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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文化模式的內在結構和精神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歷來為世人所稱道。然而對于其中的原因卻很少有人做進一步的探究。我們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早在人類文明的“軸心 時代 ”或“元典時代”就已構筑了一個以人為中心,融 自然 、人文和 科學 為一體的文化模式,而自然、人文和科學三重文化價值之間的異質互補和交融互動,不僅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模式中的三個要素、三塊基石和三大傳統,而且構成了中國文化奔騰向前和綿延 發展 的內在機制和精神動力。道家以“道”為本,取法“自然”,著重于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和諧和生命本真的價值提升,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然主義傳統;儒家取法“三代”,以“仁”為本,致力于人與人之間的 社會 關系的和諧和人的內在價值的提升,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文主義傳統;而墨家則以現實性生活的真實性為最高價值追求,趨向于知識論和對象性關系的外在超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主義傳統。道、儒、墨三家之學的異質互補、交融互動,不僅構成了氣度恢弘的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結構模式,而且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以人為本與取中致和的精神特質,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綿延發展過程中學派分化整合的基本點與活水源頭,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資源。
(一)
中國傳統文化是以人為中心,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時期,有著深刻的 歷史 、文化淵源和社會、學術背景。如果我們把“百家爭鳴”看作是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自覺建構的話,那么“三代”文化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的社會生活、倫理道德、價值觀念等等,則可以合理地被看作是這一文化模式建構的價值之源。因為,它不僅滲透和體現著一種獨特的文化價值理想,而且作為一種深層的文化心理訴求預示著中國文化的前進方向。
五帝時代既是華夏文明的開創期,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頭。在有關的神話和傳說中,圣人崇拜與祖先的智慧、功德相聯系,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也是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深層原因�！吨芏Y·冬官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圣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圣人之所為也�！薄俄n非·五蠹》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圣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鉆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薄兑住は缔o下》云:“包犧氏歿,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大下�！笔贩Q“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刳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重德意象和人文精神的價值趨向。而依照諸子對上古社會的描述和對圣人的理解,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理想社會和治世之道,進而成為中國人文文化的重要基因�？梢哉f,這種非西方式的“創世神話”,使中國文化不僅呈現出以人為本和向內探求與外在超越相統一的基本特征,而且也是它既不向外在的、超越性的上帝觀念致思,也未形成人與神、人與自然,以及“人文”與“神文”和“科學”之間的對立和緊張的深層原因。
如果說五帝時代的文化傳說集中體現為融神祗、英雄、祖先為一體的圣人崇拜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心理,而成為文化模式建構的價值之源,那么,殷周之際的制度變革,則無疑為這種文化模式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殷周之際的制度變革,突出地表現在將本來只是根據血緣關系確立父權的宗法制度改造成為國家機構和 政治 制度的基本體制。與此相適應,周人則完成了由神到人、由天命神學到人學的根本轉變,形成了燦然完備的宗法家族制的社會意識形態:以“德”為核心的禮樂人文文化。然而,平王東遷以后周室衰微,至春秋時代,特別是進入春秋后期社會巨變,學術下移,“私學”興起,“百家爭鳴”,對歷史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價值重建則為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文化模式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莊子·天下》)。面對紛至沓來的各種社會異化現象,對社會治亂的深切關注,對以前文明的反思、存有和超越,對人生存狀況和命運的終極關懷等許多帶有根本性的重大 問題 的思考,既是“百家爭鳴”的實質和核心,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自覺與價值重建的動力機制和學術語境。因此,圍繞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為以及社會的長治久安和持續發展等問題,以老子、孔子、墨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既追尋“禮崩樂壞”的根源,又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主張;既探尋人性的最后根據,又追溯天地的起源和宇宙的本質,從而建構了一個以人為本,融自然、人文和科學為一體的文化結構模式的雛形。而老子、孔子、墨子以下,諸子之學在存統中相互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了以道、儒、墨三家為代表的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三大傳統,標志著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早期建構的真正完成。
可以說,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時代主題,既是“百家爭鳴”的前提和基礎,也是自然、人文和科學相統一的文化模式建構的內在機制。
(二)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不惟道、儒、墨三家。老子、孔子、墨子亦非道家、儒家和墨家之創始者。其所以以老子道家、孔子儒家和墨子墨家為代表,完全是因為他們既是原始道家、儒家和墨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然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傳統的奠基者和開創者。而以其為代表的自然、人文和科學之間的異質互補和交融互動,既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結構模式,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民族性的本質規定和綿延發展的內在的動力機制。
呂思勉說:“道家之學,實為諸家之綱領。”《漢志》說道家之學“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面南之術也。”“清虛以白守,卑弱以自持”,實為道家最要之義�！抖Y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逼渌哉�,為君人面南之學可知。而其下文云:“學無當于五官,五官弗能不治。”又云:“君子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此即“清虛以自守”之注腳。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說,道家“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薄捌湫g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边@既深刻揭示了道家思想的本質特征,又表明了道家與儒、墨、名、法諸家之學的內在關聯。
史稱老子“居周之久,見周之衰”,不僅主張回到結繩而治、小國寡民、民無知無欲、樸素自然的原始狀態,而且更以極富歷史 哲學 的慧眼和宏大的宇宙精神視野,省察現實,反思歷史,既看到了物極必反、物壯則老、盛極必衰的發展 規律 ,又批判禮樂文明的暫時性和儒家以禮樂教化為核心的內在而超越的道德人文主義的不徹底性;既追溯宇宙人生的最后本質,又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道法自然、萬物和諧、各遂性命、充滿生機的協調世界;既以自然之道為最高價值追求和目標境界,極力倡導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的政治文明主張,要求人們“見素抱樸”,“返樸歸真”,“復歸于嬰孩”,“比于赤子”,不僅開創了中國文化中的自然主義傳統的先河,而且賦予中國文化以博大的自然情懷和精神特質。莊子繼承老子思想,更以審美的眼光崇尚自然、本真自由、逍遙的心性人格,不僅極大地拓展了人們的思維空間,而且為人們提供了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中華文化綿延發展的內在張力所在。
孔子祖述堯舜、憲法文武,取法三代之禮教,并以周文化的忠實繼承者的正統之居,建構了一個以“仁”為本,以“禮”為“文”和綱紀,而注重內在超越的道德人文主義的思想體系。《論語·衛靈公》載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為古之“為己之學”的 內容 ;“正南面”為古代禮制,二者都屬于先王禮教�？鬃尤寮艺J為,“天有四時,……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無非教也”(《禮記·孔子閑居》)�！豆瓿怪窈啞ぬ朴葜馈吩�:“夫圣上事天,教民有尊也;下事地,教民有親也。”“教”指“禮教”、“教化”之義�？鬃诱f:“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論語·仁里》)但他同時認為“恭己”是“禮制”得以施行的前提和基礎。這就是孔子所謂的“克己復禮”�！翱思骸本褪恰扒笾T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也”(《論語·仁里》)�！皬投Y”就是恢復禮制、禮教。正如孔子所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從而開創了中國文化中重禮樂教化和道德內省的人文主義傳統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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