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tt id="5hhch"><source id="5hhch"></source></tt>
    1. <xmp id="5hhch"></xmp>

  2. <xmp id="5hhch"><rt id="5hhch"></rt></xmp>

    <rp id="5hhch"></rp>
        <dfn id="5hhch"></dfn>

      1. 試析文本闡釋視域下的杜詩“詩史”之名緣起

        時間:2024-05-30 01:29:01 文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 相關推薦

        試析文本闡釋視域下的杜詩“詩史”之名緣起

          論文關鍵詞:文本  闡釋  杜詩  詩史  緣起
          論文摘要:“詩史”思維源自中國早期社會“詩史合流”的傳統,在漫長的理論架構和文本闡釋過程中,杜詩“詩史”說形成“少陵生前流傳”“貞元、元和之際產生”“宋代形成共識”等幾種主流觀點。用文獻考證和文本關照的方法對上述諸觀點甄別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杜詩‘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的論斷較為審慎,更多文獻的考證是對“詩史”之名緣起進一步界定的關鍵。
          以詩歌作為敘述歷史事件文本的“詩史”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及古代文學闡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對“詩史”說闡釋與界定的不同、表述語境的多元化以及闡釋循環、過度闡釋等問題不可避免的存在,杜詩“詩史”之名的緣起至今仍然是一個熱論不休的話題。跳出單一意圖論闡釋的怪圈,用文本關照和文獻考證的眼光對“詩史”之名緣起及歷代學人的品論進行審視和考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啟發。
          一、最早的“詩史”思維
          “詩史”思維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中國早期社會風行的“詩史合流”文化傳統。錢謙益《胡致梁詩序》云:“孟子日:‘《詩》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对姟芬�,《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作為中國最早詩歌總集的《詩經》,曾經擔當著重要的記史職能,詩與史在當時社會文化形態中呈現一種膠著融合之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關于吳公子在魯國觀周樂’、聽風雅頌等歌詩而論及各國政俗興衰的記載,就可以看作是早期社會詩史合流的著名典實。正如《尚書·堯典》中所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文字產生以前的“詩言志”,所言即人們深藏于心中的記憶,又通過詩歌形式憑借口耳傳承;后來隨著文字的產生,心中之“’就可以用文字記載取代口耳相傳,存留也更為可靠。至此,詩歌便開始用來記錄社會史事,詩之凝練,史之詳備,盡在其中。不難看出,在散文產生之前的中國早期社會,很可能延續著一種詩史合流的文化現象,詩即是史,史即是詩,詩中有史筆,史中蘊詩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緣起》日:“然人春秋之世,魯人《踢宮》,衛人《木瓜》,事關齊桓,而晉文有乘車之賦,秦穆有《黃鳥》之什,性情未嘗一日亡,而《詩》又何嘗一Et亡也?所謂‘《詩》亡’者,蓋以王跡之熄耳。王跡既熄,則鞘軒之使不出而《風》亡,朝聘之禮不行而《雅》亡。”吳淇以為詩歌的亡佚與當時鞘軒之使不出、采詩制度的廢弛有直接的關系,而采詩制度的廢弛又是由于王道衰微造成的。孟子則認為孔子察覺到這些歷史現象并為彌補由于禮崩樂壞、詩歌教化傳統的中斷造成的危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春秋》之書正是基于此而產生的。他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洞呵铩罚熳又乱�。”東漢趙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玉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事也。”[]捌孟子將孔子作《春秋》的意圖及其功用與先圣先王的功德并列,來樹立孔子的權威和儒家的正統地位,他所說的《詩》與《春秋》相通之處并非僅指其記事,更重要的是其褒貶美刺的社會功能�!墩撜Z·雍也》記載了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言辭,趙岐注:“史者,文多爾質少”,可見,先秦時期“史”的概念有“虛飾”的涵義,并不僅限于真實地記載已經發生的事,其記載往往有所夸飾,行文規則是要求記“事”,而不要求只能記“實”。

          “詩史”二字的連用,似最早見于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但沈約這段評論中所提及的“詩史”稱謂,指的是前人的敘事性文字體裁,而不具有后來因譽稱杜甫詩歌而得名并延續下來的“詩史”之名的涵義,二者有本質的區別。此后的史書文獻中亦多次提及“詩史”二字。如《南齊書·何昌舛傳》:“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于朝貴,愈結怨于群丑。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嘆。”小人在朝,詩史所嘆”典自《毛詩注疏》卷十四《曹風·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詩中以鵜鶘的異常之態比喻小人在朝野也不合常典,而這里的“詩史”,當指秉筆記史之人,亦非杜詩“詩史”之名所具有的涵義。又如《南齊書·王融傳》:“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這里的“詩史”,則指的是“詩”和“史”,即前人流傳下來的具體文本作品。當時北魏向南齊求“副書”,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學術文化的最新發展。王融在上疏中認為,通過賜書北魏,使“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進行文化滲透,可不費一兵一卒,而收統一北方之效�?梢�,上述史書中關于“詩史”二字的連用,均與以杜詩為代表的作為一種行文傳統、審美特質和普遍思潮的“詩史”之名涵義有所不同。
          二、杜詩與“詩史”之名
          明確把杜詩稱為“詩史”且有文獻可考的最早記載當為晚唐時孟榮《本事詩·高逸》:“(白)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本事詩》即擷取歷代詩人的詩作、敘述作詩的本事的筆記體小說集,作者原意是為讀者提供一些大致的詩歌背景材料,從而更好地了解其詩歌創作的來龍去脈和寄興怨托。孟榮在這本書中提及杜甫詩歌的敘事性和實錄精神,他談到由于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一詩中敘述了李白的身世和經歷,并詳盡地記載了李白所生活社會時代的紛繁事件,故這首詩在當時被世人稱作“詩史”。
          關于杜詩“詩史”說產生的歷史時期,歷來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學界一種觀點便是基于唐人孟柴《本事詩》中的記載,把孟柴看作是“詩史”說在當時廣傳于世這一現象的實錄者,從而推測“詩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經存在抑或已經廣泛流傳。
          第二種觀點認為杜詩的“詩史”之名產生于中唐貞元、元和之際,佐證是元白二人的詩歌和新樂府精神的實質。如韓經太先生在《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向》一文中從語意關照和闡釋意圖的角度解讀孟氏文本后談到:“孟柴所謂‘當時’的語意語氣,主要在強調‘號為詩史’這一評價形態的過去時態,表示這已是一種既定的認識。而我想,從‘詩史’說之主體闡釋意圖的角度考慮,兼顧到動亂之后方有痛定反思這一常情常理,所謂‘當時’,應指中唐貞元、元和之際。……當然,說‘當時號為詩史’之‘當時’為中唐貞元、元和之際,并無直接證據。但元、白之推崇杜詩,已為眾所周知,而其‘新樂府’詩觀的精神實質又確如上文所述,具有整合《詩》學與《春秋》學于時事關懷的特定內容,那么,至少作出如是推論是不無意義的。”
          還有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在孟榮以前尚無更早使用“詩史”的例子,故唐代不大可能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而從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杜甫傳》等史書記載來看,“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從北宋開始,“詩史”說逐漸成為宋人的口頭禪,其內涵和外延也逐步擴大并延續下來。El本學者淺見洋二《論詩史說——詩史說與宋代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編纂之關系》一文就持這樣的觀點。周裕鍇先生在《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一書中也指出:“我們注意到,孟榮所說的‘詩史’是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限制性,一是專指杜甫的詩,二是專指記述歷史事件的詩。換言之,‘詩史’只是《本事詩》若干種記載中的一個特殊例子,而不是孟柴或唐人看待詩歌的普遍原則。進一步說,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

          三、眾觀點之考證辨析
          持“‘詩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經存在或已經廣泛流傳”觀點的學者,其主要依據是孟榮《本事詩》中的文本記載。需要審慎考慮的是,孟柴《本事詩》是一部筆記體小說集,其記錄的“本事”其實大多為逸聞軼事,若視其為信史則有可能誤人歧途。作者雖在序中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指出撰書旨在為讀者和闡釋者提供詩歌文本的寫作背景,但書中亦有失實之處。如《本事詩·高逸》載李白“戲杜日:‘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語氣中顯然有揚李抑杜之嫌,作者審美傾向亦流露其中,所以多數學者認為此類記載不足為信。方孝岳先生曾在《中國文學批評》一書中就此指出:“這種話本是當時流俗隨便稱贊的話,不足為典要。”從史料文獻考證的角度來看,亦可推斷杜甫在世時名位不顯,其詩歌并未進入詩評家的視野,不大可能被廣泛接受并形成思潮。據《本事詩》序目,該書成書時間應該在唐光啟二年(886年)左右,離杜甫大歷五年(770年)去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現存唐代文獻中,除《本事詩》外,未見任何資料提及“詩史”說,就連杜甫自己晚年在《南征》詩中亦嘆喟:“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由此可推知,杜甫在世時,其詩歌為世人關注甚少,被稱作“詩史”的可能性也不大,故以為“詩史”說出于杜甫在世之時的說法缺乏依據。

          持“‘詩史’說產生于中唐的貞元、元和之際”觀點的學者,其理由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詩,但分析相關文獻記載不難發現,元白二人所推崇的杜詩只是杜甫所創制的新題樂府詩并且主要著眼于其詩歌的排比格律而非新樂府精神實質。元稹《樂府古題序》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古題。”卷二三可見其推崇的是新題樂府。
          自居易亦言:“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穿古今,棍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由白語亦可以發現,符合其尚好和評判標準的杜詩可謂少之又少。還有一種觀點主要依據韓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調張籍》一詩中所發出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的感慨,認為通過當時文壇盟主韓愈的評價,可以表明杜甫的詩名在中唐得到了世人廣泛的認同。通常認為韓愈作此詩本意可能是在闡述其“李杜并重”的詩學主張,詩中毫無疑問表達了對杜甫詩歌的肯定,但其主要意圖并非崇杜。換個角度來看,“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二句也表明了當時詩界亦有不少對李杜詩歌批評的聲音,以此作為中唐崇杜成風的確證顯然是不可靠的。
          相比之下,“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杜詩‘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的論斷較為審慎和中肯。在宋代,“詩史”說得以成型和闡發,最終取得了詩壇的話語權。宋代文人逐漸建立起重歷史、尚通達、崇學識的心解傳統,以詩為史成為當時閱讀和闡釋詩歌的基本方法,詩人的年譜、詩集的編年本以及有關詩篇和詩人的紀事體裁均首次出現。而此時杜甫的人品與詩風亦得到了廣泛認同,一時注者蜂起,形成“千家注杜”的盛況。北宋早期“詩史”說,主要還是指杜詩善陳時事、以詩記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紀實性特點。歐陽修、宋祁在《新唐書·杜甫傳》中記載:“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而不少衰,世號‘詩史’。”劉克莊《后村詩話》后集卷二亦評價杜詩:“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所以為詩史也。”此后,“詩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逐步擴大,盡管宋人仍把“詩史”二字看作杜詩的代名詞,但此稱呼已不僅限于杜甫,如白居易、聶夷中、蘇軾等人的詩也被稱為“詩史”。“詩史”的概念也不僅限于善陳時事的紀實性,而已增添了編年性、諷喻性、倫理性、情感性等新的成分。如杜甫《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兩句起筆,在體例上與《春秋·隱公元年》經文所謂的“元年春,王正月”相似,被宋人視為“詩史”的典型。“詩史”觀中的諷喻性也很明顯,阮閱《詩話總龜》卷五《評論門》:“聶夷中,河南人,有詩日:‘二月賣新絲,五月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謂詩史。”宋代講求心性和修養,宋人常常將“詩史”看做倫理人格力量之所致。而且,當時的士人似乎有一種“詩史”優于“史筆”的態度。邵雍《詩史吟》:“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其盛贊“詩史”之功,已有將“詩史”納入倫理道德、心性大義的意向。由此可見,杜詩“詩史”之名在宋代得到了普遍認同并廣泛流傳,其內涵與外延也在不斷擴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_先于文本的作者之寸心所知,正是闡釋過程中永遠無法企及的終極參照,作為闡釋者,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文本作者的意圖。在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確切的文獻資料之前,對杜詩“詩史”說的緣起作定論尚為時過早。我們亦不能完全忽視孟柴“故當時號為詩史”這一文本記述,關鍵在于對這~記述的真實性和準確程度的考證,如果確為實錄,那么從文本解讀的角度來看,杜甫這些“備敘其事”之詩在孟柴所處的時代或更早時間的一定范圍(地域、時間、群體)內具有特定意義的“詩史”稱謂。但這里所謂的“詩史”還比較偏重詩歌創作的敘事方式、技巧等形而下的要素,所謂“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等,亦不能等同于后來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

        《試析文本闡釋視域下的杜詩“詩史”之名緣起.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资深写手 • 1对1服务

        文章代写服务

        品质保证、原创高效、量身定制满足您的需求

        点击体验

        【試析文本闡釋視域下的杜詩“詩史”之名緣起】相關文章:

        試析“詩史”觀辨正及宋夏戰事詩的“詩史”性質03-16

        略論宋代“詩史”說的闡釋學本質03-16

        蘇軾:以文、學為批評一一以蘇軾的杜詩“詩史”批評為例03-01

        試析漢語成語修辭的文化闡釋02-28

        試析漢英旅游文本的翻譯03-19

        從關聯視角闡釋文學文本的解讀過程03-27

        美學視角下的悲劇觀念再闡釋12-03

        和諧校園視域下的校園媒體功能創新03-06

        活動理論視域下的信息課程優化02-28

        文章
        代写

        文章代写服务

        资深写手 · 帮您写文章

        品质保证、原创高效、量身定制满足您的需求

        点击体验
        ai帮你写文章
        一键生成 高质量 不重复
        微信扫码,即可体验
        国产高潮无套免费视频_久久九九兔免费精品6_99精品热6080YY久久_国产91久久久久久无码

        1. <tt id="5hhch"><source id="5hhch"></source></tt>
          1. <xmp id="5hhch"></xmp>

        2. <xmp id="5hhch"><rt id="5hhch"></rt></xmp>

          <rp id="5hhch"></rp>
              <dfn id="5hhch"></dfn>

            1. 試析文本闡釋視域下的杜詩“詩史”之名緣起

                論文關鍵詞:文本  闡釋  杜詩  詩史  緣起
                論文摘要:“詩史”思維源自中國早期社會“詩史合流”的傳統,在漫長的理論架構和文本闡釋過程中,杜詩“詩史”說形成“少陵生前流傳”“貞元、元和之際產生”“宋代形成共識”等幾種主流觀點。用文獻考證和文本關照的方法對上述諸觀點甄別析辨,可知“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杜詩‘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的論斷較為審慎,更多文獻的考證是對“詩史”之名緣起進一步界定的關鍵。
                以詩歌作為敘述歷史事件文本的“詩史”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及古代文學闡釋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對“詩史”說闡釋與界定的不同、表述語境的多元化以及闡釋循環、過度闡釋等問題不可避免的存在,杜詩“詩史”之名的緣起至今仍然是一個熱論不休的話題。跳出單一意圖論闡釋的怪圈,用文本關照和文獻考證的眼光對“詩史”之名緣起及歷代學人的品論進行審視和考辨,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理解和啟發。
                一、最早的“詩史”思維
                “詩史”思維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中國早期社會風行的“詩史合流”文化傳統。錢謙益《胡致梁詩序》云:“孟子日:‘《詩》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对姟芬�,《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作為中國最早詩歌總集的《詩經》,曾經擔當著重要的記史職能,詩與史在當時社會文化形態中呈現一種膠著融合之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中關于吳公子在魯國觀周樂’、聽風雅頌等歌詩而論及各國政俗興衰的記載,就可以看作是早期社會詩史合流的著名典實。正如《尚書·堯典》中所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文字產生以前的“詩言志”,所言即人們深藏于心中的記憶,又通過詩歌形式憑借口耳傳承;后來隨著文字的產生,心中之“’就可以用文字記載取代口耳相傳,存留也更為可靠。至此,詩歌便開始用來記錄社會史事,詩之凝練,史之詳備,盡在其中。不難看出,在散文產生之前的中國早期社會,很可能延續著一種詩史合流的文化現象,詩即是史,史即是詩,詩中有史筆,史中蘊詩味。
                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緣起》日:“然人春秋之世,魯人《踢宮》,衛人《木瓜》,事關齊桓,而晉文有乘車之賦,秦穆有《黃鳥》之什,性情未嘗一日亡,而《詩》又何嘗一Et亡也?所謂‘《詩》亡’者,蓋以王跡之熄耳。王跡既熄,則鞘軒之使不出而《風》亡,朝聘之禮不行而《雅》亡。”吳淇以為詩歌的亡佚與當時鞘軒之使不出、采詩制度的廢弛有直接的關系,而采詩制度的廢弛又是由于王道衰微造成的。孟子則認為孔子察覺到這些歷史現象并為彌補由于禮崩樂壞、詩歌教化傳統的中斷造成的危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春秋》之書正是基于此而產生的。他說:“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洞呵铩罚熳又乱�。”東漢趙岐注云:“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玉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事也。”[]捌孟子將孔子作《春秋》的意圖及其功用與先圣先王的功德并列,來樹立孔子的權威和儒家的正統地位,他所說的《詩》與《春秋》相通之處并非僅指其記事,更重要的是其褒貶美刺的社會功能�!墩撜Z·雍也》記載了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的言辭,趙岐注:“史者,文多爾質少”,可見,先秦時期“史”的概念有“虛飾”的涵義,并不僅限于真實地記載已經發生的事,其記載往往有所夸飾,行文規則是要求記“事”,而不要求只能記“實”。

                “詩史”二字的連用,似最早見于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至于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并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但沈約這段評論中所提及的“詩史”稱謂,指的是前人的敘事性文字體裁,而不具有后來因譽稱杜甫詩歌而得名并延續下來的“詩史”之名的涵義,二者有本質的區別。此后的史書文獻中亦多次提及“詩史”二字。如《南齊書·何昌舛傳》:“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于朝貴,愈結怨于群丑。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嘆。”小人在朝,詩史所嘆”典自《毛詩注疏》卷十四《曹風·候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箋云: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詩中以鵜鶘的異常之態比喻小人在朝野也不合常典,而這里的“詩史”,當指秉筆記史之人,亦非杜詩“詩史”之名所具有的涵義。又如《南齊書·王融傳》:“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這里的“詩史”,則指的是“詩”和“史”,即前人流傳下來的具體文本作品。當時北魏向南齊求“副書”,想借以了解南朝的典章制度和學術文化的最新發展。王融在上疏中認為,通過賜書北魏,使“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進行文化滲透,可不費一兵一卒,而收統一北方之效�?梢�,上述史書中關于“詩史”二字的連用,均與以杜詩為代表的作為一種行文傳統、審美特質和普遍思潮的“詩史”之名涵義有所不同。
                二、杜詩與“詩史”之名
                明確把杜詩稱為“詩史”且有文獻可考的最早記載當為晚唐時孟榮《本事詩·高逸》:“(白)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本事詩》即擷取歷代詩人的詩作、敘述作詩的本事的筆記體小說集,作者原意是為讀者提供一些大致的詩歌背景材料,從而更好地了解其詩歌創作的來龍去脈和寄興怨托。孟榮在這本書中提及杜甫詩歌的敘事性和實錄精神,他談到由于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一詩中敘述了李白的身世和經歷,并詳盡地記載了李白所生活社會時代的紛繁事件,故這首詩在當時被世人稱作“詩史”。
                關于杜詩“詩史”說產生的歷史時期,歷來有幾種不同的觀點。學界一種觀點便是基于唐人孟柴《本事詩》中的記載,把孟柴看作是“詩史”說在當時廣傳于世這一現象的實錄者,從而推測“詩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經存在抑或已經廣泛流傳。
                第二種觀點認為杜詩的“詩史”之名產生于中唐貞元、元和之際,佐證是元白二人的詩歌和新樂府精神的實質。如韓經太先生在《傳統詩史說的闡釋意向》一文中從語意關照和闡釋意圖的角度解讀孟氏文本后談到:“孟柴所謂‘當時’的語意語氣,主要在強調‘號為詩史’這一評價形態的過去時態,表示這已是一種既定的認識。而我想,從‘詩史’說之主體闡釋意圖的角度考慮,兼顧到動亂之后方有痛定反思這一常情常理,所謂‘當時’,應指中唐貞元、元和之際。……當然,說‘當時號為詩史’之‘當時’為中唐貞元、元和之際,并無直接證據。但元、白之推崇杜詩,已為眾所周知,而其‘新樂府’詩觀的精神實質又確如上文所述,具有整合《詩》學與《春秋》學于時事關懷的特定內容,那么,至少作出如是推論是不無意義的。”
                還有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在孟榮以前尚無更早使用“詩史”的例子,故唐代不大可能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而從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杜甫傳》等史書記載來看,“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從北宋開始,“詩史”說逐漸成為宋人的口頭禪,其內涵和外延也逐步擴大并延續下來。El本學者淺見洋二《論詩史說——詩史說與宋代詩人年譜、編年詩文集編纂之關系》一文就持這樣的觀點。周裕鍇先生在《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一書中也指出:“我們注意到,孟榮所說的‘詩史’是個專有名詞,有特定的限制性,一是專指杜甫的詩,二是專指記述歷史事件的詩。換言之,‘詩史’只是《本事詩》若干種記載中的一個特殊例子,而不是孟柴或唐人看待詩歌的普遍原則。進一步說,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

                三、眾觀點之考證辨析
                持“‘詩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經存在或已經廣泛流傳”觀點的學者,其主要依據是孟榮《本事詩》中的文本記載。需要審慎考慮的是,孟柴《本事詩》是一部筆記體小說集,其記錄的“本事”其實大多為逸聞軼事,若視其為信史則有可能誤人歧途。作者雖在序中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鐘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為《本事詩》”,指出撰書旨在為讀者和闡釋者提供詩歌文本的寫作背景,但書中亦有失實之處。如《本事詩·高逸》載李白“戲杜日:‘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何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語氣中顯然有揚李抑杜之嫌,作者審美傾向亦流露其中,所以多數學者認為此類記載不足為信。方孝岳先生曾在《中國文學批評》一書中就此指出:“這種話本是當時流俗隨便稱贊的話,不足為典要。”從史料文獻考證的角度來看,亦可推斷杜甫在世時名位不顯,其詩歌并未進入詩評家的視野,不大可能被廣泛接受并形成思潮。據《本事詩》序目,該書成書時間應該在唐光啟二年(886年)左右,離杜甫大歷五年(770年)去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現存唐代文獻中,除《本事詩》外,未見任何資料提及“詩史”說,就連杜甫自己晚年在《南征》詩中亦嘆喟:“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由此可推知,杜甫在世時,其詩歌為世人關注甚少,被稱作“詩史”的可能性也不大,故以為“詩史”說出于杜甫在世之時的說法缺乏依據。

                持“‘詩史’說產生于中唐的貞元、元和之際”觀點的學者,其理由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推崇杜詩,但分析相關文獻記載不難發現,元白二人所推崇的杜詩只是杜甫所創制的新題樂府詩并且主要著眼于其詩歌的排比格律而非新樂府精神實質。元稹《樂府古題序》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倚傍。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古題。”卷二三可見其推崇的是新題樂府。
                自居易亦言:“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至于貫穿古今,棍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由白語亦可以發現,符合其尚好和評判標準的杜詩可謂少之又少。還有一種觀點主要依據韓愈在作于元和十一年(816年)的《調張籍》一詩中所發出的“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的感慨,認為通過當時文壇盟主韓愈的評價,可以表明杜甫的詩名在中唐得到了世人廣泛的認同。通常認為韓愈作此詩本意可能是在闡述其“李杜并重”的詩學主張,詩中毫無疑問表達了對杜甫詩歌的肯定,但其主要意圖并非崇杜。換個角度來看,“不知群兒愚,何用故謗傷”二句也表明了當時詩界亦有不少對李杜詩歌批評的聲音,以此作為中唐崇杜成風的確證顯然是不可靠的。
                相比之下,“唐代尚未出現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杜詩‘詩史’之名在學者中形成共識應該是宋代的事”的論斷較為審慎和中肯。在宋代,“詩史”說得以成型和闡發,最終取得了詩壇的話語權。宋代文人逐漸建立起重歷史、尚通達、崇學識的心解傳統,以詩為史成為當時閱讀和闡釋詩歌的基本方法,詩人的年譜、詩集的編年本以及有關詩篇和詩人的紀事體裁均首次出現。而此時杜甫的人品與詩風亦得到了廣泛認同,一時注者蜂起,形成“千家注杜”的盛況。北宋早期“詩史”說,主要還是指杜詩善陳時事、以詩記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紀實性特點。歐陽修、宋祁在《新唐書·杜甫傳》中記載:“甫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而不少衰,世號‘詩史’。”劉克莊《后村詩話》后集卷二亦評價杜詩:“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所以為詩史也。”此后,“詩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逐步擴大,盡管宋人仍把“詩史”二字看作杜詩的代名詞,但此稱呼已不僅限于杜甫,如白居易、聶夷中、蘇軾等人的詩也被稱為“詩史”。“詩史”的概念也不僅限于善陳時事的紀實性,而已增添了編年性、諷喻性、倫理性、情感性等新的成分。如杜甫《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兩句起筆,在體例上與《春秋·隱公元年》經文所謂的“元年春,王正月”相似,被宋人視為“詩史”的典型。“詩史”觀中的諷喻性也很明顯,阮閱《詩話總龜》卷五《評論門》:“聶夷中,河南人,有詩日:‘二月賣新絲,五月新谷。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謂詩史。”宋代講求心性和修養,宋人常常將“詩史”看做倫理人格力量之所致。而且,當時的士人似乎有一種“詩史”優于“史筆”的態度。邵雍《詩史吟》:“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其盛贊“詩史”之功,已有將“詩史”納入倫理道德、心性大義的意向。由此可見,杜詩“詩史”之名在宋代得到了普遍認同并廣泛流傳,其內涵與外延也在不斷擴大。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_先于文本的作者之寸心所知,正是闡釋過程中永遠無法企及的終極參照,作為闡釋者,只能是努力地去接近文本作者的意圖。在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確切的文獻資料之前,對杜詩“詩史”說的緣起作定論尚為時過早。我們亦不能完全忽視孟柴“故當時號為詩史”這一文本記述,關鍵在于對這~記述的真實性和準確程度的考證,如果確為實錄,那么從文本解讀的角度來看,杜甫這些“備敘其事”之詩在孟柴所處的時代或更早時間的一定范圍(地域、時間、群體)內具有特定意義的“詩史”稱謂。但這里所謂的“詩史”還比較偏重詩歌創作的敘事方式、技巧等形而下的要素,所謂“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等,亦不能等同于后來以詩為史的普遍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