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終結論”與“距離說”-兼談當前文學的危機

文學“終結論”與“距離說”-兼談當前文學的危機

一、從文學“終結論” 談起

近年來，一些西方文論家頻繁來到訪問和講學，并在中國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把一些本來純屬西方語境的文論話題引入中國，激起中國同行的討論和爭鳴，從而使當今中國文論（至少在某些上）真正國際化和全球化。其中美國解構主義文學批評家希利斯·米勒先生曾多次來到中國，在他的一系列學術報告及其所發表的論文中，最為人所關注并引起爭鳴的，是他所闡發的文學“終結論”的命題。
早在1997年，米勒《全球化對文學的》（王逢振編譯）一文發表于《文學評論》第4期，該文指出，隨著技術的，當今已經由書籍轉到了電子時代，新的技術正創造著人們新的生活方式和感知方式，由此必然會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發生影響，比如越來越多的人正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看電視或看電影，再轉向電腦、等，很少關注書本的文學作品。因此他認為，在新的全球化的文化中，文學在舊式意義上的作用越來越小。也許由于當時中國文論界關注的熱點不在于此（其時正熱烈討論如何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尤其是中國古代文論的轉換問題），因此對米勒提出的問題并未引起太多關注。時隔三年之后，在2000年北京舉行的“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米勒再次就此命題作了發言，并在《文學評論》發表長篇論文《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詳細闡述了“文學終結論”的觀點。從該文所述可知，這一論斷其實來自解構主義理論大師、也是米勒的精神宗師雅克·德里達。米勒在論文開篇，即引述了德里達《明信片》中那段聳人聽聞的話：“……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的影響倒在其次），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精神學都在劫難逃，甚至情書也不能幸免……”。[1] 米勒本人顯然是認同和支持這一論斷的，并按照他的理解對這一命題作了充分的闡述。這一次也許是語境不同了，米勒闡發的文學“終結論”引起了中國學界的關注并引發了討論，一些學者著文與米勒商榷，對這一預言表示質疑和難予茍同，認為這是一種“媒介決定論”或“技術決定論”的觀點，未免過于極端和武斷；文學和文學批評存在的理由在于人類情感表現的需要，以及對文學美的追求，而不在于媒體的變化。[2] 然而此后中國文論界對這一問題似乎并未繼續深入討論下去。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來我國文論界關于文學和文學批評危機的議論卻逐漸熱鬧起來，似乎在某種意義上回應著米勒等人的論斷，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重新關注和思考。
最近金惠敏先生在《文學評論》發表文章指出，我國文論界對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一文看來是誤讀和誤解了，因而試圖對米勒提出的理論命題重新讀解。[3] 那么中國文論界對米勒的誤讀和誤解究竟何在呢？按金文的看法似乎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沒有充分注意到米勒（似乎對于德里達也是如此）情感態度及其理論見解的悖論性——他一方面固然言之鑿鑿地認為文學和文學研究從來生不逢時，并預言在當今的電子媒介時代，文學和文學研究可能更難以繼續存在，并為此而深感憂慮；但另一方面，在該文結尾，他又試圖“換種方式”來表達他對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執著態度與信念：“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它會繼續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樣，作為理性盛宴上一個使人難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蕩的魂靈。文學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溝溝坎坎、因特網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雖然從來生不逢時，雖然永遠不會獨領風騷，但不管我們棲居在一個怎樣新的電信王國，文學——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網之星系上的黑洞——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是在這里，現在�！盵4] 這又表明他并不愿意相信文學和文學研究真的會終結。這兩種表述顯然是存在矛盾的。我們對米勒關于文學和文學研究“終結論”的論斷感受深刻，而對于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疑慮和有所保留的方面則比較忽視，或至少是注意不夠。二是無論米勒斷言文學和文學研究會走向終結也好，還是對此并不愿意相信或有所保留也好，其理由和根據究竟是什么？中國文論界從米勒和德里達的論述中所讀解出來的，是電信技術高度發展所帶來的圖像網絡文化的沖擊。這固然不錯，但這也許只是表層原因。問題在于，為什么電信技術發達就一定會帶來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危機？難道只是因為圖像網絡文化的興盛擠占了文學生存的空間，使得人們更熱中于讀圖讀屏而無暇去閱讀報刊雜志嗎？似乎是這樣但又不完全如此。更深層次的原因也許還在于，建立在電信技術基礎上的圖像網絡文化，正改變著人們感知事物的方式，使人與對象之間的距離消失了。而文學依賴于語言傳達和閱讀，恰恰是以“距離”為必要前提條件的，正是距離的消失即“趨零距離”構成了對于文學和文學研究的威脅，帶來了它的危機。金文正是把這樣一個問題還原于當代國際理論語境，還原于米勒和德里達自身的理論思路，從而以“距離”說為線索，去探尋他們文學“終結論”的深層根源，解讀這一悖論式理論命題的復雜意味，從而對當前的文學危機加以解析。
從“文學即距離”這一角度來理解文學的特性及其意義，以及思考文學危機的緣由，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具有理論張力與闡釋空間的問題，金文的讀解闡釋是富有啟發意義的。然而我感到，金文對這一命題的讀解闡釋，主要是以德里達《明信片》中的論述為依據的，而對米勒的看法則所論不足；并且稍加比較可知，德里達對“距離”的理解可能主要是哲學意義上的，而米勒對文學的理解想象，則更多從文學的“舊式意義”即“文學性”方面著眼，更為重視語言“陌生化”以及修辭性表達與閱讀方面。那么對于德里達和米勒的文學“終結論”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終結論”與“距離說”之間究竟具有怎樣的內在關聯性？當前文學的危機究竟何在？本文試圖在金文探討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思考和探討。

二、對“文學即距離”的理解

按金文對德里達的讀解，關于文學的本質特性，似乎可以從對情書（書信）的理解開始：《明信片》中以情書暗示了一種思維蹤跡：“顯然情書作為一種書信其客觀之必要性在于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存在有距離。而現在電信創造了‘世界范圍的聯結’，……距離被壓縮為趨零距離，于是情書的必要性從根本上就被動搖或顛覆了�！庇纱硕�聯系到文學：“當愛情就是身邊的事實時，沒有文學；而當其飄逝于彼岸時，文學即刻誕生�！�…在此德里達是否就是說如同情書的寫作，文學的誕生亦須以距離、意識甚或生死相隔為前提，至少或首先是在物理的層面上？……德里達敏感于距離，以及距離的消逝對情書、對文學的毀滅性打擊�！边@種打擊首先是來自電信技術，“德里達常常以電話為例，摧毀了時空間距，摧毀了書信所賴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是摧毀了書信本身的存在。毫無疑問，文學的寫作如同情書的寫作，也首先是以距離為其物理性前提的，寫作由此而成為一種傳達，傳達那不是其本身的東西，——傳達是往來傳達，往來于書寫與書寫對象之間的距離�！� [5]
那么文學的距離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距離，這種距離又是怎樣產生的呢？這正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如上文所論到的那樣，文學的距離可能首先是一種物理性的、時空意義上的距離。按我的理解，這種距離在很大程度上是從語言媒介的傳達方式中產生的。文學的寫作的確如同情書的寫作，本質上是一種傳達。只不過情書的寫作也許有比較明確的指涉對象，而文學的寫作則如同有人所形象表述的那樣：沒有地址，抵達心靈。因此文學距離更具有不確定性。并且，文學的傳達更有多種向度，借用米勒的說法，有的可能是“施為性的”（performative）即描述性的，有的可能是“表述性”（constative）的。[6] 前者更多指向對外部世界的模仿；后者更多指向心靈世界的表現。然而無論何種向度，傳統語言媒介的傳達方式，所描述的都只能是虛擬的世界，與真實存在的世界之間永遠存在著距離。一方面，人們總是力圖駕馭語言之舟，以最高超的語言技巧，最大限度地抵達對象世界，描述或者表述對象世界的一切；另一方面，語言的傳達本身又構成巨大的障礙和阻隔，使之永遠無法完全抵達對象世界，這就構成了藝術傳達目的與語言傳達手段之間的巨大沖突與張力，造就了語言藝術傳達的無限可能性。此外更有一種觀念，恰恰是極力要拉開語言文本形式與表現對象之間的距離，追求語言形式的“陌生化”效果，形成另一種藝術張力。西方形式主義批評所理解的“文學性”，便是從這一語言藝術的巨大張力中產生，而且這個批評流派也始終致力于研究這種“文學性”的奧秘。這一文學批評在20世紀西方文學批評中形成了持續百年的傳統。
從德里達到米勒的文學研究，其實也正是從這一傳統而來，只不過他們如今更多看到了它不可避免走向終結的命運。比如米勒就曾在一篇關于《論文學的權威性》的講演中說，我“現在終于達成了一種觀點，即文學的權威性源于語言藝術的表演性使用，語言的這種使用使讀者在閱讀一部作品的時候對它所營造的虛擬世界產生信賴感�！薄皩ξ襾碚f，那些書頁上的文字簡直就像一種神奇的處方使我能夠達到一個只有通過那些單詞才能夠達到的先驗的虛擬的世界”；“文學作品被看作神奇的處方，它可以提供給人們一個虛擬的現實，這一虛擬現實的第二個重要特點是：我們只能了解到文字所揭示出的這部分虛幻現實。當作者把他們放到一邊的時候，我們便永遠無法知道小說中的人物到底在說什么、想什么。正像德里達所說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會隱藏一些事實，隱藏起一些永遠不被人知曉的秘密，這也是文學作品權威性的一個基本體現�！盵7] 最近他又說到， “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那就是文學在本質上自成一格，具有其自身的終極目的。它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然而確實又存在著某種理由。”在他看來，這個理由就在文學作品自身，并且具有像魔力般的吸引力。他自稱，“我一直有著兩方面的興趣：一方面，我對文學情有獨鐘，一部文學作品會像魔術一樣，將我引領到一個想像的世界中來，出于某種原因，進入這個想像的世界給我帶來了巨大的愉悅。另一方面，我一直沉溺于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這種魔術到底是怎樣被制造出來的，它是如何運作的。”“我渴望用一種類似的方式，去解釋和理解文學。在我看來，文學在不同的情形下，似乎始終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偏離語言運用的正常規則，或說顯得很是奇怪。所以，文學最使我感興趣的因素是作品中的語言特性�！盵8]
對于文學而言，語言是傳達的惟一工具，然而它與對象世界之間永遠存在著距離，正是這種距離的存在使得文學充滿了神秘與魔力，吸引著眾多的讀者和文學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去讀解和探求其中所隱藏的秘密。這的確是一種比較純粹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它出于研究者個人對文學的強烈興趣和愛好；它為了文學本身的目的，為了探尋文學作品中所隱藏的秘密，尤其是文學語言的魔力；它最重要的方式是獨立的“閱讀”，并且要求是“細讀”，或者說是一種“修辭性閱讀”，從中獲得自己獨特的發現，米勒說：“我想獨立地閱讀�！�…如果你有眼光去發現那些矛盾的、不一致的、奇怪的東西，去發現那些無法用作品特點的主題性描述來解釋的東西，去發現那些沒有被以往的批評家所強調和重視的東西，那么你或許就會得到非常重要的發現。”[9] 米勒所追求的正是這樣一種文學研究方式。盡管他早已說過，這種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而進行的文學研究早已在解構主義中死去，早已不合時宜，但他自己卻仍然不肯放棄。
然而文學作品所隱藏起來的那些永遠不被人知曉的秘密，顯然并不僅僅是語言文本形式本身的“文學性”秘密，同時也還有來自于心靈表達與精神訴求的秘密。從“文學即距離”的命題來說，這種“距離”并不僅僅表現在物理性的、時空意義的層面，也不單純表現在語言“陌生化”的層面，可能更表現在文學的內在精神的層面，即人的心靈對于生存現實的想象性超越。文學的世界是一個語言的世界，也是一個想象的世界，是一個超離于我們生存的此岸世界之外的一個彼岸世界，正是這種距離的存在，正是這種對現實的超越，才使它成為我們的精神家園。
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盧卡奇曾指出：“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條長河，那么由這條長河中分流出了科學和藝術這樣兩種對現實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現形式�！盵10] 科學以高度抽象的形式反映人對客觀世界性的認識把握，成為一種對現實而言更高的知識譜系。但是科學在根本上是實用的、功利的，是引向現實生活的，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所說的那樣：人的一切知識與實踐，都只在于使人之生活趨利而避害，各種科學的成功都是建立在生活之欲上面，無不與生活之欲相聯系。而藝術則是以想象的、審美創造的方式實現對現實世界的超越，它使人超然于現實生活利害之外，忘物我之關系，從而擺脫現實人生痛苦求得心靈的慰藉。[11] 朱光潛在談到藝術和審美時，也把藝術的“美感世界”與現實的“實用世界”相對應，把人生的“入世”與“出世”相對應，他認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業”，“美感的世界純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關系而獨立。在創造或是欣賞藝術時，人都是從有利害關系的實用世界搬家到絕對無利害關系的理想世界里去�！闭�由于有了藝術，才使人有可能突破現世中那個“密密無縫的利害網”，使人達到“超越利害”的優美人生境界。所以藝術的目標在于使人心凈化，使人生美化。[12] 詩人學者王小波曾說過：一個人只擁有今生今世是不夠的，他還需要一個詩意的世界。我想這應該就是文學藝術存在的理由和根據。
所以我以為，對“文學即距離”的理解，應并不僅限于語言“陌生化”的層面，更重要的還在于精神審美對現實世界與世俗生活的想象性超越。與此相關聯，則是對“文學性”的理解，如果按雅各布森那個寬泛的解釋：“文學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那個東西”，那么“文學性”就既包括語言“陌生化”之類的形式要素，也應該包括精神審美之類的內質要素，否則就難免是片面的。然而問題在于，“文學性”作為西方形式主義文論賦予其特定涵義的一個概念，經過近一個世紀約定俗成的理解使用，已經被地凝固化了，恐怕難以改變人們對它的理解，那么我想是否可以提出一個對應性的“文學質”的概念來加以補充。如果說“文學性”按照形式主義者賦予的規定性偏于強調文學語言文本形式方面的特性，那么“文學質”則突出強調文學的內在精神品質方面的特性——“文學性”與“文學質”的統一，才構成文學的完整本質特性。同樣，只有對文學的語言“陌生化”距離與精神審美的想象超越性距離統一起來，才能形成對“文學即距離”命題的完整理解。


三、關于當前文學的危機

當前文學是否存在危機？如果存在的話，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危機？看來知識界是頗有爭議的。通常人們談論當前文學的危機，主要是著眼于電信的圖像化轉向及其擴張，以及對傳統文學形態形成的極大擠壓，不斷將其逼向邊緣，文學市場逐漸萎縮。這應是不爭之實。德里達和米勒等人早已談到，在當今西方，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花越來越多的時間看電視或看電影，甚至出現了從看電視或看電影轉向電腦屏幕的迅速變化；那些義無反顧轉向文化的年輕學者們，也正是被電視、電影和商業化流行熏陶長大的第一代人，他們更愿意研究自己所熟悉和感興趣的東西；在西方的大學中也早已是實用技術大行其道，傳統的文學教學與研究要么為那些實用學科所吞并，要么改弦易轍轉變功能，與那些新型通訊技術及媒體文化相關聯，從而轉向寬泛的文化研究。[13] 這種情況在我們身邊也正在發生。
隨之而來的另一種變化，是當今的文學順時而變走向“泛化”，比如與圖像結合或與聯姻，生成某些混合體的新媒體文學形態。米勒也看到了這樣一種新的現象，在他看來，“新形態的文學越來越成為混合體。這個混合體是由一系列的媒介發揮作用的，我說的這些媒介除了語言之外，還包括電視、電影、網絡、電腦游戲……諸如此類的東西，它們可以說是與語言不同的另一類媒介。然后，傳統的‘文學’和其他的這些形式，它們通過數字化進行互動，形成了一種新形態的‘文學’，我這里要用的詞，不是‘literature’（文學），而是‘literarity’（文學性），也就是說，除了傳統的文字形成的文學外，還有使用詞語和各種不同符號而形成的一種具有文學性的東西�！盵14] 米勒特別強調兩個詞匯的區別，其用意耐人尋味。對于這種文學“泛化”現象，樂觀者把它看成是文學新的生機與活力的表現，極力為其歡呼叫好；悲觀者則認為這仍然是一種文學的危機，因為傳統的文學精神或“文學性”往往在消費主義和娛樂化中被轉化或被消解了。
因此當前文學的危機，不只是表層的、文學形態意義上的危機，更根本的還是文學本質或文學精神意義上的危機，是一種深層的危機。這表現為傳統文學所培養起來的文學性閱讀（米勒叫做“修辭性閱讀”）的弱化，理性思維與想象感悟能力的萎縮，作為文學存在前提條件的“距離”的逐漸消解喪失，其中尤其是精神審美超越性的喪失。
比如圖像化轉向與擴張所帶來的，并不僅僅是擠占了文學的地盤，吸引人們更多轉向讀圖讀屏，更重要的是，由此而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認知方式與精神生活方式。圖像文化形態的確有認知與表達的感性直觀、信息交流的方便快捷等優勢，在追求快節奏、高效率的當今社會，能滿足人們的某些現實需要。但是圖像文化顯然主要是直觀性、描述性的，它給人以直觀真實性、視覺吸引力和感官沖擊力（創作者也正是在這些方面下功夫），受眾往往是被動性接收，被圖像拼貼起來的世界圖景及其虛擬的真實性所牽引所吸附，主體的思維感悟判斷能力相對被壓抑。并且圖像的直觀真實性、視覺吸引力和感官沖擊力越強，對主體能力方面的壓抑也許就越嚴重。如果圖像化接收成為人們的主要認知方式，難免會造成思維判斷能力的蛻化，帶來主體自我的失落。正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樣：“所有那些電視、電影和因特網產生的大批的形象，以及機器變戲法一樣產生出來的那么多的幽靈，打破了虛幻與現實之間的區別，正如它破壞了現在、過去和未來的分野”；還有，“不同媒體之間的界限也日漸消逝。視覺形象、聽覺組合（比如音樂），以及文字都不同地受到了0和1這一序列的數碼化改變。像電視和電影、連接或配有音箱的電腦監視器不可避免地混合了視覺、聽覺形象，還兼有文字解讀的能力。新的電信時代無可挽回地成了多媒體的綜合。男人、女人和孩子個人的、排他的‘一書在手，渾然忘憂’的讀書行為，讓位于‘環視’和‘環繞音響’這些化視聽設備。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現在也不是非現在、既不是具體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這兒也不在那兒、不死不活的東西沖擊著眼膜和耳鼓。這些幽靈一樣的東西擁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擾那些手拿遙控器開啟這些設備的人們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還可以把他們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們所喜歡的樣子。……”[15]
當今的文學“泛化”，即與圖像、網絡等結合所生成的新媒體文學形態，如電視文學、攝影文學、網絡文學、“圖說”形態的文學等等，無論從傳播媒介與生產（寫作）方式的變化來看，還是從它們的內在特性來看，總的趨向顯然也是轉向圖像化，更為突出描述性、紀實性和感官吸引力；從外部關系上看，也是充分適應市場化條件下的文化消費主義原則的。即便是傳統語言文本形態的文學，雖然在語言思維與寫作方式上仍保留傳統文學的特性，但相當一部分文學創作，也呈現出與上述文學“泛化”現象趨同的走向，比如突出了“描述性”而淡化了“表述性”，貼近了“日�；�”而遠離了想象超越性，強化了身體快感而弱化了精神美感，等等。如今文學的總體趨向是回歸日常生活，觀念上的表述就叫做“審美日常生活化”或者“日常生活審美化”，其實就是以文學藝術的方式，打造各種類型的世俗化幸福生活，引人在虛幻的想入非非之中體驗陶醉一把。至于那些不斷出新出奇且大肆炒作的“私語化寫作”、“身體寫作”之類，更是把人吸引到窺探隱私、滿足意淫的境地。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當今的一些所謂文學寫作，所追求的就只有欲望生產、快樂原則和當下身體感，它們把“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很輕便地替換成了“美是欲望的感性顯現”。在這里，文學藝術既徹底消除了過去的精神貴族氣息，也完全消解了以往的精英價值取向，剩下的只有當下的欲望化與世俗性，成為日常生活的直接表達，幾乎與日常生活完全合流。
由此帶來的便是“文學性”與“距離感”的徹底喪失。首先從文學語言層面而言，如前所說，傳統的文學極為講究語言藝術與修辭技巧，追求語言表達的“陌生化”效果，在語言描述與對象世界之間，語言表達與意義世界之間，或者說在語言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通過“陌生化”造成某種間離與阻隔，從而形成一定的“距離”，由這種“距離”便又形成相應的藝術張力，一切所謂藝術的象征、隱喻、反諷，以及闡釋的多義性等等，都從這“距離”與“張力”中產生。正是由于有了這樣充滿藝術張力和無窮魅力的語言文本，因此才吸引人們去閱讀理解和感悟品味，甚至于需要人們去“細讀”和揣摩解析，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所謂“文學性”，也往往要從這樣的“細讀”中去“發現”和領悟。而如今“泛化”或“日常生活化”的文學，首先在語言層面便日�；�、世俗化、乃至粗鄙化了，“陌生化”沒有了，語言修辭所帶來的“距離”與“張力”消失了，當然“文學性”也就無從談起了。隨之而來，閱讀活動也必然是膚淺化的消遣性娛樂性閱讀，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閱讀，更不可能是米勒所說的那種“修辭性閱讀”或者“細讀”。當真正的文學閱讀轉變成了消費性閱讀（更不必說由“閱讀”轉向“看圖”），那也就在一定意義上意味著“讀者死了”；而“讀者之死”無疑加重了文學的危機。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文學精神層面的。無論圖像化轉向，還是當今文學的泛化轉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朝著世俗化和消費性轉向，不斷導向與日常生活的合流。由此帶來的便是文學世界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消失，文學對現實的反思批判精神衰竭，文學的藝術想象力與審美超越性消解，文學本該擁有的彼岸性與精神家園不復存在。如果說現實生活的邏輯是力圖消滅“距離”，把想象變成現實，把虛擬變成真實，把欲望變成享樂，那么藝術的邏輯恰恰就是要拉開與現實的距離，將精神引向對現實的超越與升華。如果文學藝術完全世俗化了，它與日常生活的距離消失了，那就意味著文學藝術存在的基本前提也消失了。也許正由于此，米勒曾引德里達的觀點認為，“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 那么這里所謂“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指什么呢？米勒接著解釋說：“德里達在《明信片》這本書中表述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新的電信時代的重要特點就是要打破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二分法（inside outside dichotomies）。”[16] 我理解他們所說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二分法”，就是指人的心靈或精神世界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分離，心靈或精神是應當超越現實世界的，這正是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如果這種前提和共生因素消失了，文學便只有走向終結。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德里達和米勒所說的文學終結，是有其特定含義的，正如金惠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顯然德里達并非要宣布電信時代一切文學的死亡，他所意指的確實只是某一種文學：這種文學以‘距離’為其存在前提，因而他的文學終結論之所以終結者就是以‘距離’為生存條件，進而以‘距離’為其本質特征的那一文學�！盵17] 他們一方面預言了文學的終結，另一方面又相信文學還會繼續存在，這一悖論式理論命題似乎傳達出這樣的意味：人的生存不能只有一個單向維度，人的心靈與精神生活不應當與外部世界沒有距離，文學正是以這種“距離”為其存在的前提，同時也以此顯示自身的意義。而我國一些學者懷疑文學終結論，相信文學不會消亡，甚至提出“文學救贖”的命題，也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人的生存不能沒有心靈情感的安頓之所，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這是文學存在的最大根據。可見彼此的理解在根本上是可以相通的。
總之，如果說當前文學存在危機，就不只是圖像轉向或文學“泛化”所帶來的危機，而是其生存前提即“距離”消失所帶來的危機；不只是“文學性”的危機，更是“文學質”即文學精神的危機。而從“文學是人學”的觀點看，這種文學的危機，說到底還是反映了當今社會生活所存在的問題，反映了人的生存的片面性與精神匱乏。如今以金錢消費及其快樂享受為取向的生活追求，如同能量巨大的黑洞具有極大的吸附力量，很容易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吸引過去，導向一種平庸化、欲望化的生存現實，人所應有的詩意生存境界及其人性的豐富性，日益遠離了人們的生活實踐。這就似乎需要有一種力量和方式，使人們從當下的平庸化生活現實中適度超離出來，文學應該而且能夠擔當起這一使命。當然這里的前提是，文學自身需要保持應有的“距離”，需要有“文學性”與“文學質”的堅守，而不至于被世俗化、欲望化現實黑洞吸附進去。

[1] [4] [15] [16] 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
[2] 參見童慶炳《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文學批評會消失嗎？——與米勒先生對話》，《文藝報》2001年9月25日；李衍柱《文學理論：面對信息時代的幽靈——兼與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
[3] [5] [17] 金惠敏《趨零距離與文學的當前危機——“第二媒介時代”的文學和文學研究》，《文學評論》2004年第2期。
[6] [14] 參見《“我對文學的未來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訪談錄》，《文藝報》2004年6月24日。
[7] J·希利斯·米勒《論文學的權威性》，《文藝報》2001年8月28日。
[8] [9] J·希利斯·米勒《為什么我要選擇文學（在的演講）》，《社會報》2004年7月1日。
[10] 盧卡奇《審美特性》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第1頁。
[11]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載《中國近代文論選》（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12] 朱光潛《談美》，《朱光潛全集》第2卷第6頁，安徽出版社1987年。
[13] 參見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對文學研究的》，《文學評論》1997年第4期；另參見陸揚《我們依然必須研究文學嗎？——米勒談今日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文藝報》2004年6月1日。

【文學“終結論”與“距離說”-兼談當前文學的危機】相關文章：

談文學語言的對偶美的論文08-26

文學批評視域中的比較文學文學論文解析05-16

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的區別論文05-13

談當前飯店營銷競爭新策略08-19

萊辛文學作品中的象征符號文學論文04-29

網絡文學傳播對傳統文學的影響論文05-09

談外國文學引入大學英語課堂的方式05-05

淺析曹丕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想探因05-28

也談一點中國的當代文學08-03

文學鑒賞研究論文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