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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精英思想”與“民眾觀念”的統一-對中國思想史的一些思
在進行思想史研究的過程中，有一些問題使我難以釋懷：什么是思想史？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和范圍是什么？還有，什么是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同于中國哲學史嗎？它與中國學術史或中國文化史又是什么關系？這是關系著思想史的“元問題”，凡是有志于思想史的研究者，就不得不對這些問題自覺地做一些追問。要回答它們，有必要對思想史的研究給予回顧。一、西方的思想史研究“思想史”是西方學術“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的翻譯，日本人首先將它們翻譯為思想史，后被漢語世界所采用。所以，要探討思想史，應對西方學術界的“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研究進行了解。從表面上看，“Intellectual History”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相關，主要指人的精神、心智和知識；而“History of Ideas”更多與“思想”（Thought）相關，似乎是指經過艱深地思考而形成的理論化的觀念。實際上，西方以“Intellectual History”或“History of Ideas”所稱謂的思想史，它們之間存在著一致性。即它們都是研究思想與社會（或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并且多強調思想觀念比物質力量對社會歷史更具有能動的塑造作用。西方觀念史的出現，是對19世紀歷史學研究在內容上只限于政治史、在方法上只限于唯物主義或實證主義決定論的反動。思想史家鮑曼指出，西方思想史，又稱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其概念最早起源于法國啟蒙運動，但觀念史的研究則在19世紀末才出現。其中，英國的代表人物是阿克頓。1895年，阿克頓在任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的首次演講中說：“我們的職責是關注和指導觀念的運動，觀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結果而是其原因”（《自由與權力——阿克頓勛爵論說文集》，載阿克頓：《就職演說：論歷史研究》，侯健等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頁）他主編的劍橋近代史就突出了觀念史的主題。德國的代表人物則是哲學家狄爾泰，他被稱為近代歷史觀念史之父。1882年成為柏林大學黑格爾講座教授后，狄爾泰努力把觀念史研究確立為歷史研究的重要領域，并建立觀念史研究的方法論，認為觀念史研究不只是重視人的理性的思想，它還應包括非理性的一面，如意志、想象等。必須指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德國興起的文化社會學，從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到齊美爾、韋伯、宋巴特，甚至還有法國涂爾干的文化社會學，都反對實證主義或唯物主義把文化化約為“經濟因素”的決定論，他們把文化看作內在于歷史過程中的特殊的價值觀念，強調觀念通過人的行動而對社會的塑造作用，這對西方的觀念史研究直接或間接地起了推動作用。20世紀前期，觀念史研究逐漸引起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興趣，一批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進行觀念史的研究。其中，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哲學教授阿瑟?洛維喬伊致力于觀念史的研究，并把它發展為一個學科，成為美國思想史的奠基人。1936年，洛維喬伊出版了《人類觀念的偉大環節》（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an Idea）一書，注重于對西方思想傳統那些基本存在的、對西方思想發展有決定性影響的“觀念的單元”（unit Ideas）的研究，他還在方法論上對思想史研究進行了較系統地考察，對美國（甚至歐洲）的思想史研究有相當的影響。20世紀前期的西方思想史研究雖然取得了許多成果，但是我們不得不說，直至20世紀60年代，西方思想史的研究，不管是洛維喬伊新開辟的“觀念史”研究，還是其余傳統的思想史研究，對經典文本、特別是一些偉大思想家的經典文本的研究占據著主導地位。精英思想家或經典文本的研究，雖然有許多周知的優勢或便利，但是它限制了思想史研究的領域和視野，妨礙了人們對歷史上存在過的觀念或思想的豐富性、復雜性的理解。因此，20世紀60年代以后，一些研究者不滿于傳統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開始探索思想史研究的新途徑，并對傳統的思想史研究形成挑戰，其中以劍橋學派和新社會文化史最為重要。 劍橋學派的重點是政治思想史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波科克、斯金納等。劍橋學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采用了歷史語境主義的方法。他們認為，經典文本的思想是特定時代和社會的產物，必須從產生這些經典文本的社會和知識背景中來研究經典思想；同時還應在更大的范圍內來談論特定時代和社會的“政治語言”。用斯金納的話說，“不去專門研究主要的理論家，即經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討產生他們作品的比較一般的社會和知識源泉�！蓖瑫r探討這個社會與時代出現、使用的政治詞匯。因為斯金納認為，“說明一個社會開始自覺地掌握一種新概念最明確的跡象是：一套新的詞匯開始出現，然后據此表現和議論這一概念�！� （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頁）從斯金納的名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的重點和結論看，劍橋學派的思想史研究通過對歷史語境的關注，一方面力圖考察思想觀念在具體歷史過程中的差異、斷裂和創造；另一方面關注“比較一般的社會和知識源泉”，也就是關注一些所謂“二流”或“三流”思想家的思想，這樣既可以給“經典作家”很好的歷史定位，又可能會發現一個時代真正有影響的思想家到底是不是“經典作家”。要之，以斯金納為代表的劍橋學派“試圖寫一部以意識形態史而不是以經典著作為中心的歷史”，其“宗旨在于構想一個可以包括那時比較杰出的理論家的總的框架”（同上，第4頁）。也就是說，他們要寫出一部包括一般思想家和經典作家的思想史。20世紀60年代后興起的新社會文化史，標志著西方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史”轉向。新社會文化史的第一階段，就是以心態史研究為主題的法國第三代年鑒學派。法國心態史研究不滿于布羅代爾注重經濟的“結構史”研究，他們可能從涂爾干的文化社會學中獲得靈感而轉向文化和心態史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有菲力普?阿里埃斯、羅貝爾?芒德魯、勒高夫等人，他們重視特定時期、特定社會或群體的某種民間心態和意識的形成變化，如對兒童、死亡、時間觀念的考察，形成“集體意識”、“社會表象”、“心態結構”等概念。法國心態史研究重視民眾觀念和意識，雖然極大地拓寬了思想史研究的范圍，但是他們與涂爾干相似，把心態看成為是由經濟和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一個層次，沒有脫出傳統思想史研究實證主義決定論的束縛。后來，在福科（他的《規訓與懲罰——監獄的形成》一書對新社會文化史家產生很大影響）、德里達的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第四代年鑒學派揚棄了心態史研究的結構主義傾向，推動思想史研究所謂的“語言轉向”和“文化轉向”的新社會文化史研究。新社會文化史研究強調文化的能動性和獨立性，認為文化不僅不依附于社會和經濟，同時它還反過來建構或生產著社會和經濟。新社會文化史重點研究普通人的知識、意識、心理和情感，或者說，社會上流行的普通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觀念，認為普通人的觀念猶如大河的河床，更能反映社會觀念和價值的最基本和最低層的存在。同時，新社會文化史還研究普通人是如何構筑其意義和觀念的世界，以及研究這些觀念如何影響人的行動并進而塑造他們的社會的。與心態史學從涂爾干獲得靈感相似，一些新社會文化史從韋伯的“新教倫理”那里獲得靈感。新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意大利史學家金茲伯格的《奶酪和蛆蟲》，以及法國年鑒派史學家勒華拉杜立的《蒙塔尤》。從這兩部著作的重點來看，新社會文化史在某種程度上說，就是對民眾文化、民眾觀念或者說“小傳統”的研究。同時，在研究民間文化時，他們常�？疾烀癖娪^念和精英思想的區別（參見陳勇：《民眾觀念和西方思想史的拓寬》，《浙江學刊》，2002年第1期）總之，西方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和內容，大體分精英思想和民眾觀念的研究兩個層面。傳統的精英思想研究以思想家、經典文本的解讀和理論詮釋為主，而民眾觀念的研究更重視普通民眾的一般的知識、意識、心理和情感。然而，不管精英思想還是民眾觀念的研究，都注重考察思想與社會的關系，在方法上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實踐思想史與社會史的結合，不同處是傳統的精英思想和心態史有意或無意地強調了社會或經濟對思想、以及社會史對思想史的決定作用；而新興的新社會文化史更重視一般的觀念對社會具體的塑造作用，甚至把社會史本身也看作社會一般觀念和意識的聚合體。因此，他們所謂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史轉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將社會史等同于一般觀念史的前提下而言的。共3頁: 1 [2] [3] 下一頁 論文出處(作者):“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闡微——兼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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