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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對創造力的影響
摘要：儒家文化作為獨具特色的東方文化代表，作為主流的傳統中國文化已經延續了兩千多年，至今仍然對國人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儒家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延續，對創造力的發展都曾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基因”里對創造力的消極作用卻也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在封建社會后期。畢竟儒家文化更多的是關注人際的和諧，而不是對外在世界的追問與征服。
關鍵詞：儒家文化;消極影響;創造力;積極影響
文化作為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現實的活動，無論是思想上還是行為上的。創造力不僅僅體現了人的思維特性，而且在行動中彰顯。作為中華文化中主流的儒家文化與創造力之間在功能上的關系是很值得探討的;儒家文化的“基因”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中華五千年的文明，而后又導致了后期的落后挨打的局面也是令人深思的。
一、創造力的理解
什么是創造力?德國的海納特在《創造力》一書中認為，“從詞源上來看，創造力是在原先一無所有的情況下，創造出新的東西”[1]14。這個定義基本體現出了創造力的實質，但是卻沒有展現其具體的內容�！掇o�！分袑撛炝Φ慕忉屖牵�“對已積累的知識和經驗進行科學的加工和創新，產生新概念、新知識、新思想的能力。大體上由感知力、記憶力、思考力、想象力四種能力所構成。”[2]517筆者認為《辭海》給出的定義是比較確切具體的。
二、儒家文化對創造力的積極影響
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能夠“屹立”千年而不曾中斷，這其中的原因想必大多數人并不知曉。國學大師梁漱溟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在其綿長的壽命中，后一大段(后兩千余年)殆不復有何改變與進步，似顯示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協性、調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大成者。”[3]8的確，正是儒家文化的早熟，成就了其歷史的“不衰”。這種早熟，是理性的早熟，使中國人過早地認識到“和”的重要性。即使“人各有志”，也可以“和而不同”。“和”的思想為形成“大一統”的文化傾向奠定了文化基礎;因為，統一而不能做到和而不同，必定會再次迅速分裂。在整個中國歷史中，一統的時間要長于分裂的時間，而統一是穩定的前提。此外，儒家文化提倡人倫、尊崇禮樂;這些被后來的儒家逐漸發展成倫理綱常，更進一步維護了社會的穩定。如此，穩定的社會環境就為發展創造力打下了堅實的社會基礎。穩定的社會環境首先有利于物質生產，有了物質生產的順利進行，在此基礎上的生產經驗的總結才有可能。總結、改進生產技術，創造、發明生產工具，如此便成就了中國歷史上長達千年而遙遙領先的物質文明。“四大發明”最能體現中國古代的創造力了。
物質的發展改善了人們的基本生活，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樣以后人們才有相對更多的閑暇時間去從事藝術創作。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正體現了中國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創造力。
儒家文化是極具包容性的文化。古人常講“四海之內皆兄弟”，即便開始是敵人，最終也可能被我同化，成為我們的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管其他民族的文化如何入侵，儒家文化始終能夠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內核，為我所用，不斷充實自己。不同的文化碰撞交融，對于知識的分享與傳播，對于智力的開發都是很有益的，當然也是有益于創造力的。比如：儒家就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某些精神，不斷創新、與時俱進，提升了儒家的文化內涵與境界，難道這里沒有創造嗎?此外，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產生了有別于印度“大乘佛教”而和儒家一樣入世的“小乘佛教”，這也是包容文化創造力的體現。在這樣理性、成熟、包容的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中國古代在天文、地理、文學創作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驚人的成就，可以說不勝枚舉。
常言道：“此一時，彼一時”，到了清朝末年以后儒家文化面對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已經無能為力了。這說明潛伏在儒家文化內部的某些消極作用已經顯現，并阻礙了中國的發展，使中國落后西方，所以才有百年的屈辱歷史。
三、儒家文化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1)“仁”“義”“中庸”的理念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愛人。繼續對孔子“仁”的思想進一步發揮，孟子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認識論。漸漸地，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德性修養，都以正人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對人對事，人們強調“三省吾身”，常常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發生矛盾習慣從自身找原因，而不總是向外苛求他人。這種仁的理念有益于人際關系的和諧，但過于關注人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削減對自然的關注，對外在的追問。長久以往，我們對于客觀世界的把握能力就會停止不前，也就會限制創造力的發揮。
所謂“義”可以理解為韋伯那里的“價值理性”，那么“利”即是“工具理性”。儒家文化更關注“價值理性”，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我所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因此我們沒有那么功利，所以在改造自然的魄力上，沒有西方那么徹底，外在的創造力也就受到了制約。工具理性把人當成手段，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偸强紤]利益的最大化，這樣也最能激發人的創造力。
“中庸之道”，就是為人處世不偏不倚，明白事情總是過猶不及。這種處世方法某種程度上把握了自然的本質�？墒侨绱说奶幨婪绞胶苋菀桩a生對知識的不求甚解。這種態度不能把對知識的渴望發揮到極致，容易把好奇心給抹殺了。果真，不走極端、不敢追問，如何能有更多新的發現。殊不知正是“極端”才產生了德國哲學的輝煌，尤其是近現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大部分都出自德國;因為德國人只要一談問題就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甚至常常無窮地追問到本體論的層面。由此可見德國人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執著與認真。文化基因一旦如此這般，就會在方方面面體現出它的影響。比如：德國人在制造技術上的精益求精終于成就了德國的高端制造的世界性地位。德國的這種在制造上面的創造力想必國人無人不知。與之相反，國人卻總是偏愛“差不多”的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們在制造業上的創造力才很難彰顯。
“中庸”的理念直接產物就是“謙虛”。當謙虛成為美德同時也意味著某種程度的個性不張。不張的個性很難產生懷疑精神，而懷疑精神是破除迷信的關鍵。要知道“不破不立”，創造就是“立”，沒有懷疑精神去“破”，哪有創造的“立”。而事實上，儒家文化到后期甚至形成了“三綱五常”封建倫理道德，提倡“三從四德”，更是限制了人的個性和創造力的發展。
(2)家庭倫理與耕讀方式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從西周建立分封制的宗族國家之后，家族在整個封建社會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單位。國法、家規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起到了同等的作用，可以說并行不悖。錢穆先生認為：家族制度是中國文化最重要的柱石。就連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也曾斷言：“中國純粹建筑在這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是家庭孝敬。”[4]65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是家國不分的。但是，在家庭中講求的倫理過于強調遠近親疏。這樣的家的概念，就必然預示著某種程度的“閉關鎖國”，所謂“家丑不外揚”，便是此理。中國自古以來，很多經驗、技巧都是家傳的，幾乎不外傳。這很不利于技術、知識的保存、推廣與創造，最終導致很多技術、文化成果失傳：神醫華佗的重要的醫學著作《青囊書》已經失傳，諸葛亮的“車水馬龍”也難以復原，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我國是典型的以農耕為主的國家，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一直以來占據主導地位。自古以來重農抑商，認為農業是本業，而商業是末業。這樣長此以往就限制形成廣闊的統一大市場;到后期又閉關鎖國，因此海外市場也沒有了。沒有廣泛的市場交換也就阻礙人們信息的充分交流。要知道信息是知識的基礎，知識是創造力的源泉之一。更重要的是，即使像四大發明這樣的技術產生了，如果沒有向外拓展的市場需求的誘導也很難有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創新。比如指南針西方用于航海，而我們用于“風水”;西方用火藥研制武器，而我們卻只會制作鞭炮。
說到讀書，中國人自古讀的是圣賢之書，學的是孔孟之道。之所以讀這些書主要是為了鞏固統治以及維護社會的穩定。儒家經典“四書五經”講的多是如何“做人”的學問，關注人際社會而不太精通自然學問。人際關系是研究透了，所以人們精于世故人情，可是對自然科學的了解卻是大大不足。為了在科舉中奪得頭籌，大部分最優秀的人才，投身于世故的舊思想、舊學問，可以說浪費了大批的最優秀人力資源，極大地減少了最具創造力的主體。在考試的內容上多是“本本主義”，并不太注重實踐的知識，甚至鄙視勞動實踐。因為儒家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不注重實踐，創造力談何容易。
(3)儒家文化的思維模式對創造力的消極影響
“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是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黑格爾的話似乎是在批評貶低孔子[5]119。但是，他所指出的內容無疑是對的。西方哲學思考喜歡用概念、知性范疇、邏輯來闡述分析問題;中國哲學理解、分析問題憑借的是直觀的生命體驗而非邏輯。儒家的這種思維方式往往能夠直達知識本身�？墒牵瑳]有理智的分析過程，這種知識就只能靠人的悟性了，中國文化早熟也正體現在此。這種早熟早期有優勢，但是到后期便成了劣勢。要知道沒有邏輯的演進過程，直接一步登天，雖然快，但畢竟不穩。就像蓋房子，沒有穩固的根基作為基礎，自然是不能穩固的。所以，盡管開始我們成就非凡，到后來就一敗涂地了。西方人雖然晚熟，可是在堅實的邏輯分析基礎之上終于建立了現代科學，人的創造力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和利用。從此“分析科學”戰勝了綜合的理性，中國漸漸開始落后西方了。
“風水輪流轉”，雖然西方文化在創造力方面，在近現代表現出暫時的優勢。但是，西方文化那種內在的“沖突”“異己”的特性終究不能取帶崇尚和諧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優秀成分在不久的將來必定再次顯現其在創造力方面的積極影響。
參考文獻：
[1][德]海納特.創造力[M].陳鋼林，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
[2]夏征農.辭海[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3]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王造時，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6.
[5][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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