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大學問》來歷說考異-兼論其非陽明晚年定論
陽明（1472~1528）是明代中最有的思想家，也是明代“心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在有關陽明的中，歷來學者都較為看重《大學問》一文（見《陽明全集》*卷26“續編一”，967-973頁），將它視作陽明晚年思想的重要史料�！洞髮W問》的史料價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陽明全集》編纂者錢德洪對它來歷的說明。迄今為止，未見有對此來歷之說提出質疑。本文則考證出，錢德洪關于《大學問》來歷的說法并不可信；《大學問》不是陽明的晚年定論，它的史料價值必須重新予以認識。
關于《大學問》的來歷，全集乃有如下說法：
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圣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學問》。德洪受而錄之。（《全集》卷26，967頁。）
按：從文中的“吾師”、“德洪”這些稱呼來看，這一說明當為陽明弟子、文集編纂者的錢德洪所加。“師”即陽明，“征思、田”系指陽明于嘉靖六年丁亥（1527）接受朝廷命令前往兩廣平定思州、田州之亂一事。陽明從家鄉越中起程日期為是年九月八日[1]。據此而言，陽明口授、錢德洪筆錄《大學問》一事當發生在陽明出發之前。具體又是何時呢？
《大學問》尾跋又云：
德洪曰：《大學問》者，師門之教典也。學者初及門，必先以此意授�！ぁぁぁぁぁ煶Ｔ唬何岽艘馑加心苤毕鲁挟�，只此修為，直造圣域。參之經典，無不吻合，不必求之多聞多識之中也。門人有請錄成書者。曰：此須諸君口口相傳，若筆之于書，使人作一文字看過，無益矣。嘉靖丁亥八月，師起征思、田，將發，門人復請，師許之。（《全集》卷26，973頁。）
據此而言，《大學問》為王門“教典”，講習已久，但一直似乎是口口相傳�！洞髮W問》首次筆錄成文，則是在嘉靖六年丁亥（1527）八月。那么，《大學問》最早付梓刻印又是何時呢？
《大學問》尾跋亦有說明：
是篇鄒子謙之嘗附刻于《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同上）
如此說來，《大學問》之最早見刻，是在鄒謙之的《大學古本》。然鄒謙之又是何時刻《大學古本》的呢？
查《東廓先生文集》（明嘉靖刻九卷本[2]，二冊，北京圖書館藏），據書中原序，此書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鄒的門生林春所刻。因此，其收入文字的寫作時間應不早于嘉靖十七年。卷九“雜著類”有〈跋《古本大學問》〉一文，云：
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群疑，復為問答以闡古本之蘊。
又卷七之《復毛古庵式之》，中云：
近刻《古本大學問》，附以鄙見謹寄上求教。
上述材料證明：在錢德洪編《文錄續編》收入《大學問》之前，鄒謙之確曾刻過一種叫《古本大學問》的東西。是：鄒謙之所說的《古本大學問》是否就是錢德洪所說的《大學問》呢？在將兩者核對之前，作出肯定的結論還為時過早。但遺憾的是，我們現在已不能找到鄒謙之所刻的這個《古本大學問》，所以核實工作無法進行。不過，細按之，鄒謙之《文集》中兩次提到的都是《古本大學問》，它似乎是獨立成篇的一個單行本；而據錢德洪言，《大學問》是附刻于《大學古本》，則似乎是一種附錄性質的東西，有理由懷疑它們不是一個東西�，F在我們既找不到《古本大學問》來作核對，而在鄒謙之的《文集》中也沒有發現有關證據說明《古本大學問》是陽明出征思、田前所授，因此，不能期望從鄒謙之這一線索獲得《大學問》來歷問題的最終解決。我們需要另辟蹊徑。
上述材料向我們提示了這樣一點：《大學問》與《大學古本》關系密切�！洞髮W問》既然是對古本《大學》的解釋，那么將這兩者合刻在一起就是很的事，甚至還可能與陽明說明古本《大學》的其他文字[3]放在一起。因此，我們不妨把注意力投向這方面的刻本。
百陵學山本《大學古本傍釋》王文祿跋云：
嘉靖丁亥（案：即嘉靖六年，1527）秋，先康毅君率祿渡江，扣陽明洞天，聞王龍溪先生講《大學》，得《古本傍釋》，止前序。后增四問答。祿今重梓，增答格物問標眉。
由此材料可知，王文祿父子嘉靖六年秋訪陽明洞，聽王龍溪講《大學》[4]，當時只得到《古本大學傍釋》及前序，其后才相繼增加有關五個問答。陳來先生曾認為《跋》中所說《答格物問》即《大學問》[5]，然今本《大學問》共有六條問答[6]，答格物問只是其中的第六條，若以此徑認作《大學問》全篇，于理未安。王文祿陸續增加的總共也不過五條問答，并非〈大學問〉的全部。因此，可以肯定，王文祿到刻梓《大學古本傍釋》之時，都一直未見到全本的《大學問》。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假定《大學問》于嘉靖六年就錄成文，但在其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沒有公開，至少王門之外者一直未聞其詳。
那么，《大學問》究竟是何時公開的呢？它是何時才開始出現在陽明文集的刻本里的呢？為此，我們來簡略地考察一下錢德洪收集、編刻陽明文錄的經過。
在陽明歿后，錢德洪等人曾經想方設法搜集其遺文，以便編輯其文集。嘉靖八年（1529）正月錢德洪嘗作《訃告同門》[7]，有“明發，逾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游魂，收其遺書”之語，又有“將遣人遍采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的計劃 [8]。
《年譜附錄》“嘉靖十四年刻先生文錄于姑蘇”條，對檢收陽明遺書與采集遺言諸事又有追記：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全集》卷36，1331頁。）
此事復記于寫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正月的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戊子年（按即嘉靖七年，1528）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三年遣人裒寫遺言。 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后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校定篇類。復為《購遺文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后謀諸提學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全集》卷41，1574頁）
與此可相印證的材料，還有黃綰的《陽明先生存稿序》[9]（《石龍集》卷十三，轉引自《全集》卷41，頁1582~1583）：
······其僅存者唯《文錄》、《傳習錄》、《居夷集》[10]而已，其余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掩卷泣然，豈勝斯文之慨？及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侄，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攜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厘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全集》卷41，1583頁）
據此而言，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刻于姑蘇的《陽明先生文錄》[11]，較之以前陽明文錄的刻本都為完備，此即世稱之“姑蘇板”�！肮锰K板”是否收了《大學問》呢？
實際上，“姑蘇板”并未收入《大學問》，觀徐階《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可知。徐序云：
馀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坛�，候謀于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啟予問序于階。（《全集》卷41，1572頁）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刻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12]。由此觀之，《大學或問》（今本《文錄續編》改題作《大學問》）入刻陽明文錄，是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事。
行文至此，我們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問：按錢德洪所言，《大學問》筆錄成文是在嘉靖六年（1527），鄒謙之又在嘉靖十七年（1538）以前就曾刻過題為《古本大學問》的單行本。既然錢德洪等人自陽明歿后不遺余力地搜羅遺文遺言，那么，何以遲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文錄續編》時才將此篇收入？
如果真有嘉靖六年八月筆錄《大學問》之事，按常理，筆錄者錢德洪在編輯陽明《文集》時不會將這篇號稱“師門教典”的文字不收，除非他有意將此本秘不示人。而事實上錢德洪在編《文集》時確實未收此篇，那么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慮而將《大學問》秘不示人呢？對此，錢德洪自有說法。在《大學問》尾跋中，錢氏云：
錄既就，（師）以書貽洪曰：“《大學或問》數條，非不愿共學之士盡聞斯義，顧恐藉寇兵而賚盜糧，是以未欲輕出�！保ā度肪�26，973頁）
如此說來，錢德洪之所以將《大學問》按下不出，原來是遵奉陽明遺命。 但細按之，此處所說的陽明的擔心卻顯得似乎沒有道理：《大學或問》數條正可以說服人們信用古本《大學》，其作用只會釋人之疑，又豈會予人口實？ 也與陽明以前的行事不合：陽明生前積極倡導恢復古本《大學》，將《古本大學》刊行于世，并為之傍釋、為之兩度作序，何以不擔心那些釋與序會“藉寇兵而賚盜糧”，卻只擔心《大學或問》數條？
但錢德洪有陽明寫給他的親筆書信為證，似乎由不得懷疑。這封《與德洪》書，就收在《文錄續編》之中（《全集》卷27，1014-1015頁），以上錢氏所引只是此書開頭部分，其下還有數句：
且愿諸公與海內同志口相授受，俟有風機之動，然后刻之未晚也。此意嘗與謙之面論，當能相悉也。江、廣兩途，須至杭始決。若從西道，又得與謙之一話于金、焦之間。冗甚，不及寫書，幸轉致其略。（《全集》卷27，1015頁）
信中兩次言及鄒謙之，此信似乎兼有轉致鄒謙之的意思[13]。信中所談，首先是關于《大學或問》是否刻印，其次是關于赴廣西路線。由“至杭始決”一語知，寫此書未至杭。據《年譜》“嘉靖六年”條，陽明九月壬午（初九日）從越中出發，甲申（十一日）渡錢塘至杭城。又，錢德洪言是書寫于筆錄《大學問》之后。則陽明此書的時間，當在嘉靖六年八月之后，九月十一日之前。令人費解的是：錢德洪在錄畢《大學問》之后，并不曾離開越中，陽明對他凡事悉可面論，何以會有貽書之舉？
嘉靖六年八月筆錄《大學問》以及錄成以后陽明又貽書囑咐不可輕出，這種種事實都發生在錢德洪與陽明兩人之間，《全集》他處再無一點記載，《大學問》無形之中變成了錢德洪與陽明兩個人的秘密。錢德洪在陽明死后，多次搜集、刊印陽明的文錄，但此篇卻始終未出。如果說，此前錢德洪是謹守師命，那么，嘉靖四十五年他將《大學問》以及作為其旁證的《與德洪》書一齊收入《文錄續編》，這又是出于什么考慮？
在《大學問》尾跋，錢德洪復有如下解釋：
師既沒，音容日遠，吾黨各以己見立說。學者稍見本體，即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圣可以躋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皆相鄙為第二義。簡略事為，言行無顧。甚者，蕩滅禮教，猶自以為得圣門最上乘。噫！亦已過矣。自便徑約，而不知已淪入佛氏寂滅之教，莫之覺也。古人立言，不過為學者示下學之功，而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語知解，非所及也。是篇鄒子謙之嘗刻于《大學古本》，茲收錄《續編》之首。使學者開卷讀之，思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圣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匪徒惑人，祗以自誤，無益也。（《全集》卷26，973頁）
于此可知，錢德洪推出《大學問》這篇文字確是有所針對，乃為糾正部分同門好為徑超頓悟之說的偏向，而重申師門誠意格物為善去惡之旨。
陽明歿后，王學開始分化，及門弟子根據各自對陽明思想的不同理解而紛紛立說[14]，其中，王龍溪從本體入手的進路受到其他派別的批評。錢德洪此處雖未明說，但所指卻是龍溪之學。不過，錢德洪批評他的方式卻是以師說的名義。對此，被批評的王龍溪以后也作出了回應：當錢德洪死后，他為其撰《錢緒山行狀》，憶及當日天泉證道，作了有利于自己一方的敘述，而在王龍溪逝后，他的弟子根據其生前有關口述以及這篇行狀寫成《天泉證道記》一文（收在《王龍溪全集》第一卷），把王龍溪倡導的“四無說”說成陽明“傳心之法”，奉為“師門之秘”。 [15]錢德洪將《大學問》說成“師門教典”，王龍溪等人將“四無說”說成“師門之秘”，真假如否，都需要才能結論。我們不妨將這些有待證實的觀點同已經證實為陽明觀點的材料進行比較，然后再作出判斷。以下我們就來分析《大學問》的義理，并將之與《全集》中其他可靠的文字進行比較，以期最終弄清問題。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大學問》采用對話體，一問一答共六條。以下我們諸條討論之。
第一條講“明明德”，第二條講“親民”，這兩條中心意思都表達了“萬物一體”的思想，因此我們將它們合起來討論。萬物一體的思想，在陽明嘉靖元年（1522）后歸居越中所作文字間時有流露：如嘉靖四年（1525）的《答顧東橋書》（《全集》卷二，50頁）、《重修山陰縣學記》（《全集》卷七，257頁），嘉靖五年（1526）的《答聶文尉一》（《全集》卷二，79頁）�！赌曜V》“嘉靖三年”條亦有證：
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全集》卷35，1290頁）
第三條講“止至善”，不僅大意，而且文字都基本同于嘉靖四年（1525）的《親民堂記》中的一節（《全集》卷七，251頁）。
第四條講“定靜安慮得”，中心是“至善之在吾心，不加外求”。此義可追溯到正德七年（1512）陽明與徐愛講《大學》宗旨之時，今本《傳習錄上》開頭幾條（《全集》卷一，1-6頁）所載即是。
第五條講“本末”，強調本末當為一物。這與正德十三年（1518）所作的《大學古本傍釋》（《全集》卷32，1194頁）所言‘明德親民只是一事“的立場亦為一致。
第六條講“格致誠正修”，即功夫，略謂：從用上說，功夫條理次序不可或缺；從體上說，實為一事。從中可以概括出如下幾點：1）心之本體無不善；2）意念發動而后有不善；3）誠意在致知，致知所以明善惡；4）致知在格物，格者為善去惡也，物者實事也。它在文字上與今本《傳習錄下》“先生曰先儒解格物”條（《全集》卷三，119頁）大體相近�！跋壬幌热褰飧裎铩睏l，雖標在“以下黃以方錄”之下，但并非黃錄而是錢德洪嘉靖三十五年（1556）摻入的己錄。[16]因此，《傳習錄下》此條作為比較材料是應該避嫌而不能的，必須另找證據。
按錢德洪所言，《大學問》錄成于嘉靖六年（1527）八月陽明赴廣臨行之際，那么，它反映的應該是陽明嘉靖六年的思想，如果再考慮到陽明隨后即入軍旅且于次年病逝，那么，有理由將之視為陽明的晚年定論。
關于陽明的晚年定論，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天泉證道。天泉證道是王學中一件重要公案，圍繞它，晚明乃至明清之際發生過多次爭論[17]，雖然有人（如劉宗周）懷疑過其真實性，但因它見載于不同作者尤其是兩個當事人錢德洪王龍溪的記述[18]中，故現在學界一般相信它并非虛構。從時間上看，錢德洪所說的陽明口授《大學問》，與天泉證道當處于同一時期，因此，它們所體現的陽明的思想應當一致。
天泉證道中，陽明以重申“四句教”告終：
�。祝秱髁曚浵隆�
�。ㄏ壬┘榷唬骸耙院笈c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全集》卷三，117-118頁）
（乙）《年譜》
先生曰：“······二君以后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圣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保ā度肪�35，1306-1307頁）
以上兩段材料出處不一，但關于“四句教”的表述卻都一致，因此，將“四句教”視為陽明本人的觀點應該沒有問題。如果把“四句教”與從《大學問》第六條概括出來的那四點作一比較，不難發現，其他三句大體相近，惟首句不同，即關于心體的表述存在很大差異：“四句教”言“無善無惡是心之體”，《大學問》則言“心之本體無不善”（原文是“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無不正也�！薄度肪�26，971頁）如何看待這種不同？
首先，這種不同是無法忽略的。曾經有學者認為，在陽明那里，無善無惡是形容心體，至善無惡是形容形體[19]。但是，以上兩句明白指示心體，雖然用詞上小異，一云“心之本體”一云“心之體”，然所指實為一物。不可否認，這兩句是對心體作了各自不同的規定。
其次，從上證明二者并行不悖是容易做到的，如有學者通過語義的層次提出，至善是就心體為成圣提供了根據而言，無善無惡則強調了個體存在的可能向度[20]。問題的要害在于：事實上，陽明是否將此兩說并用？既然天泉證道實有其事，那么，我們不妨來天泉證道中幾個有關事實。
其一，天泉證道時，陽明諄諄教誨錢、王：“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著。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保ā度肪�35，1307頁）陽明的意思清楚不過：四句教是他年來始立，讓弟子今后以此為準，再不可更易。
其二，天泉證道的當天，錢德洪在與王龍溪的談話中，是堅持陽明的四句教的，即關于心體，他是執無善無惡說的：
�。祝秱髁曚浵隆�
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保ā度肪砣�117頁）
�。ㄒ遥赌曜V》
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體上見有善惡在，為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保ā度肪�35，1306頁）
這兩則材料大同小異，關于心體，都認為原是“無善無惡”。這正反映此一時期錢德洪對于心體的認識是無善無惡論，而不是《大學問》里的那種無不善論。如果錢德洪嘉靖六年八月筆錄了陽明臨行前口授的“師門教典”《大學問》，那么，何以他在事隔一月左右的“天泉證道”時卻毫無一語提及？那么，事實最大之可能就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陽明臨行前面授《大學問》之事，這一切不過是錢德洪的杜撰而已。
如果說，以上我們所提出的都不過是反證而已，那么下面我們將給出一個正面論據。那就是：《大學問》中反映的心體無不善的看法，與錢德洪本人后期關于心體的認識正相符合。錢德洪信從《大學問》的心體無不善說，是在多年以后，對此，可以羅洪先（念庵）錢德洪為學凡數變的一段評論為證：
其始也，有見于為善去惡者，以為致良知。已而曰：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吾安得執以為有而為之而又去之？已而又曰：吾惡夫言之者之淆也，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吾惟即吾所以為善者而行之，以為惡者而去之，此吾可能為者也，其不出于此者，非吾所得為也。又曰：向吾之言猶二也，非一也。夫子嘗有意矣，曰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后有不善也。吾不能必其無不善，吾無動焉而已。彼所謂意者動也，非是之謂動，吾所謂動，動于動焉者也。吾惟無動，則在吾常一也。（轉引自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卷十一，浙中王門學案一，226頁）
羅念庵晚年與錢德洪過從甚密，曾相與訂正陽明《年譜》，論學甚為投契。（參見《全集》卷37所收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及其〈論年譜書〉（凡十首）、羅洪先〈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及其〈論年譜書〉（凡九首）等文，1358-1379頁）羅氏之論良可據也。依羅氏之述，則錢德洪在認識上經歷了四個階段：1）以為善去惡為致良知；2）良知者，無善無惡者也；3）無善無惡者見也，非良知也；4）至善者，心之本體，動而后有不善。相應地，他在心體觀上也是從無善無惡說到最后的至善無惡說。
錢德洪到后來（約嘉靖三十五年以后）才從無善無惡說轉向至善無惡說這一事實，正可以用來解釋《大學問》晚出于嘉靖四十五年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隨著個人認識上的變化，錢德洪信從的是陽明不同時期的思想：嘉靖六年他還是“四句教”的堅持者，而數年以后，他轉而贊成至善無惡說。錢德洪個人這種思想轉向也體現在他對陽明文錄續編的編纂過程中：正是嘉靖四十五年，他在編纂文錄續編時才第一次收錄了《大學問》這篇文字，并為之加上說明以使其成為王門教典。
至此，我們可以小結如下：今本《陽明全集》中關于《大學問》來歷的說明，與事與理皆有未合之處，不足為憑�！洞髮W問》所反映的陽明的思想不是他的最后定論。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注釋：
1、參見陽明隨后的《赴任謝恩遂陳膚見疏》（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一日）一文，《全集》卷14，第462頁。本文所用版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陽明全集》（其底本為明隆慶六年刻三十八卷《王文成公全書》），以下引用均出自該版本，下注只標《全集》卷、頁數，不再另行說明。
2、 據卷首〈序〉，此集為嘉靖戊戌年（嘉靖十七年，1538）鄒謙之的門生林春所刻，共收文字124篇�！稏|廓鄒先生文集》另有其他幾種版本，如明隆慶六年（序1572）刻本（十二卷，十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以及清重刻本（十二卷卷首一卷，十冊，北京圖書館藏）。三本相較，以嘉靖本最先出，故本文參用此本。
3、 陽明信用古本《大學》、反對久為流行的朱熹《大學章句》本，在當時被視作一項標新立異之舉，曾經遭到很多人質疑與反對，為此他費卻很多筆墨、口舌進行說明，正德十三年（1518）他在江西刻古本《大學》并“傍為之釋而引以敘”（參見《年譜》“正德十三年”條，《全集》卷33，1253~1254頁），嘉靖二年（1523）又改定《古本大學序》（參見《年譜》“嘉靖二年”條，《全集》卷35，1288頁）。
4、 陽明門下，以王龍溪、錢德洪在師門既久而能領會師門宗旨，故陽明使此二人為初入門者講學（參見《年譜》“嘉靖五年”條“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德洪與王畿）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全集》卷35，1300頁），又陽明赴廣，家事悉托魏廷豹，書院事盡付錢、王二人（參見《年譜》“嘉靖六年十一月”條轉引陽明與德洪、王畿書，有“家事賴（魏）廷豹糾正”“紹興書院·······德洪、汝中既任其責”之語，《全集》卷35，1309頁，另參見《與錢德洪、王汝中（丁亥）》書，《全集》卷六，223頁）。王文祿父子此行未言聞陽明之教，或以此之故也。
5、 參見陳來：《有無之境——陽明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章“附考”。
6、 這六條問答依次是討論：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定靜安慮得、本末、格致誠正修。詳細解釋“格物”的是第六條，參見《全集》972頁。
7、 據《年譜》“嘉靖八年己丑正月”條：“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初十日，過玉山�！�
8、 參見《全集》卷38，1444~1446頁。
9、 此《陽明先生存稿序》疑即《陽明先生文錄序》。
10、 據錢德洪《答論年譜書十首》之八言：“徐珊嘗為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嘉靖二年，1523）�！�
11、 據《年譜附錄》“嘉靖十四年乙未”條，《陽明先生文錄》刻于是年（參見《全集》卷36，1331頁）。然鄒謙之《陽明先生文錄序》所署時間為“嘉靖丙申春三月”（參見《東廓先生文集》卷二，今本〈全集〉已收此文，見卷41，1568~1569頁），則文錄最終印行應是嘉靖十五年。另，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所藏明嘉靖十五年刊本《陽明先生文錄五卷外集九卷別錄十卷》，卷首有嘉靖十四年（1535）黃綰序、嘉靖十五年（1536）鄒守益序（參見周彥文著：《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書庫明版圖錄》，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232頁）。由此可知，錢德洪于嘉靖十四年先將文錄命梓入工，錄成之后，又請鄒守益為之作序，鄒守益作序是第二年的事，《年譜附錄》“嘉靖十四年”條所記當是刻文錄的時間，并非文錄最終刻成刊行的時間，故世之傳本為嘉靖十五年刊本。
12、 據《年譜附錄》“嘉靖四十五年”條，參見《全集》卷36，1352~1353頁。是條略謂“師《文錄》久刻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匯錄得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此于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遍行。同志董生啟予征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于世云�！�
13、 陳來先生從信的口氣推想此書系《與鄒謙之》，“疑（陽明）行至江西后與德洪另有一書，與此書語同�！保▍⒁姟队袩o之境》362頁）。據筆者，似乎可以這樣解釋：陽明一方面因為“冗甚”，不及寫書給鄒謙之，只寫信給錢德洪，讓錢德洪與鄒謙之聯系互通情況（如關于《大學或問》是否刻印的事，陽明以前與鄒謙之面論過，因此，在與錢德洪的信里就不多說，而讓錢德洪以后從鄒謙之那里了解詳情。）另一方面，如果是走西道赴廣西的話，他可能與鄒謙之相會。因此之故，陽明就沒有先寫書給鄒謙之，而是寫了這封簡短的《與德洪》書，此所謂“一書兩用”。
14、 關于王學的分化情況，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按地區分列數派，今人著作則按思想傾向歸納分析，比較有代表性的有牟宗三的《從陸象山到劉戢山》、陳來的《有無之境》、楊國榮的《心學之思》。
15、 陳來《〈天泉證道記〉之史料價值》一文對此有詳細考辯，參見《人文論叢》（1998年卷）171~178頁。
16、 陳來先生業已考出此點，但對此現象感到疑惑，以為是錢氏編纂《傳習錄下》時失之精察。參見氏著《有無之境》376-379頁。本文則認為似乎并不這么簡單。
17、 對這方面介紹，請參看鄧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學》，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章“王守仁的四句教”，198-228頁。
18、 天泉證道凡兩見于《全集》：一見于《傳習錄下》，《全集》卷三，117-118頁；一見于《年譜》“嘉靖六年”，《全集》卷35，1306-1307頁。另見于《天泉證道記》，《王龍溪全集》卷一。又見于《青原贈處》，《鄒東廓文集》卷二。
19、 如陳來，參見《有無之境》217頁。
20、 如楊國榮，參見《心學之思》（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238頁。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大學問》來歷說考異-兼論其非陽明晚年定論】相關文章：
論城市邊緣的“異托邦”03-19
論非言語行為意義翻譯03-02
王佐：論物流產業研究—兼論物流企業的界定03-21
論非物質設計及其在中國的發展03-19
論《物權法》在投資領域的法律適用-兼論《物權法》第55條及第01-09
《才鬼記》版本考論01-07
考亭學派文風論略03-28
“本體論”源流考（下）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