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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三要素
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中國大多數省區的出生嬰兒性別比一直居高不下，而且1990年后幾乎每年的出生性別比都高于100。因此，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出生性別比升高現象是一個嚴重的人口問題和社會問題，這絕不是聳人聽聞。學者們在對中國出生性別比的特征進行分析和概括時，對引起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原因也進行了分析。有的學者（顧寶昌，1996;KIHASA·UNFPA）認為，近年來在中國和一些亞洲人口中出現的出生性別比失調現象，可以被看作是4個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這4個因素是：①重男輕女的文化環境；②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③生育率下降的速度；④人口工作的重點。既然中國出生性別比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異常偏高現象，必定與這個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文化和人口政策等變化有關，必定與這個時期的生育偏好、生育行為和生育結果的管理有關，應從“人群、技術和管理系統”三個要素去分析造成出生性別比升高的原因。在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地方，首先，有一定規模的男孩偏好的人群。其次，有可以獲得的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服務（盡管這些服務不一定是公開合法的）；同時，還存在著對性別選擇行為疏于管理的系統�！叭巳�、技術和管理系統”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而這三個要素又是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習俗和生育政策的大環境下發揮作用的，本文試圖從人群、技術、管理系統這三個要素來分析中國出生性別比異常偏高的主要原因。
1 男孩偏好的增強
顧寶昌博士認為，任何生育都可以從三方面表現出來，即生育的數量、生育的時間（間隔）和生育的質量（性別、健康和智力），這就是所謂生育的三維性（顧寶昌，1996）。
生育數量和生育時間比較容易理解，即通常人們所說的生多生少和早生晚生（或間隔生育）。而人們對生育質量的理解就很不同，智力（聰明）、身體（健康）和性別（男孩）都可以被當作是生育質量的表現形式。晚婚、晚育、少生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的結果，中國現行生育政策和實施加速了它們的實現。但是，隨著生育數量減少和生育時間優化的實現，人們對生育質量的追求也越來越強烈，除了希望生育聰明健康的孩子外，對男孩的期望便成為一部分人群對生育質量的需求。
為什么在一些地方男孩被當作一種質量優勢而推崇呢？許多學者（解振明，1998）通過調查研究認為：在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狀況下，尤其是中國農村地區，生育男孩首先是生產上的需求，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加劇，婦女作為弱勢群體其經濟地位相對于男性在惡化，這就使得在傳統農業社會形成的重男輕女思想得到延續和強化；其次，中國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格局在人口流動日益增強的今天不僅沒有根本變化，而且由于丈夫外出婦女更被鎖定在家庭和社區，在社會治安不好的地方，沒有男人的家庭更是擔心會遭到欺辱；再次，是養老送終的需求，在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健全的地方，養老送終主要依靠自己的兒子孫子，女兒孫女兒出嫁后要贍養丈夫家的老人。此外，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相對較弱的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社會性別意識仍然頑固地滲透在文化習俗、精神生活和心理需求等各個方面。
因此，80年代初中國農村實行聯產承包的經濟改革后，中國農民的男孩偏好得到強化，90年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并沒有使大多數農民擺脫傳統農業的束縛，男孩偏好仍然相當強烈。但是，男孩偏好在不同人群中也表現出區別。2001年國家計生委的“人口與生殖健康”調查發現，年齡較大的人群中男孩偏好程度較高；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群則男孩偏好程度較高；家庭現有子女多的人群則男孩偏好程度高；農村人比城里人的男孩偏好要高得多；按東中西分類，中西部地區的男孩偏好程度依次上升。這就反映了社會、經濟、文化對人群性別偏好的影響。
2 性別選擇技術的普及
從“想男孩”到“生男孩”，中間還須經過一個中間環節：有沒有性別選擇技術、產品和信息？能不能獲得它們？如何獲得？看起來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但是，當我們把技術同人群聯系起來思考時，就引出管理問題和社會問題，即這種技術、產品和信息能否被人們所利用或接受。正如人工流產技術早已存在，但是在有些國家人們不能公開合法地獲得這種技術。又如溺嬰曾經在舊中國十分流行，而現在它不僅違反國家法律，也為現代公民道德所不允許，雖然，在一些地方溺棄女嬰的個別現象還時有發生，但是，它已經不再是性別選擇的普遍行為。因此，在分析性別選擇信息和技術時，我們更應注意它在人群中的可獲性(availability)和易得性(accessibility)。
從受孕、妊娠到分娩，性別選擇的技術可以分為：選擇性別的受孕技術；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中止妊娠技術。
(1)選擇性別的受孕技術。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性別選擇的受孕技術有了長足的發展，在新世紀剛剛開始之際，國際互聯網上傳來二項新技術的信息。一是，精子篩選技術。這是利用現代技術分離出“男性精子”和“女性精子”，然后進行人工受精。2000年初，美國華盛頓的基因研究所宣稱，他們改進了的胚胎性別選擇甄別技術能夠確保生男和生女的可能性分別達到70%和90%。二是，胚胎性別選擇技術，美國在2001年宣布一項能夠決定生男生女的體外受精(IVF)技術合法化，這一名叫“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PGD)的技術能夠確保任何夫妻把希望生育的性別的胚胎植入婦女的子宮，他們聲稱生男生女的性別選擇成功率已經達到了百分之百。這兩項技術由于費用高，技術難度大，普及性低，在中國既使成為合法化技術，也還不能為廣大人群所接受。在中國農村，有性別偏好的人群主要還是運用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來測定所懷的胎兒是男是女。
(2)胎兒性別鑒定技術。胎兒性別鑒定技術有超聲檢查（B超）、染色體分析（羊水、妊娠尿分析）、陰道細胞學技術等。后兩項涉及難度較大的臨床和實驗室技術，因而目前尚不普及。而B超檢查則是一項比較成熟的技術，大約在妊娠中期（懷孕4～6個月），通過B超機可清楚地觀察到胎兒的外生殖器。
B超檢查之所以普及，有三個顯著原因：一是，技術比較簡單，沒有醫學背景的人經過短期培訓和實習也能操作和觀察；二是，B超機的價格也不算太昂貴，鄉鎮醫療診所和個體行醫都買得起，它對就診環境要求也不高，由于利用率高，很快便能收回成本，帶來贏利；三是，由于B超收費適當，一般老百姓可以承受得起；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在中國計劃生育的“查環查孕”中，大量普遍地使用B超機，在開展計劃生育優質服務的地方，B超在檢查婦科疾病方面也功不可沒。雖然用于查環查孕查病的B超檔次低不能分辯出胎兒的性別，但是，它的普遍使用，卻產生出一個意外效果：一方面，在老百姓中普及了B超的知識；另一方面，全國大范圍上千萬例的B超檢查使得胎兒性別鑒定的人能夠輕易地裹挾其中，打著“查環查孕查病”的幌子，不易被發現和杜絕。許多學者和計劃生育管理人員認為，B超機自80年代中期在中國農村的普及與出生性別比的升高有直接關系。
B超鑒定胎兒性別在技術上是可行的，在實際操作上也是容易實現的，盡管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通過前衛生部和有的地方政府早就明令除醫學原因需要外禁止使用B超做胎兒性別鑒定，但是，檢查者和被檢查者雙方為各自利益驅動，常常是令行不止。
(3)中止妊娠技術。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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