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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論龐德與辜鴻銘的《論語》翻譯對比研究論文

        時間:2024-10-02 14:39:10 文化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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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龐德與辜鴻銘的《論語》翻譯對比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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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龐德與辜鴻銘的《論語》翻譯對比研究論文

          【論文摘要】:

          龐德和辜鴻銘兩位著名的翻譯家對于《論語》的翻譯各有特色,文章擬從其翻譯經歷和翻譯目的入手,對其《論語》翻譯進行對比研究。

          【論文關鍵詞】:

          經歷;翻譯目的;對比研究

          《論語》是記載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經典著作。正因為它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外譯,特別是英譯,一直是西方國家了解中國的重要途徑之一。1828年,大衛·科利在馬六甲出版了第一部英譯本《論語》。1861年,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的譯本在香港問世。其后有萊爾(L.A.Lyall)的《論語》(1909)、龐德(Ezra Pound)的《論語》、A.韋利(Arthur Waley)的《論語》、狄哲勞(D.C.Lan)的《論語》、韋爾(James Ware)的《論語》、蘇慧廉(W. E.Soothill)的《論語》相繼問世。我者林語堂亦醉心于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他也譯了《論語》。而龐德所譯的《論語》和辜鴻銘所譯的《論語》因其不同的翻譯風格以及在歐洲所引起的不同反響而更引人注目。埃茲拉·龐德和辜鴻銘都是著名的翻譯家,他們對于《論語》的翻譯所作出的貢獻舉世注目。文章擬從兩位翻譯家的翻譯經歷、翻譯目的入手,探討他們各自《論語》的翻譯特色。

          一、龐德與其《論語》翻譯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是英美20世紀文壇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杰出的詩人、意象派詩歌創始人,同時也是翻譯家。作為翻譯家,他的巨大貢獻就是將中國的詩歌和儒家經典譯成英文。在龐德的翻譯中,儒學翻譯占了相當重的分量,其中龐德英譯《大學》的第一個譯本the Da Xue or 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出版于1928年。他以意大利文翻譯和出版《中庸》分別是在1942年和1945年初,翻譯和出版《論語》"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是在1954年。

          龐德翻譯理論包括:

          (1)翻譯是對原作的部分批評;

          (2)翻譯是獨立于原作的創作;

          (3)翻譯是對原作的語勢轉移。

          龐德認為,翻譯家不應著力重現原文所有的特征,而應向讀者“展示原文的寶藏”,展示原文的本質特征,展示原文獨特的品質,哪怕是損失其他的品質,以傳達原作者的思想意識及原作整體的效果。這就是他所說的“闡釋性翻譯”,即異化翻譯。龐德的異化翻譯最大限度與原文保持一致,盡可能讓譯文讀者感觸到原文,通過直譯才能釋放“純”,特別是在句法上,造成與現行標準用法的偏離。這是“一種對目的語文化價值產生種族偏離的壓力,保留外國文本中的語言、文化差異,讓讀者置身于外國語言和文化中”。龐德幾乎不懂,主要依據Mathew的《漢英字典》、Guillaume Pauthier的《論語》法譯本以及理雅各的《論語》英譯本來翻譯。因此在龐德翻譯的《論語》中,當他對自己的譯文不確定時,就經常提供Guillaume Pauthier的法譯文、理雅各的英譯文或者干脆提供自己的另一種譯文。

          龐德的翻譯理論我們可以從下面的翻譯實例中略有感受。如:

          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龐德的譯文(以下簡稱龐譯): He said: Governing then by looking straight into their heart and then acting on it ( on conscience) , and keeping order by rites, their sense of shame will bring them not only to an external conformity but to an organic order.

          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龐譯: He said: Only those of highest intelligence, and lowest simplicity do not shift. (L.cannot be changed, text probably includes both meanings.)

          龐德認為:“語言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取勢。音象(melopoeia),即詞語在其普遍意義之外、之上,還有的性質,且音樂引導意義的動態與傾向。形象(phanopoeia),即把意象澆鑄在視覺想象上。義象(logopoeia),‘語詞間智慧之舞’,也就是說,它不僅使用詞語的直接意義,還特別考慮詞語的使用習慣和我們期待它所在的語境,包括它的常用搭配、正常變化以及反語修辭。這種詩包含著那些語言表達所特有的、無法為造型或音樂所包含的美學內容。它出現得最晚,也許是最巧妙、最不可捉摸的形式!饼嫷伦鳛樵娙藢τ谝粝、義象等極為講究,其譯文也充滿了詩意的想象。龐德在翻譯《論語》中所用的拆字法和他的詩意想象密切相關。例如:《論語》中“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龐德將其譯為:He said: Study with the seasons winging past, is not this pleasant?

          很明顯,他將繁體“習”字用拆字法拆成幾個偏旁部首,然后解釋為:“學習,而時間白色的翅膀飛走了”。該譯文沒有譯出原文“學”(理譯中的“learn”)與“習”(理譯中的“perseverance and application”)的不同內涵,卻從側面突出了“悅”的詩意所在,或許“習”字是龐德翻譯的《論語》中最富有詩意的一例。再比如,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龐德的譯文:Tze-Kung said: if a man extend wide benefits to the people and aid them all [pictorially: sees that they all get an even or con stant water supply] would you call that manhood?這些譯文都體現了龐德的特色。

          二、辜鴻銘及其《論語》翻譯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等中國古代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并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另一方面,辜氏游學歐洲十數年,“精于別國方言,邃于西學西政”。但他深受歐美浪漫主義之影響,對西方近世物質文明深為不滿。返國后研習六經子史,迅速向回歸,在一片西化聲浪中,充當起儒家思想的衛道士與傳道人。辜氏此舉,并非胡適所謂“立異以為高”,其服膺儒學,實屬淵源有自。吳宓對此有精辟的分析:其尊崇儒家,提倡中國之禮教精神,亦緣一己之思想見解確立之后,返而求之中術文明,見此中有與卡萊爾、安諾德、羅斯金、愛瑪生之說相類似者,不禁愛不忍釋,于是鉆研之,啟發之,孜孜焉,舉此中國固有之寶藏,以炫示西人。此其中又以國家主義(愛國思想)為之動機。

          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為了讓本族人讀懂《論語》,辜氏“努力按照一個受過的英國人表達同樣思想的方式來翻譯和他弟子的談話”。由此可見,辜鴻銘翻譯《論語》的主要目的是順應西方讀者的語言和思維習慣,讓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國儒學的思想體系,改變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偏見。因此,辜譯文的篇章結構采用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間的相互連貫。

          在辜鴻銘的譯文中,中國的人名和地名被他用西方人所熟悉的人名、地名所代替,甚至將某些概念生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如“季氏篇”之八中的“天命”被譯為the Laws of God(“上帝的律令”),把“圣人”譯為holy men(“獻身宗教之人”)等。在孔子的眾多弟子姓名中他只保留了最出名的顏回和仲由,其余均譯為“one disciple”而且他在第一次提到顏回時加了注釋。如:The St. John of the Confucian Gospel-a pure, heroic, ideal character, the disciple whom the Master loved.

          辜鴻銘譯文的篇章結構形式則采用典型的英文模式,注重句子間相互的連貫性,注重穩定而嚴謹的動賓搭配的空間框架。用“學而篇”之首篇為例,其句子結構的展開明顯與源語有別: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 .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

          再比如:“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辜鴻銘的譯文為“Thus absolute truth is indestructible. Being indestructible, it is eternal. Being eternal, it is self-existent. Being self-existent, it is infinite. Being infinite, it is vast and deep. Being vast and deep, it is transcendental and intelligent.””又如“學而篇”之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理雅各講究忠實將原語直譯為: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whether ,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s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鴻銘的譯文整個語段更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 First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 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從兩篇譯文的結構上來看,辜鴻銘完全采用的是英文中“概括——具體型”的語篇結構形式。是一個化整為零的,而恰恰相反,講究化零為整,即以一個語言成分為主干,帶有若干個附屬成分,主干與附屬成分之間由一定的關系相連。這樣能使英語本族人的思維在讀譯文時沿著段落模式體會其內在的層次關系。辜鴻銘的由于符合西方的語言特色而倍受西方讀者的歡迎。

          作為詩人的龐德通過翻譯《論語》,將思想運用到《詩章》創作中,給西方讀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欣賞儒家思想的空間,這是迄今為止其他《論語》譯文所沒有的,是該譯本的巨大特色。因此,龐德翻譯的《論語》應該在《論語》翻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辜氏的儒經翻譯,猶如曠野中的幾聲呼喊,并不能遏制西方殖義的狂潮,扭轉傳統的厄運。但它們打破了傳教士、漢學家壟斷中學西漸,制造中國形象的局面,奪回了代表中國發言的話語權,為中國文明樹立了正面的形象,贏得了廣泛的理解與同情,卻又是功莫大焉。龐德和辜鴻銘的翻譯雖然各有特色,但都具有很強的學術研究價值,但我們研究譯者譯本,也應采取知人論世的態度,追尋譯本產生的文化,探求譯者的用心與決策,以期對復雜的翻譯現象做出盡可能合理的解釋。相信對二人進行深入地研究無疑會對儒家經典的翻譯研究大有幫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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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鑒賞

          思想內容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萬象,《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范疇:倫理道德范疇——仁,社會政治范疇——禮,認識方法論范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這種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鬃哟_立的仁的范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系與待人接物的規范,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論原則!叭省笔恰墩撜Z》的思想核心。

          《論語》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則。孔子因材施教,對于不同的對象,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記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表現之一為克己復禮,有所不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己與人之間的關系,以欲施做答,欲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取舍,施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實踐,用好心壞心來說,要防止好心辦壞事,就要慎施);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讱”。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個問題,內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藝術特色

          《論語》多為語錄,但都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不僅篇幅較長,而且注重記述,算得上一篇結構完整的記敘文,人物形象鮮明,思想傾向通過人物表情、動作、對話自然地顯露出來,具有較強的藝術性。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龍·征圣》);書中不僅有關于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于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論語》的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還有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時語言淺近易懂,接近口語,也是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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