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儒學對文化傳統的繼承

淺談儒學對文化傳統的繼承

　　【導言】儒家以上古三代的文獻檔案為其建構知識、創造思想、形成學派的依據，故而是六經之學的創建者、確立者；但儒家也是六經以外立說者，故而又是先秦諸子之學的開拓者，并成為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

　　儒家學者早就發明了一種將經學和子學結合起來的學術形態，那就是傳記之學。他們通過傳記之學，將經、子兩種學術形態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探討儒學經、傳、子三種學術形態的內在聯系，能夠使我們理解儒學為什么既保留了深厚的文化傳統意識,又具有思想創新精神。

　　岳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教授在《儒學的六經、諸子與傳記》一文中，分析了儒家思想整合過程中經、傳、子的發展變化，對六藝與諸子的整合、諸子轉化為傳記、傳記轉化為經典的過程進行了細致的考察，并由此探討儒家的文化關懷和現實關懷。經作者授權，鳳凰國學特輯錄刊出，以饗同道。以下為原作的第一部分：

　　夏商周是中華文明的孕育時代，三代時期形成的思想學術對后來的中華文化演變、發展均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夏商周三代，學在官府，那個時期文化知識的主體是由皇室貴族壟斷的王官之學；春秋戰國時期，文化下移，產生了脫離皇室貴族壟斷的諸子百家之學。

　　自漢代以來，學術界有一個影響很大的學術觀點：諸子百家之學出于西周王官之學。班固《漢書藝文志》轉引劉歆《七略》提出了諸子百家可能是來源于周朝官守的學問，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均與西周王官之學有知識學問上的淵源關系。西周時期官師合一，不同職官擁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這種不同職官之學下移到民間就形成了不同學術主張的諸子之學。

　　但是，近代以來，這一觀點受到了挑戰。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對諸子學來源西周王官之學提出懷疑。特別是胡適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由章太炎的諸子出于王官和九流皆出王官說，進一步上溯到劉歆《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針鋒相對地提出諸子不出于王官論。他認為諸子之學的產生是由于春秋戰國時代出現的政治、社會問題，已經脫離貴族統治集團士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進而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就形成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的不同學派。他說：

　　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子既群起，乃交相為影響，雖明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涪，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

　　胡適的觀點影響很大，成為近代以來有關先秦諸子起源的一個代表性的學術主張。

　　其實，當我們考察諸子起源問題時，會發現近代以來學界將諸子起源簡單歸結為諸子出于王官之學和諸子不出于王官論這兩種對立的觀點，其實是并不合適的。班固《漢書藝文志》在談到各家著述后，提出這些學派可能源于周朝官守。但是，《漢書藝文志》在論述諸子可能出于王官的同時，也同時提出諸子學產生的社會條件和政治背景：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可見，《漢書藝文志》也并沒有將諸子學的起源完全歸結為王官之學，諸子學的起源確實還與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的現實社會問題相關。也就是說，王官之學只是為諸子學提供了學術文化資源，但是諸子學所欲解決的問題還是來自現實的社會政治。

　　所以說，從學術資源、文化背景來考察諸子之學，應該說春秋戰國的諸子之學確實是源于西周的王官之學。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興起不是憑空而起的，夏商周時期所創造的精英化的知識、思想和信仰，均集中和體現為王官之學，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就是這些王官之學及其思想文化的掌握者。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等不同學派的知識基礎和文化淵源，離不開王官之學的學術文化母體。從這個意義上說，諸子之學出于王官的說法是有一些依據的。但是另一方面，從諸子之學所欲解決的問題意識、建立理論體系的思想焦點來考察諸子之學，可以發現他們提出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案，均是與春秋戰國時代的政治動蕩、社會失范、諸侯爭霸的現實關懷有關，諸子之學提出的思想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亦可以說諸子之學不出于王官。

　　這一個視角特別能夠說明儒家的起源。強調諸子之學出于王官，是肯定儒家諸子之學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思想學術的淵源；強調諸子之學不出于王官， 是肯定儒家諸子之學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憂患的關切和政治功利的追求。春秋戰國時期儒家之學形成，是離不開這兩個方面的考察和探尋，這也是先秦儒家及其諸子之學不同于古希臘思想家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以發現，在先秦諸子中，真正能夠將西周時期的王官之學與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之學結合得最好的，其實正是儒學。儒學既是西周時期的王官之學，因為儒學推崇的六藝之學，其實就是源于三代時期的王官之學；儒學又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之學，是因為儒學本來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那些最為杰出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其實就是儒家子學。將儒家的六藝之學與諸子之學結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儒學。

　　以這個觀點來考察儒學，可以發現儒學之所以能夠在諸子百家中取得最大的成功，一方面是因為儒家學派是最為重視對夏商周的文明體系繼承的學派，他們自稱述而不作，通過六藝之學的整理、傳播，繼承了三代時期的優秀華夏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儒學又有非常強烈的社會憂患意識和非常務實的政治功利追求，他們希望通過切近的血緣觀念、家族倫理來建立維護社會關系、國家秩序、天下安泰的價值體系、文化理想。與春秋戰國時期的其他學派比較，儒家學派是對文化傳統繼承最多、對政治現實關懷最切的學派。

　　因此可見，儒家的經與子各有自己的思想特點和文化功能。從文化的淵源與地位來說，經是文化根本，子不過是是文化枝葉，因為儒家文化是從三代文明孕育出來的；但是，從思想創新與建構來說，子是思想主體，而經則不過是思想資源，經的思想是儒家建構起來的。和其他諸子學派比較而言，儒家很好地解決了文化傳承和思想創新的結合。以這個觀點來考察儒學，可以找到儒學能夠在中華文明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因。

　　在儒家的學術體系中，經學主要表達儒家對三代文明體系與思想傳統的繼承，子學則主要表達儒家因社會政治關切而追求思想創新。但是，儒學作為一個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的整體，必須要在學術上將經學和子學統一起來，在思想上將王官之學與士人之學統一起來，在政治上將三代先王的天下之治與春秋戰國士人的天下之道結合起來。因此，儒學在建構自己的學術思想體系的時候，需要同時考慮傳統意識和現實關懷的問題，故而面臨如何將經典的思想繼承與子學的思想創新結合起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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