均產出增長率的貢獻度分別為0.40和0.08。
最后,對浙江省進行考察?紤]到以勞動密集型增長方式為主的浙江省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進步率較低,我們把技術變量中的時間趨勢降為較低值:設定5年為一變動水平。運用OLS進行回歸,其結果如下:
該模型中,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對產出的貢獻度分別為0.42、0.29和0.29。從增長率的角度來看,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率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度分別為0.33和0.44,表明該省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和人力資本投入增長率的貢獻度相對都較大。
以上結果有兩個特點:一是各要素在不同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度有較大的差異;二是每個區域的誤差修正模型中各要素的貢獻度與相應協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貢獻度往往成反向變動的趨勢。何以解釋?本文認為這正是體現了各省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發展趨勢。
我們從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出水平在三省的橫向比較出發來考察這個問題。圖1、2、3分別為對數形式的三省人均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產出在樣本期內變化情況。
先分析三省經濟發展中各要素的貢獻度趨異問題。各要素貢獻度分布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物質資本相對密集的地區,該要素的貢獻度相對較;人力資本相對密集的地區,該要素的貢獻度卻相對較大。
在物質資本貢獻度方面:廣東為0.29;江蘇為0.38;浙江為0.42。從圖1、3可以看出,在樣本期內,廣東省與蘇、浙兩省的人均產出水平相差并不大,但其物質資本存量卻遠高于后兩者。因此,廣東經濟依賴于一種相對的資本密集型增長方式。從廣東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以物質資本和技術為發展主導的外資和國有工業企業數占總量的54.10%,其工業增加值和固定資產凈值年均余額占總量的比率更是分別高達77.76%和83.81%。因此,我們不難理解廣東物質資本的貢獻度相對較小而蘇、浙相對較大的現實狀況了。
再考慮人力資本的狀況。圖2中,對三省人力資本的排序水平是:浙江最低,廣東居中,江蘇最高。根據人力資本貢獻度分布的基本原則,我們認為協整方程中人力資本貢獻度的擬合值是合理的,即浙江為29%,廣東居中為35%,江蘇則高達39%。我們再通過三省的實際教育發展水平加以考察。根據相關數據,江蘇省勞動力中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廣東和浙江分別低5%和9%,而其擁有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比率要比浙江高2.8%、比廣東高1%,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江蘇、廣東在樣本前期有較大優勢,但后期三省基本上處于持平狀態。
其次,我們認為各地區短期模型中各要素的貢獻度與相應的長期協整方程中各要素的貢獻度反向變動的趨勢實際上反映了各省經濟增長的深層次發展趨勢。
先分析浙江省的情況,其物質資本的存量在樣本初期與廣東、江蘇有一定的差距,但近年來的發展則與其他兩省逐漸趨同(圖1),而人力資本初始存量盡管較低,但樣本期內的絕對增長量卻是最顯著的(圖2),為該要素對數值的1.88個點,遠高于江蘇和廣東的0.88和1.71的水平。這說明,在短期的經濟增長中,浙江的物質與人力資本正在日益加速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上文中式(9)的各要素對式(10)的反向修正也表明,浙江工業經濟的發展在短期內正從勞動密集方式向以資本、科技為先導的大中型方向發展。
體現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趨勢。
廣東經濟的發展趨勢則是另一種模式。從上圖1-3可以看出,就生產要素的作用而言,廣東經濟發展已逐漸不具有特別優勢。實際上,廣東經濟近年來快速發展的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規模效應。式(5)、(6)表明,廣東經濟增長中技術變化的貢獻度都是相當的明顯,遠高于其他兩省的水平。從近期廣東實際經濟發展來看,其工業企業的數量實際上一直處于減少的趨勢,而是在產業結構調整和重組后,向集團化和高新技術化的方向發展。
以上分析,使我們較好的實證了傳統生產要素對三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差異及相關的現象解析,得出了三要素增長模型下地區發展工業經濟的主要特征:經濟發展應當從地區實際條件出發,特別是利用自身要素稟賦上的優勢并建立相應的特色工業經濟發展模型。
三、經濟增長典型模式的特征與其他地區的相應借鑒方式
東部三省經濟之所以能夠成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的典型,關鍵在于有效利用自身的優勢:既指傳統的生產要素,也包括制度變革因素;既考慮經濟發展初期的優勢狀態,更分析可持續發展的優勢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業經濟發展模式。
廣東模式的特點:在對外開放的特殊條件下,高度外向化的廣東經濟運用其出口導向型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特點,充分發展資本密集型的工業經濟。當前,廣東經濟逐漸從初期依賴資本的狀態向以技術和研發為重點的集團化和高新技術化的方向發展。
江蘇模式的特點:采用新加坡式的工業園經濟,形成了以縣域為特點的蘇南經濟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是能夠帶來較小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但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引進外資等因素的結合,且難以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的平衡增長,因而后繼發展相對比較乏力。
浙江模式的特點:在初始發展階段,考慮到資本要素相對缺乏和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的狀況,大力發展對資本要求比較低或者說固定資產相對較少的中小型勞動力密集型民營加工企業。當前,浙江經濟逐漸向以資本、高科技為先導的大中型企業方向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地區在通過吸引外資和建立工業園區等方式來發展地區經濟的同時,更需要根據自身的要素分布優勢、經濟發展階段來借鑒經濟發展典型地區的發展模式,從而來確立自身相應的工業經濟發展模式。
東北部四省區,在物質資本投資、人力資本存量方面有較大的優勢,而且作為我國主要的重工業基地,各種礦產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比較完善。因此,就經濟增長的短期趕超戰略而言,借鑒廣東模式,發展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工業經濟應當成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優先方向。在目前國家已提出振興老工業基地政策的情況下,實踐地區經濟發展的重點應放在對原有國有大中型工礦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結構重組,在較短的時間內使它們恢復活力,并引導它們走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化道路。
對中部地區的各省份而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是他們的主要優勢,而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人均水平都相對偏低。因此,我們認為中部發展的重點應當擺放在浙江模式的中小型民營工業經濟方面。因為中小型民營經濟體主要是一種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而對物質和人力資本的要求比較低,這樣有效的利用自身優勢,同時規避了比較薄弱的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模式改變了原來的國有經濟主導發展模式,為地區的經濟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
對西部各省區而言,把二元式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城鄉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在短期內實施經濟增長趕超戰略的關鍵。目前,隨著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和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西部地區發展外向型工業經濟的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已逐漸顯現。因此,在發展工業經濟中,一方面,學習浙江模式,發展各具特色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和加工工業,充分開展該地區與東南亞和中亞地區邊境貿易,使自身的區位優勢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發展;另一方面,堅持國有工礦企業的重工業發展道路,并通過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來提高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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