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業經濟歷史變遷的爭論與悖論論文

關于中國農業經濟歷史變遷的爭論與悖論論文

　　學術界有關中國農業經濟歷史變遷基本脈絡的觀點存在頗多分歧。學者們對中國傳統農業的基本判斷大致可區分為發展論、起伏論與衰退論，對中國近代農業的基本判斷可區分為發展論與衰退論。若將這些有關傳統農業和近代農業變遷趨勢的基本觀點加以比照，可以發現在中國農業經濟變遷的基本判斷背后潛藏著一些引人思考的悖論。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中國農業的歷史走向及其在近代的命運變幻，甚至關涉到對中華文明歷史變遷的宏觀認識，因而成為久談不衰的話題。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變遷的歷史脈絡形成了若干種不同的看法，但研究傳統農業經濟和近代農業經濟的學者在提出自己的看法時，往往是各自表述，只有少數研究成果將傳統與近代聯系起來作連貫的考察。假如將已有的各種分歧連綴對讀，將會得出一些引人深思的結論。

　　一

　　對傳統中國農業經濟的看法，大致可以歸納為發展論、起伏論和衰退論。

　　發展論者認為，自秦漢至明清，中國農業經濟經歷了連續上升的過程。秦漢時代為中國農業經濟快速發展的第一個時期，至唐代出現新的發展。如閻守誠以唐代后期工商業發展、貨幣經濟、賦稅制度等變化為依據，認為其時中國經濟已出現向近代社會發展的特點，自此之后傳統經濟的發展轉進到一個新的時期。兩宋時代，傳統農業承繼晚唐的特征，并獲充分發展，明清時代則將傳統農業經濟推至更高水平。[1]以糧食畝產量為例，有學者認為明清水稻產量不斷提高，明代中后期糧食畝產量高于宋代，清代中葉又高于明代，達到傳統農業時代的頂峰(甚至比20世紀上半期還要高)。農業發展的證據不僅限于此，江南區域研究的成果也顯示，明清水稻畝均投入的勞動量無明顯增加，勞動生產率有所提高。這些看法與一些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相互呼應。麥迪森認為11世紀的中國經濟領先于世界，這種領先地位一直持續到15世紀;在明清時期，人均經濟收入仍大致穩定于較高水平。[2]

　　起伏論者認為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先興后衰，大致以宋代作為分界線，此前為中國傳統農業的發展時期，宋代超越前代，達至發展高峰，宋元之后由盛轉衰，明清為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時期。與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是，有學者認為，明清時期與宋元時期一樣，也是傳統農業發展的高峰時期，只不過此一時期傳統農業的發展不及前兩個高峰時期顯著，且受到更多消極因素的制約。這種觀點可視之為變相的衰退論。章有義、吳慧、趙岡等人的研究顯示，清代前期以后，糧食的平均畝產和人均產量都呈下降趨勢。盡管此一時期糧食等農作物總產量有所提高，但勞動生產率不升反降，致使整個社會經濟陷于停滯，尤以清代中期最為典型。黃宗智的區域研究成果也支持這種觀點，他發現盡管單位面積產量上升，并以此支撐了城鎮的發展，但絕對產出量的增加是以單位勞動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還有學者依據科學技術發展狀況、農業生產工具使用情況判斷傳統經濟的發展與不發展，認為明清時期的科學技術與唐、宋、元相比雖有進展，但進展不大，個別方面甚至衰落，總體上陷入停滯狀態。[3]

　　衰退論者的典型看法是，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經歷了由精耕細作到過密化經營的演變，結果導致生產者的貧困和社會的退步。但持此觀點者認為，這并非簡單否定傳統農業的成就，而是兼顧中國傳統經濟發展與制約并存的兩個側面;從農業產量、農業生產條件、農業生產技術、勞動生產率等多重視角考察中國傳統經濟變遷，既可看到自秦漢至明清中國傳統農業在空間布局、區域分工、生產總量等方面的發展，又可看到傳統農業在技術水平、人均耕地數量、勞動生產率等方面的下降。[4]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似乎是兩面兼顧的觀點，重在指出傳統農業發展受到一些因素制約，升中有降，就其核心論斷而言，仍可視為衰退論。

　　至于晚清以降的近代中國農業，學者們的看法也存在明顯的分歧，可大致歸類為發展論和衰退論。

　　發展論者將近代中國農業經濟的主要特征歸納為總產量上升、人均產量增加、人均收入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據此，他們認為近代中國至少到抗日戰爭前，并未發生持續性的農業衰退。珀金斯的研究顯示，在近代中國，糧食產量非但沒有減退，反而不斷上升。至于單位面積產量，一些學者認為，除了太平天國、抗日戰爭時期糧食畝產有所下降外，在其他時期糧食畝產均呈上升趨勢。羅斯基甚至對近代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做出了肯定的判斷。[5]

　　衰退論者認為，與清代前期中國農業生產的歷史頂峰相比，近代中國農業耕地面積、人均糧食占有量、單位面積產量、勞動生產率都呈下降趨勢;即使農業經濟有所發展，也是過密化發展，實際上是陷于停滯倒退，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農村經濟終至全面破產。這一時期農村資源貧乏、農家生活水平低下、農村金融枯竭，這些都是農業衰退的征候。一些國際經濟比較研究的成果也支持這一看法。如麥迪森，他以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相應下降為例，認為自1820年以后的100多年時間內，中國農業經濟持續衰退。

　　二

　　對于上述宏觀經濟變動趨勢，學者們在逐步深入的爭論中，已經從資料可靠程度、估算方法和研究路徑的合理性等角度進行了辨析，但較少跨越傳統與近代，以連續的眼光看待這些爭論。因此，有必要將傳統和近代作為具有歷史連貫性的整體過程看待。這里，我們把上述傳統農業與近代農業變遷趨勢的主要觀點加以簡化，兩兩連接組合，可以得到自秦漢以迄近代中國農業經濟變遷基本趨勢不同描述的示意圖(其中傳統、近代僅作為時間概念)。通過這些描述，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悖論：

　　第一，如果認可傳統農業和近代農業都是持續發展的，那么就要承認自秦漢時代起，農業經濟雖然經歷短期波動，但基本上持續發展直至清代中葉，19世紀中葉轉入近代后，農業繼續發展，直到20世紀上半葉，持續發展了2000多年。若中國農業如此連續發展，那么以往被學者們所強調的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農業的影響就要重新估計，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工業發展與農業傳統關系的變化對農業的影響也要重新評價。對于農業經濟來說，傳統與近代的區隔也就成為多余。此外，還將面臨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那就是為什么中國農業經歷了兩千年持續發展(當然，不排除其間小的間歇與停滯)，到20世紀上半葉，超過半數的農民卻難以過上溫飽的生活。有學者說，中國農業的持續發展的成就都被增長的人口吞噬掉了，那么在如此規模的人口增長下，農業持續發展如何可能?人口因素對農業的雙重(積極與消極)作用轉換的臨界點又在哪里呢?

　　第二，如果認可傳統農業是發展的，而近代農業是衰退的，就要承認中國農業持續發展至清代中葉，而當進入近代或近代前夕，卻轉趨停滯或倒退。這樣就要認同傳統農業生產條件不斷改善，各種有利的經濟與社會因素增進等證據;同時，認同近代農業生產條件和經濟因素惡化、勞動生產率下降等證據。此外，還需要說明在中國近代化轉折的過程中，在近代工業開始啟動、城市經濟規模發展的過程中，農業經濟卻經歷了衰敗的過程。近代農業經濟究竟面臨著哪些新的因素(或舊的困擾)，使農業由波峰驟然跌向波谷?是城市工業發展、農業勞動力外流、農村經濟加速融入世界市場等因素，導致了農業的停滯倒退嗎?以農業勞動力變動這一因素為例，尚需證明近代農業勞動力流出農村經濟領域、農業生產部門并未給農業和農村經濟帶來更佳的生產條件。那么，是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數量均被增長的人口數量抵消掉了，因而未能在農業中產生積極作用，還是農業生產未受到勞動力數量的制約，而是被其他更為關鍵的因素所左右了呢?

　　第三，如果認為傳統農業先升后降，至近代卻由衰轉盛，重新獲得發展，就要證明近代工業和城市發展、商品化等新的經濟因素有助于農業經濟的復興與發展，而不是像衰退論者所認為的那樣，造成了農業經濟的停滯與倒退。還需從上述有關近代農業衰落的證據中，找出農業經濟發展的依據;或者證明中國農業經濟自有其變遷周期，就像有些學者所強調的那樣，它與人口、土地、氣候等長時段諸因素關聯更為密切，卻不一定與傳統到近代轉折期諸新經濟因素有緊密關聯。[6]而且要有足夠的說服力，重新評價關于西方資本主義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影響的普遍看法。這樣，關于近代中國工業化、經濟與社會劇變的一系列論證才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可以從邏輯上給出合理的解釋。

　　第四，如果認定傳統農業持續下降，近代農業繼續停滯或衰退，承認自秦漢以來中國農業不僅沒有發展，反而在生態環境日益破壞、生產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人均糧食產量、勞動生產率等主要指標都呈下降趨勢。就整個農業經濟和農家生活水平而言，是近代不如明清，明清不及唐宋，唐宋遜于秦漢。若果真如此，何以解釋以農耕為基礎的中華文明的長期延續?何以解釋中國社會經濟與文化一系列發展的現象?難道中華文明所取得的成就都只不過是幻像?

　　除了上述悖論外，即使就20世紀上半葉短短50年而論，也有許多不能解釋的悖論。一些學者看到的是市鎮勃興、鄉村工業拓展、金融網絡延伸;另一些學者看到的卻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農家收入減少、農村土地兼并加劇、農村金融枯竭。試問，這兩種矛盾的現象，如何能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區域中并存?

　　三

　　之所以產生上述悖論，除了學術理路的歧異，還有認識上的誤區。

　　首先，由于研判標準和倚重的側面不同，各種觀點對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停滯與衰退的判斷不免產生分歧。學者們所用的指標包括總產量、人均產量、單位面積產量、勞動生產率、邊際生產率;考察的側面除了技術水平、生產條件，還有收入水平、勞動分工程度，甚至還有人均GDP的增長等。各類判斷雖都兼顧多項指標，但卻各有所依以為據的側重點，這就不免在一些基本判斷上產生歧異。因此，以連續性、長時段的眼光看待中國農業的變化，建立一套評估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才可能對兩千余年的農業經濟做出恰當判斷。同時，還需將近代農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的判斷貫通。近代農業是自明清農業延續下來的，而明清農業也不是無源之水。同樣，明清及其前代農業的成就也會在近代農業經濟中延續。每一個時段的研究在方法上都應“瞻前顧后”，尤其應關注被認為是轉型時代的近代與明清之間的連續性。固然要重視“兩千年來未有之變局”這樣的概括，但也不能在注重“變”的時候忽略了“�！�。換言之，我們不能離開農業生產的歷史生態評估近代農業經濟。

　　其次，檢視前述各種觀點，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兩個問題：相對于唐宋而言，明清農業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相對于明清而言，近代農業經濟是發展還是停滯?這兩個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從區域經濟的研究入手。不管是明清農業經濟還是近代農業經濟，都存在著重大的區域差異，是發展還是停滯，要分別區域具體而論。對中國農業經濟歷史軌跡的判斷，還需要在跨區域研究上更多地合作，因為關于中國傳統農業經濟興盛與衰退、發展與停滯的判斷，往往是在比較的視野中得出結論的。應當注意的是，認為明清經濟發展和認為明清經濟滯后有時并不矛盾。因為，有的學者是從縱向比較的視角出發，認為明清較之唐宋時代而言，經濟繼續發展。而有的學者所提出的明清滯后論，則是從橫向比較而言的，認為唐宋時代的中國經濟與歐洲相比較為發達，居于世界各國前列，而明清時期已經落后于西方。換言之，自秦漢至唐宋，中國經濟是絕對地發展的，也是相對地(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發達的;但自唐宋以后，雖然仍保持絕對地發展，卻相對地落后了。一些爭論的實質就在于這種相對性、絕對性判斷上的差異。因此，在分析對中國農業經濟判斷的異同時，系統區分其結論是基于縱向比較還是橫向比較，會減少似是而非的爭論。

　　再次，在研究中國農業經濟時，不能套用西方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這已為經濟史學者們的共識。也因此，一些學者在研究農村經濟時，曾有意避開經濟理論的預設，注重考察具體的生產條件，而較少討論諸如價格、運銷諸因素。然而，就中國農業經濟尤其是近代農業經濟的研究而言，不考慮農家經營中的市場因素，如何理解農業和農村經濟呢?中國農民的經濟行為分析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經濟理論，但完全無視經濟分析也不能給予農業經濟以充分理解。實際上，上述20世紀上半期中國農業經濟興衰共存、榮枯互見的矛盾現象，恰恰需要從與市場相關的諸因素去理解。在融入世界市場的條件下，農業產品由農村流向城鎮，工業產品則由城市流入農村。在這種對流過程中，農村原來的手工業、勞務、農業收益的一部分經由市場流向城市乃至國外，日積月累，遂致農業經濟衰退。這正是勞動生產率相對滯后、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經濟區域，在接觸較為發達的經濟之后，不得不付出的代價。所謂近代土地兼并加劇，也正是在融入世界市場過程中，外部產品輸入農村而產生的不利后果，不應視之為農家經濟破產的根源。因為自明清至近代，土地制度沒有本質變化;實際上，由于永佃制的擴展，在個別地區還出現了有利于農業發展的地權關系變化。這說明制約近代農業經濟的關鍵因素與其說是土地產權制度，還不如說是與市場關系緊密的農業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水平，尤其是農業生產諸因素在市場條件下的相對水平。這就提醒我們，在解釋近代鄉村手工業發展、市鎮規模擴大、農村貧困化的悖論時，除了考察中國農村和農業內部諸因素外，還需更多地聯系“世界體系”加以認識。

　　總之，增長與停滯、發展與衰退都不過是認識農業經濟變化的視角，不要說這樣簡單的概括無法涵蓋區域差異廣泛存在的中國農業，即使就某一個區域而論，農業經濟變遷也往往是增長與停滯交錯、發展與衰退互見的過程。歷史研究似應注重還原農業經濟變遷的真實面目，充分展示農業變遷諸內因以及外部關系，予紛繁錯雜的歷史圖像以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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