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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謝赫“六法論”的哲學根源論文

        時間:2024-08-31 01:32:01 哲學畢業論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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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赫“六法論”的哲學根源論文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思想文化的一個繁榮期,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繪畫評論和繪畫著作開始創立的重要時期,盡管不同的著作及理論體現了不同時代的思潮變遷,但都能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中探尋出其獨有時代的哲學內涵。南朝謝赫《畫品》作為魏晉時期一部較為系統和完整的繪畫品評專著,其美學思想在當時具有極大的進步及指導意義。從當時的哲學思想以及社會背景出發對謝赫“六法論”的產生及其時代意義進行分析,探究謝赫《畫品》中“六法”的哲學來源問題。

        謝赫“六法論”的哲學根源論文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封建統一政權瓦解、多種勢力各據一方的長期分裂時代。政治上長期分列割據的局面讓傳統保守的儒學思想受到了質疑,這種社會的分裂狀態反而導致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繁榮發展。隨著人們思想觀念掙脫舊的束縛而呈現出新的活躍局面,各種哲學流派與美學理論在自由的思想氛圍中出現了新的面貌。在這種背景下,繪畫理論以及繪畫史論性質的著作也開始出現,謝赫所作的《畫品》作為魏晉時期成書的中國畫論的奠基作品之一,無論是其所表達的美學內涵還是其所反映出的哲學觀念,都有其獨特的時代烙印。

          謝赫《畫品》成書于梁代,書中對魏晉以來27位畫家進行了評論,并首先闡明了繪畫的功能和其藝術要求,即品評繪畫的教育功能和藝術標準。作者謝赫繼承了從漢以來重視繪畫的教育及感染作用的傳統,明確提出了繪畫要具有“明勸解。著深沉,千古寂寥,披畫可鑒”的社會功能,并且在此前提下列出了品評畫家優劣的六個方面,即著名的謝赫六法——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摸寫,這六法精準地表現出了謝赫對于繪畫技法的探究解讀及其對畫作評判標準的闡述。此六法不但在繪畫教育及評定方面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同時也體現出了一些魏晉時期的哲學思想。在魏晉時期這個哲學快速發展并、如同百家爭鳴般的各種思想理論學派十分豐富的時代,謝赫六法中所體現出的美學思想內涵的來源與當時的哲學理論是息息相關的。

          一、老莊與“氣韻”

          在魏晉時期,伴隨著東漢政權的瓦解,傳統的儒家思想受到很大沖擊,名教的虛偽與經學的繁瑣迂腐受到了世人的懷疑。與此同時,老莊之說在當時的地位不斷提高,玄學,正是將傳統的儒學與道學結合起來,把儒家的經義和道家崇尚自然的老莊思想雜糅起來的一種哲學思想流派。而這種高談玄理、頹放通脫的生活作風又在士大夫中頗為流行。因此,其所形成的魏晉時期對人物的鑒賞及品評已不像在東漢時期一般只停留在道德、操守方面,而是更加注重一個人的風度、才識與氣質。這種崇尚自然的老莊之風也給社會的審美取向和藝術的創作與創新以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由于這種玄學的風氣盛行,人們在藝術上對美學的要求和對審美的標準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兩漢時期,狹隘的單純以道德來評判美否的標準已經逐漸落后,人們對美的審視標準逐漸上升到精神層面,所注重的美超脫了形象,形成了一種對“無限之美”的追求。這種審美的方式不是僅僅注重事物的外在表現,而是更加注重其所表現出的內在意境,在欣賞美的時候澄懷觀道,靜以求之,由此,類似于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認識方法。這種形象中所蘊含的“意”的哲學,與美學中的“形”是正好相對的,是正好相對的,這種“意”在美學中的表現即是由內及外、由里及表的。謝赫“六法”中的第一法即是“氣韻生動”,所謂“氣韻”即氣、神韻。在“氣韻說”上傳承了神論,意在表現出繪畫對象內涵的精神氣質,同時亦指一幅作品在完成之后的整體效果以及畫作中形象所蘊含的更加深遠的超脫實體的美感,這也是中國繪畫的意境之所在。其中“氣”本就是中國傳統哲學文化中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氣”的本身就可謂是玄之又玄,這與玄學中的“意”似有類似之處,并且“氣韻”也不僅是單純地體現于畫面上,畫作中表現出來的氣韻又與繪者本身的情操、氣節有著極重要的關聯。郭若虛曾說“氣韻本乎游心”,石濤也曾講“夫畫者從于心者也”。由此看來,我國古代藝術作品的神韻是與作者的本心,即與作者的思想、才情和氣節是分不開的,這種不拘泥于畫作本體,強調“人”,強調作者本身對藝術作品影響的審美思想也是繼秦漢以來,魏晉時期在美學方面的一項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進步。在以魏晉時期的哲學態度看來,這種先賞氣韻、重視畫作以及作者的內涵而不僅是拘于形式的畫作美學評判標準,能夠真實地反映出畫作者的內心與思想,這種將審美超脫具體形象而上升到一種抽象的更高層次,即上升到感悟自然乃至宇宙的高度以追求氣韻高遠的美學態度也正是當時社會玄學流行,追求瀟灑,追求淡然,超脫世俗,注重本我以及個人精神之哲學風尚的真實體現。

          二、“骨法”即風骨

          “骨法用筆”是被謝赫列為繪畫中第二重要的理論。其所謂“骨法”即用筆的筆力要精到剛健。所謂畫皮畫肉難畫骨,與謝赫的“六法”同時于南齊時聞世的劉勰在其所作的《文心雕龍》中說“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這里的文骨指的是文字與語言結構的表達應剛健有力。同樣對于骨法的注重,在書法上也有見長,例如論述毛筆字結構筆法的《筆陣圖》中就提道“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之說;骨法在書法藝術上似乎更好解釋,《世說新語》中說“羲之風骨清舉也”所指的就是書圣王羲之的筆力挺拔精到,有其“風骨”,從當時的繪畫對表現內容的方法上來看,用線勾勒來繪制出所表現內容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因此,隨著繪畫藝術的發展,對于繪畫技法上用線、用筆的要求也逐漸加強,頗有之后所說的以書入畫,即是將書法的筆力運用到畫作中的意味。謝赫六法中所說的用筆之“骨法”在字面上的理解指的是在筆法上應剛勁有力,但深究其“骨”之法,何為骨法呢?魏晉人重氣韻,同樣是在《文心雕龍》中對人物品藻用的極多的詞除了“氣韻”外還有“骨”“風骨”等,這里的骨應該在其筆力之上有更深層次的意義。

          賞辨晉人畫作,其特點有“秀骨清像”之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繪畫與后時隋唐畫作有很大不同,由畫中內容所看,唐人所繪畫作人物多豐滿富貴,如張萱、周防所作仕女多見豐腴。這與唐朝時的社會背景有關,由于唐代國力富足,社會繁榮,所以審美多以豐腴為美,雖擅畫者也能精到地把握用筆的力度,但并不以其“骨”力見長。而反觀魏晉時期的畫作,所作人物常追求一種俊逸瀟灑、婀娜脫俗的姿態,例如顧愷之所作《洛神賦圖》,同樣,這種繪畫的風氣也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那時由于玄學說的流行,清秀飄逸的名士風尚很是流行,精神上追求“氣韻”與外在上注重作風形態要有“風骨”,才能體現出一個人的名士風尚。在繪畫中所表達的形象與這種“風骨”結合,也就形成了對于畫作的用筆以及對畫作內容形象的塑造上要挺拔流暢,要有力度,同時也要不失瀟灑的評判要求。

          三、俊逸之“形”

          作畫,應講求“神形兼備”,同樣在對繪畫技法要求總結的極為精準的謝赫六法中也對此有所提及。“應物象形”在錢鐘書的《管錐編》中也被分讀成:“應物,象形是也!彼负芎唵,即是繪畫要形似于所描繪的對象。早在《莊子·知北游》中就有“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一說,所謂應物,指的是對待事物的認知、態度與審度。在畫作方面,指的則是應對不同的事物展現出其本有或特有的具體形態。謝赫將應物象形列于繪畫中氣韻與用筆之后第三重要的位置是十分恰當的,魏晉前的事物形態由于其社會意義重于畫作本身,所以對于“形”的描摹不免落于程式化,而后世由于各種書畫流派的發展,比如文人畫的興起,人們對于“形”的追求反而逐漸減輕,甚至刻意貶低畫作具體形態在畫面表現力中的位置。明清時期由于八大山人逸筆草草、不求形似的繪畫表現手法受到時人的推崇,進而有人刻意追求草率粗陋的畫風,將一味地貶低畫作中的“形”引向了一種不好的極端。其實在魏晉美學中看來,他在對于具體形象的描繪方面還是十分注重的。晉人尚意但是并不代表不重視形的作用,在謝赫之前的畫論著作者宗炳的《畫山水序》中曾有“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一說,這也是對重視畫作中具體形象真實描繪的理論。

          說魏晉人重“形”,不僅僅是體現在畫作方面。那一時期,由于其思想與社會的變遷,對于外在的形之美的重視也是有其社會現象和其美學與哲學上的來源的。魏晉時期人們的思想從繁瑣拘束的傳統儒家經學中逐漸解放出來,從記錄魏晉時期人物的筆記體小說《世說新語》一書中對于人物品藻的記載,可以清晰地解讀出魏晉六朝時對于人格美的理想,已經從原來秦漢時期注重實用的、道德的角度而轉到更為純粹的審美角度,將“重善輕美”的美學態度轉變發展成為了“重美輕善”。而這種審美,無論在對時人看人的方面還是看待事物的方面皆有體現。在對人物的審美上,可能是受當時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之影響,對于人的審美,尤其是對于人的神采、風骨、儀態的審美逐漸被重視起來。在魏晉南北朝的中后期,對于外在形態的“清淡之風”的盛行也由此而來,而這種對于外在形態的清淡之風的追逐,也正是受了當時玄學中崇尚野逸自然、清淡無為思想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的人物畫以及雕塑中身形及姿態多“秀骨清像”即是這一美學標準在藝術作品中的具體體現。再說對事物方面的審美,魏晉時人由于為舒緩整治上的壓力,同時也為尋求禪道,常常是寄情于山水間的,這種寄情于山水也在繪畫中以具體的形態表現出來,魏晉時期開了獨以山水入畫的先河,將美學與哲學上的思想通過具體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來,這在山水畫歷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

          無論是多么具有神采的氣韻,都需要通過外在的具體形態來表現出來,謝赫六法中的應物象形想來也是受到當時玄學中對于具體、真實的審美愈加注重的影響,一個人的氣韻與思想和其人的儀容、神采、風骨相結合,才能表現出其跳脫出傳統舊標準而更加追尋真實、自然的自我的名士風尚。

          四、“類”即自然

          謝赫的六品之四提到隨“類”賦彩,這則評判標準講的是作者對畫作在設色方面的見解。我們可以知道不同門類、不同風格的繪畫其設色風格應都是不同的,而兩漢時期的繪畫因為過于注重社會教化作用,所以無論是畫作中所表現的內容還是人物的形象,亦或者是其設色方面都顯得有些雷同。而謝赫所提出的“隨類賦彩”一說是對這一畫面表現過于類似的應對方法。所謂“類”,指的不僅僅是畫作的種類、門類,而是說對于畫作的設色要根據所描繪對象的自然屬性來做考量。例如同樣是描繪仕女,對于宮廷畫作就應施以華麗富貴艷麗的顏色,而描繪鄰家女子則應清新淡雅脫俗。這一對畫作內容自然屬性的考量,同樣也體現出了玄學中依求自然、不恪守古法的哲學思想。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時的名士嵇康的思想總綱,所謂“任自然”即是依著人或事物的自然本質,這句又被簡說為“越名任心”,這樣來說更好理解一些,其中“名”指的是傳統名的世俗規矩,而“心”所指的就是我們今天也經常聽到的“本心”。隨心自在的生活,不必在乎繁雜的陳規,這也是玄學中崇尚自然學派的一種體現。這種哲學思想,就是強調要依照事物的自然本質來處事發展,不必太過介意俗世的繁縟規矩,條條框框!肚f子注》中說:“自己而然,謂之天然。”所謂天生自然,真實的自我本質即是自然,這一類崇尚“自然”的哲學思想與謝赫的隨“類”賦彩很是相似,這種對自然的崇尚是依于本心、本意的,依照事物的自然本性來發展的觀點表現在繪畫中的設色方面上,即是依據繪畫對象、畫作內容的本質和其本來的特點來施彩,而不是依據古法、成法來把繪畫限制住。讓畫作表現出事物最真實的特點,也更能表現出繪者的心意,隨心、隨意、隨類,講述的只是繪畫中的技巧,卻也體現出了來自魏晉時期玄學盛行、自然之風盛行的影響。

          五、“經營位置”與“傳移模寫”對傳統的繼承與發展

          “經營位置”與“傳移模寫”,講的是繪畫中的構圖與繪畫前的臨摹,魏晉時期沒有構圖一說,但是謝赫六法所說的經營位置卻恰好表達出了構圖的理念。在《詩·大雅·靈臺》中有“經始靈臺,經之營之”之說,所謂經營,指的就是構想與規劃,經營畫作內容在畫面中的位置是有其門道的,飽滿的構圖給人以繁盛之感。精煉的構圖給人以空靈瀟逸之感,唐代張彥遠曾說“至于經營位置,則畫之總要”,把對畫面的安排放到評判畫作好壞的標準與否之中,使得后世畫家在對畫面的構圖方面也極為注重,尤其是之后許多畫面的構圖重視“留白”,即并非將紙面以繪畫內容鋪滿,而是留下空白之處給人以遐想的余地。此處提及留白,就不得不說老莊所言的“虛”“無”思想,老莊從“道”的角度出發,提出“以虛無為貴,無為本,有乃無之用”之說,這種崇尚從“虛無”中體現出更高的精神價值,對在構圖中以留白以追求空靈高遠之感的方法影響極大。謝赫將構圖的觀念以理論的形式寫入《畫論》,也是在中國畫構圖技巧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

          若說“經營位置”是對之后畫作中構圖方式發展的奠基理論,那么“傳移模寫”則應該說是一種繼承,顧愷之就曾留下《摹拓妙法》一文,“傳移模寫”與其說是繪畫理論,倒不如稱其為學習和傳承繪畫的必要方法更為恰當,因此謝赫將其列為六法之末。模仿前人的畫作這一點雖以美學的評判標準來看并不能成為精品,但也的確是繪畫得以發展和普及的最為重要的方式。學畫者對于前人的臨摹,是繪畫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積累;并且有學者認為傳移模寫“并非臨摹一法,竊意此四字,乃各為一法”,“傳移模寫”中的“傳移”二字亦有流傳的意味,這種對畫的臨摹并流傳的手法反而迎合了一些儒家中的思想。《史記·始皇本紀》上記載:“秦每破諸侯,寫仿其宮室”;《漢書·師丹傳》上也有:“令吏民傳寫,流傳四方”的記載?梢姟澳憽辈⑶摇皞饕啤,作為一種宣傳事跡,并且將作品及其所附帶的成就流傳于后世的手段,在教化這一方面還是體現出了一些儒學所帶來的影響。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玄學盛行,其社會風尚較之秦漢有很大的不同。自曹魏正始年間始,王弼所創立的玄學派由于能夠在復雜的政治及社會環境下極大地解放人們的行為和思想,因此在世人中很受歡迎。在玄學思想中,這種清逸自然、自在灑脫的哲學觀念逐漸影響著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人們的思想也因此得以從守舊古板的經學中解放出來。這種“魏晉風尚”使人們審視人與事物的角度不再恪守陳規,一種自由的新鮮之風帶動了魏晉時期人們思想的解放、人性的解放,同時也帶動了那一時期人們審美的解放。這種新鮮自由的哲學思潮同時也帶動了文藝潮流的產生,單純的文藝性的詩、文、書、畫等創作活躍,美學的發展也令藝術品評類的各種理論著作蓬勃發展,謝赫的《古畫品錄》正是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謝赫“六法”理論的提出背景是與魏晉時期世人的哲學觀念由拘謹的恪守古法轉向自由解放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其六法中“氣韻生動”一說,將繪畫應注重作品的意境與格調置于畫作品評的首位,這既是對畫作立意的強調與重視,也從側面體現出對畫家心境、才情的重視。這種“氣韻”說不僅在當時的畫作指導與品評方面具有鮮明的進步意義與時代特征,同時也是之后我國各類書畫中以重視“氣韻”與“意境”為評價作品好壞的重要標準的開端,將哲學中重視對“本質”之美的審視發展到美學的評價標準中,對魏晉之后直至當代的書畫創作都有極其重要的影響意義。

          玄學歷經魏晉南北朝時期百年“清談”風潮的宣揚,對藝術文化和美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謝赫“六法”所產生的背景是與當時玄學對藝術品評,乃至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是密不可分的。“六法”在“魏晉風度”中具有鮮明的時代哲學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玄學中有關思想、文藝還有對自我解放的觀點越來越被世人所認同,謝赫的繪畫理論由于其本身對藝術美學品評的精到見解,加之其所體現的哲學內涵順應了時代的發展,因此其在繪畫理論方面的影響得以從當時一直延續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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