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風險社會與“自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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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風險社會與“自然的終結”

　　論文關鍵詞：風險；本體論；自然的終結；實踐論；規律論
　　論文摘要：“自然的終結”是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本體論前提。一方面，貝克的“自然終結觀”反映了現代性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特點、新趨勢；另一方面，貝克的“自然終結觀”又具有深層理論問題，這使其整個風險社會理論導向不可知論與宿命論�，F代性的推進并沒有否定“自然的先在性”與“規律的強制性”。應立足于馬克思，在“規律論”、“實踐論”層面深層揭示風險本質。

　　
　　德國著名學者烏爾里�！へ惪�(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理論，對我們全面把握當代社會本質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但不可否認，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在認識論、本體論等方面也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從哲學上呈現、反思這些問題，對我們正確認識當代社會風險本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在《風險社會：知識與實在——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知識問題”與“歷史超越”》(《研究》，2006年第7期)、《風險社會與“異化勞動”：貝克的“異化生產觀”及其“歷史超越”》(《山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中，筆者反思了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認識論問題”、“行動論問題”。本文反思其“本體論問題”，包括三個部分：(1)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本體論基礎——“自然終結觀”——的基本內容；(2)貝克“自然終結觀”的價值、意義和問題；(3)人與自然關系及風險社會的規律、實踐、歷史本質。
　　
　　一
　　
　　所謂本體論，也就是對“世界最終是什么”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的哲學家、思想家對這個問題的不同解答，形成不同形態的本體論。在留基波、德謨克利特那里，本體也就是原子；在柏拉圖那里，本體也就是理念；在笛卡爾那里，本體也就是作為“我思故我在”之主體的“我”；在休謨那里，本體也就是作為感受的體驗、經驗；在現代唯物論那里，本體也就是物質實踐。雖然不同思想家對“世界最終是什么”有不同的解答，但本體論在不同思想家那里的方法論意義卻是相同的：本體論是一個完整思想體系的建構元點、思維基點，從根基處決定一個思想者的理論走向。在反思的意義上，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有其或明或暗的本體論內容；人們對一種思想體系之所以存在不同認識，往往是因為人們對這個思想體系的本體論內容理解不同；在方法論意義上，深刻理解一種思想的重要前提是呈現這個思想體系的本體論基礎，揭示一種思想體系問題實質的重要方法是呈現這種思想體系的本體論問題。
　　雖然貝克沒有自覺地使用“本體論”這個范疇，但貝克對其風險社會理論的出發點有過明確表述，這個邏輯出發點也就是貝克風險社會理論所內涵的本體論。貝克指出：“古典社會的概念基于自然和社會的對立，風險社會的概念則從被整合了的‘自然’的觀點出發�！边@個“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貝克也稱其為“自然的終結”。貝克指出：“自然史正在結束，但歷史的歷史剛剛開始。在自然終結之后，歷史、社會、自然，或無論過度龐大的野獸被稱作什么，最終都可歸結為人類的歷史�！笨梢钥吹剑白匀坏慕K結”是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本體論基礎，把握了其“自然終結觀”，也就從根基處認識了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
　　在貝克那里，所謂“自然的終結”，在現實內容上，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在空間、現實這個意義上，指沒有受到人類影響的純自然界已經不復存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都直接或間接地留有、刻下了人類的痕跡，地球上的每一種生物都深刻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其二，在變化、發展這個意義上，指不受人類活動影響的純自然變遷、純客觀變化的終結，人類活動已經深刻影響了自然界的發展方向、變化速度。全球變暖、洪水等“自然”災害的增加與人類數量的增長、實踐能力的提高具有正相關性。貝克指出，隨著工業社會的推進，自然已經不可挽回地終結了，純自然已經深刻地轉換為文化的自然、社會的自然、的自然�！霸�20世紀結束的時候，自然既不是給定的也不是可歸因的，而是變成了一個歷史的產物，文化世界的內部陳設。”“如果‘自然的’意味著各行其是的自然，那么它的一分一毫都不再是‘自然的’�！�
　　在貝克那里，所謂“自然的終結”，在學理內涵上，也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自然的終結”指客觀自然的被人化，指自然已經成為被人所掌控的、實現人的各種目的的實驗場，指人與自然關系中人的絕對主導地位已然確立。自然“是一個在系統中循環和被利用的自然，所以即使在客觀的(自然)科學家的客觀的手里，自然都變成了政治性的”。其二，“自然的終結”指原來被人們所把握的人與自然互動規律被人的活動所打亂，指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新的人所盡知的、不確定的新特點、新趨勢。以上兩個層面含義的統一，“這意味著，自然不再能被放在社會之外理解，社會也不再能被放在自然之外理解””�！霸�20世紀結束的時候，自然就是社會而社會也是‘自然’�！�
　　貝克對“風險”本身的認識，對“風險應對策略”的設計都以其“自然終結觀”為本體論承諾。正是以“自然的終結”為理論原點，貝克建構起其整個風險社會理論。
　　第一，“風險”是風險社會理論的核心概念，貝克對“風險”概念本身的確認，以“自然的終結”為基礎。在貝克看來，近代以來，工業發展、科學進步等人的活動使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呈現出新變化、新特點，但這些新特點、新趨勢并沒有為人們所盡知，因而呈現出鮮明的不確定性。貝克將這種既是“人為”的，又是“不確定”的“世界狀態”、“人與自然的關系”狀態，稱為具有“人為的不確定性”的“自然的終結”。也就是說，在貝克那里，風險的本質是“人為的不確定性”，而“人為的不確定性”的根本實在所指也就是“自然的終結”，這樣，在貝克那里，“風險”的根本實在內容也就是“自然的終結”。方法論上，對貝克而言，離開了“自然的終結”這個實在內容，作為“人為的不確定性”而存在的“現代性風險”將無法得到揭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從被文化整合了的‘自然’的觀點出發”。
　　第二，社會理性與科學理性的和解、和諧，是貝克為應對現代性風險而開出的“知識行動”策略，而貝克倡導兩種理性和諧的基礎，也正是“自然的終結”。在貝克看來，“自然的終結”的重要表現就是自然與社會已經內在地成為一個問題性的共同體，純粹的自然與純粹的社會都已不再存在。“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自然就是社會而社會也是‘自然’。”正是自然與社會的問題性統一，使社會理性與社會科理性都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一方面，社會理性、社會科學研究受到自然科學的強大影響，另一方面，科學理性也日益受到社會理性的制約，“自然科學家就工作在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和文化魔法領域中”。正是以“自然的終結”為本體基礎，貝克認為“沒有社會理性的科學是空洞的，但沒有科學理性的社會理性是盲目的”。
　　
　　二
　　
　　貝克以“自然的終結”定位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對我們認識現代性條件下人與自然關系的新特點具有重要參照意義。如果說，古代社會，人類受不為人所知的自然規律的支配，自然是人的主人；近代社會，隨著工業與科技的進步，人開始逐漸把握自然規律，人與自然開始平等，那么，現代社會，隨著工業、科技的普及、深化，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與推進，人的行為已經深刻影響了自然界的變化，人似乎正在代替上帝成為自然的主人�！白匀坏慕K結”這個論斷，正深刻反映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這種新趨勢。美者比爾，麥克基本(BillMickibben)與德國學者克勞斯，科赫(Claus Koch)也分別以“自然的終結”、“自然性的終結”為題，從不同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討。在《自然的終結》一書中，比爾指出：“人類第一次變得如此強大，我們改變了我們周圍的一切。我們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終結了自然，從每一立方米的空氣、溫度計的每一次上升中都可以找到我們的欲求、習慣和期望�！薄拔覀冊僖膊荒苷J為我們自己是被巨大的力量拋來拋去的物種——現在，我們就是那些巨大的力量。颶風、雷暴和大雷雨已經不再是上帝的行動，而是我們的行動�！痹凇蹲匀恍缘慕K結——生物技術與生物之我見》一書中，克勞斯，科赫則對基因、胚胎等生物技術的發展給人自身自然性造成的影響進行了反思，認為“現代社會的文明化和一體化力量，歸根到底是基于利用邏輯”。在這種利用邏輯、利益邏輯的支配下，胚胎、基因等生物技術得到了快速發展，人們對自身的性別、壽命、血緣關系等都可以進行自主控制：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性生命日益成為非自然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人似乎已經成為自然的主人。
　　在與比爾、克勞斯的比較中，貝克對“自然的終結”的理解獨具特色。如果說，比爾、克勞斯更加側重于對“自然的終結”本身是什么進行問題呈現，注重從、道德、心理層面對“自然的終結”所導致的問題進行實證性的揭示，那么，與他們不同，貝克則主要將“自然的終結”作為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命題使用。貝克研究的重點，既不在于揭示“自然的終結”本身是什么，也不在于揭示“自然的終結”所帶來的倫理、道德、心理等問題，而在于揭示以“自然的終結”為問題基礎的社會結構變化、社會行動變遷和社會知識轉換；在于揭示以“自然的終結”為基礎的現代性本身的本質屬性轉換問題。貝克認為，20世紀以來，特別20世紀中后期，以“自然的終結”為基礎，現代性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轉換，人類已經從工業社會進行了后工業社會，這個后工業社會的真正本質是“風險社會”、“世界風險社會”。“現代性正從古典工業社會的輪廓中脫穎而出，正在形成一種嶄新的形式——‘風險社會’”�！叭蝻L險的客觀社區(objectivecommunity)形成了�！�
　　貝克以“自然的終結”概括現代性條件下的人與自然關系，確實抓住了現代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基礎性問題。但問題在于，貝克所理解與定位的“自然的終結”，是否有問題?究竟應該在什么層面上理解所謂“自然的終結”?可以看到，貝克所謂的“自然的終結”，其本質是指純自然的消失，指人與自然的關系呈現出新的趨勢、新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同意“自然的終結”這個論斷，但“自然的終結”是否意味著自然規律、規律已經不起作用、不復存在?其所內含的“不確定性”是否意味著人已經無法把握人與自然的新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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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風險社會與“自然的終結”

　　現代性條件下，人干擾了純自然的變化，不等于自然規律已經不存在，不等于規律已經不起作用。人與自然的關系由于人的實踐能力的增加出現了新特點、新問題，不等于人與自然關系出現的問題具有絕對的不確定性，不等于人不可能對人與自然的新關系進行規律性把握。如果說，現代性條件下，事物、世界發展的趨勢與前現代性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那么，這種變化不是指規律已經不復存在，而是指規律的“構成結構”發生了變化。如果說。生產力低下的條件下，人們面對的規律是純客觀規律，人們重要實踐目的是把握這種“無人干擾情況下的純客體”規律，那么，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代性條件下，人們需要著力把握的則是“有人參與的、主體與客觀相互作用”意義上的規律。也就是說，現代性條件下，雖然人們所面對的規律的構成結構發生了變化，但無論如何，規律都仍然存在。離開了“規律論”，對現代性的把握將走向膚淺、抽象、不確定。
　　顯然，貝克，包括比爾、克勞斯等“自然終結論”的倡導者、認同者，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探討，基本上停留在“現象論”、“問題論”層面，而沒有深入到“規律論”、“本質論”層面。當貝克割裂了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必然與偶然、現象與本質的關系，僅僅在現象、偶然層面，僅僅用“不確定性”定位現代性條件下的人與自然關系時，其“自然終結觀”在本質上就必然導向不可知論與宿命論。這從根基處、原點處決定了貝克的風險觀、觀的不可知論、宿命論走向。
　　在貝克看來，現代社會的真正本質也就是風險社會，而風險的主要特性至少有兩個：一個是影響的廣泛性，另一個是不可確定性。貝克指出，“首先，現代化風險出現在上特定的地域，同時它也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次，它們形成有害影響的曲折途徑是多么的不穩定和不可預測”。所謂影響的廣泛性，是指風險對所有地域、所有社會階層的人都平等地起作用，風險是全球性的、“普遍的和不具體的”。所謂不可確定性，是指相對于風險的普通性、廣泛性而言，人們對風險的來源、發生時間、具體影響等在本質上處于無知狀態，“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在“廣泛性”與“不確定性”的統一中，在貝克那里，廣泛性的本質就是不確定性。這樣，貝克所指的“風險”就與康德“物自體”具有深層學理關系，其最根本的性質也就是神秘、不可知。在貝克看來，對于風險，人們唯一能夠確知的就是：風險存在，人類已經進入了世界風險社會；風險如命運一般，風險來時無人能夠逃遁。這顯然是一種宿命論意義上的社會觀。
　　方法論上，貝克之所以在對風險本質的認識上、在社會觀上走向不可知論與宿命論，重要原因正在于其風險社會理論的本體論基礎——“自然終結觀”——存在問題。應超越貝克的“自然終結觀”，在正確揭示人與自然的歷史關系基礎上，具體歷史地揭示現代社會風險本質。
　　
　　三
　　
　　當我們揭示現代性條件下的“人化自然”關系時，需要明確兩個前提。其一，現代性條件下，“自然界的先在性”還是否存在；其二，現代性條件下，世界變化發展是否還有“規律的強制性”。顯然，當貝克等學者斷言“自然已經終結”時，我們認為他們回避了這兩個問題：
　　第一，現代性的推進沒有改變“自然的先在性”�，F代性條件下，人的實踐能力不斷增強，人對自然干預的廣度與深度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自然的先在性”這個基本事實。這不僅表現在自然界先于人類而存在，更表現在人的生存與發展、任何實踐活動，包括所謂的高科技活動，最終都離不開自然、依賴于自然。自然是人類永恒的母親、最終的歸宿，人類是自然的“永恒子民”。人類始終不可能超越于自然、離開自然而存在、發展。“自然的先在性”的基本內涵是：自然是人類存在的歷史前提，現實中自然沒有終結，未來的自然也不可能終結，即使人類由于自身或其他原因而消失，自然也將繼續存在。在我們進行現代性研究、討論現代性條件下的人與自然關系時，一個不可回避的基本前提語境是“自然的先在性”。離開了這個前提，對所謂“自然終結”、“人化自然”的討論只能是非歷史的、抽象的。
　　第二，現代性的推進沒有改變“規律的強制性”。我們認為，自人類產生以來，從人類進行實踐活動起，人就必然、已然改變了自然，但是，這種改變始終是在規律的深層關照、約束之下進行。也就是說，在人與自然的互動與相互改變中，雖然會出現大量偶然、不確定現象，但是，總體上，人與自然的互動仍然只能圍繞著規律這個中軸進行，規律并不因人的實踐能力的增加而不復存在。現代性條件下，雖然規律的具體結構、具體內容、具體形態在變化，但規律卻始終存在。一方面，自然界的變化仍然是有規律的；另一方面，人類社會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同時，人與自然的互動也是有規律的。當人的活動違背了規律時，規律就以強制性的力量要求人們服從。在本質上，風險恰恰是規律實現自身的具體方式�？萍歼M步、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人們不斷認識、掌握、利用規律的過程，而不是人們改變規律的過程，更不是人們消滅規律的過程。
　　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所謂“歷史的方法”，也就是從對象、事物發展的過程出發，從真實的實踐出發，具體揭示事物、對象、世界變化發展特點的方法。貝克等學者之所以走向不可知論與宿命論，其重要方法論原因正在于缺少這種自覺的“歷史的方法”。自覺運用“歷史的方法”，將有利于我們更加全面、具體地揭示現代性、現代風險社會的本質。立足于“歷史的方法”，關于現代性、現代社會的風險性，我們認為：
　　第一，現代性的發展過程是必然與偶然、本質與現象的具體歷史統一。雖然，現代性的過程相對人們即有的認識能力呈現出更多的偶然性、不確定性，但這種偶然性、不確定性卻始終以必然性與規律性為底蘊。對現代性而言，“規律的強制性”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規律對現代性“發展方向”的“強制”�，F代性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客觀的過程，不管人們是否愿意，現代性已然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并將繼續向縱深推進。其二，規律對現代性“發展速率”的“強制”。雖然人們可以通過知識的更新、技術的進步、制度的轉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現代性的具體進程，但在本質上，現代性是一個自然與社會、本土與世界、個人與社會、現實與歷史的復雜互動過程，人們無法在整體上實現對現代性必經歷史階段、歷史過程的跨越。這一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著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薄盁o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
　　第二，對社會發展而言，風險是必然與偶然的具體歷史統一，風險是實踐的、歷史的、過程的。在貝克看來，風險性也就是“人為的不確定性”，風險的重要基礎特點是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風險是必然與偶然、確定與不確定的具體歷史統一。風險與實踐、風險與規律是辯證統一的，應該在“規律論”與“實踐論”這個層面具體揭示風險本質。從現象上看，風險也就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關系的斷裂、不和諧；從本質上看，風險也就是人的實踐活動的具體盲目性、具體代價。在“規律論”意義上，所謂風險，也就是規律對人的活動的強制性強約；風險是規律強制性實現、呈現自身的具體體現、具體方式。在“實踐論”意義上，所謂風險，也就是由于人對規律的無知、不盡知，由于人的實踐的盲目性，所導致的問題、代價，在這個意義上，風險也就是實踐在具體過程中的問題性，或者說實踐的代價。在“規律論”與“實踐論”的具體歷史統一中，風險產生的根本客觀原因是客觀規律的存在，風險產生的根本主體原因是人對自然、社會等規律不自覺、無知、不盡知，風險具有實踐性、歷史性、過程性。
　　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在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只要人類進行新的實踐就產生風險、存在風險。在這個意義上，風險又具有必然性。但風險的必然性，并不意味著風險是人類不可認識、不可逃避的命運、宿命，隨著人的認識能力、實踐能力的提高，人們可以不斷地把握風險、認識風險、甚至利用風險。風險必然性的深層本質是規律的必然性。風險是規律實現自身的一種方式。從總體上看，作為人類實踐史的社會發展過程，是人們不斷探索規律、發展規律、運用規律的過程，也是人們不斷“創造”風險、認識風險、克服風險、利用風險的過程。
　　總之，貝克的“自然終結觀”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深層次理論問題。立足馬克思的歷史方法，具體揭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交往的規律性歷史過程，將為我們正確認識風險社會本質、制定正確的風險社會應對戰略提供重要理論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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