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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唐詩研究述略
大致說來，20世紀初期，傳統的學術形態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詩觀已然發端。屬于前一類型的，如陳衍《石遺室詩話》及其《續編》、王ｋǎｉ＠①運《湘綺樓說詩》《湘綺樓老人論詩冊子》《王志論詩》及其選批的《唐詩選》（訂補本）、沈曾植《海日樓札叢》、宋育仁《三唐詩品》、朱寶瑩《詩式》、高步瀛《唐宋詩舉要》以及光明甫《論文詩說》（未刊稿）等，不僅多還承襲以往的詩話、詩品、筆記、選批、論詩詩等形式來解說和品評唐詩，在思想見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籬，盡管具體論述中時有精義可參。但就在這個時候，某些新的觀念已開始萌生。胡適于1915年發表《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和《讀香山詩瑣記》兩文，以理想主義與實際主義（即寫實主義）的分派來解說唐詩，稱白居易為實際派領袖，上承杜甫《詠懷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別”諸作的創作傾向，而與并時的李紳、元稹等同氣相求，開了引西方文論入唐詩的新風氣。同年9月起，吳宓在《清華周刊》上連續載出其《余生隨筆》，其中多則論及唐詩，他以唐宋詩之變遷為貴族派向平民派之轉移，杜甫正當交接之會，乃“取貴族派之詞華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則已純然平民派，這個觀點不僅成為“五四”時期倡揚“平民文學”的先導，對后來的文學史家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啟超發表其講演稿《情圣杜甫》，他把歷來加于杜甫身上的“詩圣”徽號改作“情圣”，實際上反映著他不以“言志”、“載道”為依歸，而認“詩為表情之具”（見《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附錄二）的思想立場，在唐詩研究領域鮮明地樹起了人本的旗幟。經過世紀之初的醞釀和發動，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觀念和新形態的唐詩研究著作陸續產生。概述性的如費有容《唐詩研究》（大東書局1926）、許文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詩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蘇雪林《唐詩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楊啟高《唐代詩學》（南京正中書局1935），專題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戰爭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陸晶清《唐代女詩人》（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孫ｌｉáｎｇ＠②工《唐代的勞動文藝》（上海東亞圖書館1932）、劉開榮《唐代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或從整體概括，或就局部開發，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傳統，其表述的系統性和論證的嚴密性亦迥異于前人的詩話、詩論。此外，對具體作家如張九齡、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孟郊、韓愈、白居易、賈島、李賀、杜牧、李商隱、羅隱、韋莊等，亦皆有年譜、評傳、研究專著及論文問世，體現著進入學術領域的唐詩研究的初步業績。
這個時期的學者中貢獻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岑仲勉、錢鐘書諸家。聞一多給唐代詩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訂工作，以此為憑藉來把握唐詩的流變，便有一個縱貫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詩雜論》和后經其學生鄭臨川整理發表的《聞一多說唐詩》，皆為未完成的著述，卻處處顯示出文學史家的宏通視野，至今還給人以啟迪；所選《唐詩大系》，亦能突破傳統正變觀的拘限，多從性著眼，成為這個世紀以來第一部影響深遠的唐詩選本。朱自清專門評論唐詩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一文，對唐詩的題材、作法、體裁、流變、格律、聲調等有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為閱讀和批評唐詩指示了門徑；所撰《經典常讀》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門戶之見，主張從文學創新的角度來衡量宋詩變唐的利弊得失，使得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公案有了明確的方向，也給后來繆鉞、錢鐘書等有關唐宋詩風的異同比較提供了依據。陳寅恪和岑仲勉，則是以學家的身份來觀照唐詩，所創“以詩證史”、“以史證詩”的，將史學與詩學熔為一爐，不僅豐富了詩、史雙方的研究資料，還廣泛涉及唐代、、科舉、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國際交流與詩歌創作間的多重互動關系，展現出文學與人生諸方面縱橫交錯的復雜圖景。至于錢鐘書《談藝錄》一書系用傳統筆記體裁寫成（其中相當部分述及唐詩），雖不重建構，而每下一斷語，必窮源竟委地引證中外古今資料，以期在互參互證中使問題得到生發，故被譽為文學上比較研究之典型。以上諸家各從不同的思路進入唐詩園地，他們的學術成果對于整個20世紀古典文學學科皆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
50年代開始，唐詩研究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經濟和文化建設的興起，推動了古籍整理與研究的有計劃開展，一系列唐人別集、總集和研究資料的校點、詁箋、編年、集成被提上議事日程，作家傳記、年譜、評論等撰著也獲得了新的勢頭。像《唐人選唐詩》（十種）、《唐詩紀事》、《全唐詩》、《錢注杜詩》的校點行世，《文苑英華》、《萬首唐人絕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資料匯編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輯成，新著如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蕭滌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詩論》（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林庚《詩人李白》（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詹ｙīｎｇ＠③《李白詩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孫望《元次山年譜》（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蘇仲翔《白居易傳論》（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評傳》（作家出版社1957）、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訂補本（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錢鐘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吳文治《柳宗元評傳》（中華書局1962），皆足以代表這一時期的成果。唐詩的普及也是一項重點工作，各種選本、譯詩、鑒賞指導與知識讀物的盛行。這類讀物中亦有層次較高、能達到雅俗共賞水平的，如馬茂元《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劉逸生《唐詩小札》（廣東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馮至等《杜甫詩選》（作家出版社1956）、陳貽ｘìｎ＠④《王維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復旦大學古典文學教研組《李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顧肇倉等《白居易詩選》（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為學界人士提供。
這個時期的最大特點，還在于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在唯物史觀的引導下，人們普遍關注文學反映現實生活的功能，側重從、變革的角度來把握唐詩流變，并努力發掘作家創作與人民群眾生活實踐之間的種種關聯。這一新的觀念在當時出版的文學史著述，包括斷代專史、專論如周祖ｚｈｕàｎ＠⑤《隋唐五代文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詩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唐詩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劉開揚《唐詩論文集》（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楊公驥《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鮮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諸大家一時成為研究的熱門，更突出地表明了這層關系。但是，由于人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帶有相當程度的庸俗社會學和形而上學的成份，如不適當地夸大經濟、政治的決定作用而忽略文化其他因素對文學的，片面宣揚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的傳統而貶抑人的多方面的審美需求，從而導致研究視野的狹隘化和評判標準上的唯政治功利化，連帶累及一些很有意義的學術爭鳴如有關唐詩繁榮原因、“盛唐氣象”、邊塞詩派和山水田園詩派等探討。待到十年動亂期間，形而上學的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爭”來貫穿整個文學史，讓每個作家按線站隊，人為地揚李抑杜、褒柳貶韓，完全脫離了學術規范，造成思想上的極度混亂。
唐詩研究的再度繁榮，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這最近20來年間，思想的活躍、隊伍的壯大、學會的組織、對外的開放，從各個方面推進研究工作，出現了引人注目的動向。
其一是資料建設的加強。資料及其考辨，是工作的基礎，理所當然地占據著新時期唐詩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績也最為顯著。詩篇輯佚方面，繼王重民于60年代輯成《補全唐詩》104首和《補全唐詩拾遺》127首，后有孫望《全唐詩補逸》20卷收詩830首，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21卷收詩1000余首，陳尚君《全唐詩續拾》60卷收詩4300余首，并經陳尚君統一整理、匯編為《全唐詩補編》（中華書局1992），刪繁訂誤，共得詩6300余首。詩集箋校方面，康金聲等《王績集編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國緒《盧照鄰集編年箋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鵬《寒山詩注釋》（長春出版社1995）、徐鵬《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92）、陳鐵民與侯忠義《岑參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蛻園與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巴蜀書社1990）、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中華書局1996）、陶敏等《韋應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華忱之等《孟郊詩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瞿蛻園《劉禹錫集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羅時進《丁卯集箋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見功力的注本，而詹ｙīｎｇ＠③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7）和劉學鍇、余恕誠的《李商隱詩歌集解》（中華書局1989），更帶有結集的性質。詩人詩作考訂方面，除單個作家的年譜、傳記外，傅璇琮《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譚優學《唐詩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續編》（巴蜀書社1987）、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巴蜀書社1989）、吳汝煜等《全唐詩人名考》（江蘇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吳在慶《唐五代文史叢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證工作放到唐代歷史參合比較的大范圍里展開而有新的創獲，特別是傅璇琮主編并有全國20多位學者專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傳校箋》一書（中華書局1987-1995），對唐代近400余詩人的生平事跡加以系統爬羅梳理，稱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書目、版本研究方面，有萬曼《唐集敘錄》（中華書局1980）、孫琴安《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陳伯海與朱易安《唐詩書錄》（齊魯書社1988）、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要》（齊魯書社1986）以及學者羅聯添《隋唐五代文學研究論著集目》正續編（五南圖書公司1996）等；研究資料集成方面，除中華書局續刊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中李白、韓愈、李賀、李商隱數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選唐詩新編》（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肌罚兾魅嗣窠逃霭嫔�1996）、陳伯海等《唐詩論評類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羅聯添《隋唐五代文學批評資料匯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領域的開拓。針對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幾個大詩人身上的不足，新時期唐詩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續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宮廷詩人、大歷詩人群、晚唐詩人群以及其他過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開始受到普遍關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對象正逐步由單個作家向綜合性課題轉移，且廣泛涉及各個領域。其中綜論唐詩的，有陳貽ｘìｎ＠④《唐詩論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詩綜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詩比較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鄧仕梁《唐宋詩風》（書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個時段的，有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東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社科出版社1994）、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傅紹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蔣寅《大歷詩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與《大歷詩人研究》（中華書局1995）、呂正惠《元和詩人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拓與新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等；分體論述的，有黃盛雄《唐人絕句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嘯天《唐絕句史》（重慶出版社1987）、趙謙《唐七律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孫琴安《唐代律詩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錫九《唐代的七言古詩》（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張修容《中唐樂府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題材及流派著眼的，有許總《唐詩體派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鐘優民《新樂府詩派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詩研究》（臺北復文出版社1986）、洪贊《唐代戰爭詩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馮藝超《唐詩中和親主題研究》（臺北天山出版社1994）、顏進雄《唐代游仙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臨詩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俠詩歌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黃浴沂《唐代新樂府及其代表作品》（臺北學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詩與社會文化各部門之間關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叢書《唐詩與舞蹈》（張明非）、《唐詩與莊園文化》（林繼中）、《唐詩與》（朱易安）、《唐詩與繪畫》（陶文鵬）、《唐詩與科舉》（陳飛）、《唐詩與道教》（黃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吳相洲《唐代歌詩與詩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陳華昌《唐代詩與畫的相關性研究》（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陳允吉《唐音佛教辨思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禪學與唐宋詩學》（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6）、蕭麗華《唐代詩歌與禪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查屏球《唐學與唐詩》（商務印書館2000）等，其中最熱鬧的話題還是唐詩與音樂、與佛教的關系；另外，有關唐詩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開，齊治平《唐宋詩之爭概述》（岳麓書社1984）、黃炳輝《唐詩學史述論》（鷺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詩學探索》（臺北里仁書局1997）、朱易安《唐詩學史論稿》（廣西師大出版社2000）、黃奕珍《宋代詩學中的晚唐觀》（臺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許總《杜詩學發微》（南京出版社1989）、簡恩定《清初杜詩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顯示了初步的業績。在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礎上，遂有加以、提煉，以期對唐詩作一宏觀、整體把握的需要，像劉開揚《唐詩通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羅宗強《唐詩小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張步云《唐代詩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許總《唐詩史》（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楊世明《唐詩史》（重慶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勢下的史學專著，給唐詩流程勾畫出更翔實也更精細的脈絡；陳伯�！短圃妼W引論》（知識出版社1988）、郭揚《唐詩學引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誠《唐詩風貌》（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則帶有橫向歸納的性質，就唐詩的質性、淵源、流變、體類、流派、法式及學術史諸進行概括，試圖為新一代唐詩學的建構開辟途徑。
第三是品評的深化。唐詩為廣大群眾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來的基本趨勢，到這個階段越形發達，各類讀本和輔助閱讀、欣賞的文字風行，詩歌藝術的探討加強，多種工具書的編纂，構成新時期學術園地的獨特景觀。選本中較有者如社科院文學所編《唐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以其選詩風格多樣化和作家小傳中摻入藝術風格點評而被人看重，其后馬茂元與趙昌平《唐詩三百首新編》（岳麓書社1985）、葛兆光《中國古典詩歌基礎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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