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硬核剖析論文
摘要：從經濟學方法論史的角度考察，可以發現，西方主流經濟學蘊含的理性主義的三個“硬核”，即確定性的、軌道世界的經濟社會觀、理性經濟人和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只不過是關于終極實在的形而上學想，既不可能又無必要對其做直接檢驗，拋棄它便會導致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轍。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也正在挑戰這種以把“牛頓范式”應用于研究社會現象為基礎的傳統理性主義認識論模型，在這種發展趨勢中也可以窺見經濟學走向“真實世界”的滾滾潮流。
關鍵詞：西方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經濟人；個體主義
如果以亞當斯密發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作為標志，經濟學誕生之時正值理性主義思潮在歐洲大陸占據統治位，此時理性主義也開始長驅直人經濟學領域。此后，經濟學理性主義盡管在其發展演變的各個階段有著不同的理論闡述，卻又存在著將其聯系起來的“共同信念”，它們構成了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硬核”這種經濟學理性主義“硬核”由三條形而上學的共同信念組成，即確定性的、軌道世界的經濟社會觀；理性經濟人；個體主義。
一、確定論軌道世界的經濟社會觀
經濟學產生于理性時代——一個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學取得輝煌成就并向各個知識領域勝利進軍的時代。受其影響，經濟學在其產生之初就確立了一種“確定性的、軌道世界”的理性主義經濟社會觀，并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力學”經濟學體系�；谂ｎD力 學的機械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統攝和對經典科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尊崇，人們普遍形成了一種關于科學的理性主義模式。首先，它是一種憑借因果律揭示普遍法則的、與客觀性相一致的，因而是真理性的知識。其次，科學是精確的和具有確定性的認識�？茖W解釋應是必然性的和可定量化的，對任一狀態都可以做到盡可能精確的描述。
再次，科學命題在可控制條件下應可重復出現，接受經驗檢驗。最后，由于科學具有上述特點，因而它是人們的行動指南和社會規范，科學等價于理性。簡言之，科學被界定為對于超越時空、永恒正確的普遍法則的追尋�？梢钥吹�，從李嘉圖、瓦爾拉斯、馬歇爾，一直到德布魯一阿羅。他們大都堅信社會經濟的運行像機械系統一樣具有某種內在的規律性，經濟學的任務就是找尋這種能夠提供完備知識的確定性規律——社會經濟運行的能量守恒定律。具體地說，在李嘉圖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永恒和諧、符合人性的惟一制度形態，它是靜止不變、沒有發展的；經濟運行的軌跡是“無條件的歷史趨勢”，任何對趨勢的偏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 義“硬核”剖析離都是暫時的例外。同樣地，薩伊憑借“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信條論證_『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危機運行的穩定均衡狀態。邊際主義創始人之一，英國物理學家、經濟學家杰文斯則明確表示要創立“效用與利己心的力學”，并提出類似于動力學中的速度、加速度概念的邊際概念，通過邊際分析得出經濟系統的穩定均衡秩序。
另一位邊際主義奠基人瓦爾拉斯也認為，“經濟學跟天文學和力學一樣，既是經驗科學，也是理性科學” ，它應當被建設成像機械學和力學那樣的“數學一物理”科學。新占典經濟學大師馬歇爾同樣指出，對于經濟學與力學的相似之處必須給予高度的重視，經濟學首先應考慮的是類同于力學觀念的均衡，盡管他認為經濟學進一步的研究必須更多地涉及生物學觀念的均衡—— 個人的成長和衰亡、民族的興起和毀滅、工商業的發展和衰落等等。而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邏輯精品的一般均衡理論更是牛頓經典科學思想在經濟學中典型的移植和應用，它不可避免地受到牛頓力學的局限，只形式化地研究了經濟系統的均衡和最大化問題，突出地體現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社會和諧與穩定機制及恒定的世界同一性的存在的堅定信仰與不舍追求�？傊拖窠浀湮锢韺W認為有作用力就一定有反作用力、各種運動的最終結果必然是趨于均衡一樣，正統經濟學認為，在市場中通過供求力量的作用各種經濟過程必然也將達到一個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的均衡，均衡是經濟世界的一般狀態，而各種“偏離”和變化只是經濟系統中的意外情況。
二、“理性經濟人”：
經濟學的“阿基米德點”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那里，“理性經濟人”不僅是解釋人類經濟行為的一把鑰匙，也是其龐大經濟學體系的重心和支點。在許多人看來，“與人類行為的其他模式比較起來，‘經濟人’模式和‘理性行為’假定也許是一個(解釋人類行為)最普遍、最有效、最成功的工具” 。遺憾的是，依托“理性經濟人”這一支點，經濟學家們并不能“撬動”復雜多樣的現實世界和整個的經濟學大廈
1．重釋“斯密問題”
盡管“經濟人”這一詞語是由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率先提出并引進經濟學的，人們卻總是將“經濟人”假設的創立與亞當斯密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因而，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便是一道橫亙在
“經濟人假設”的批評者和支持者面前共同的原始方程式，不解開它，就無法厘清正統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意閾。最早由l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所發現和提出的所謂“亞當斯密問題”，是指l8 世紀英國著名道德哲學家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論》(1759)與《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1776)之間所存在的矛盾與沖突：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沒，把源于人的同情心的利他主義情操視為人類行為的普遍基礎和動機；而在《國富論》中，斯密卻把人性奉惡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前提假設，把個人利己主義的利益追求當作人類經濟行為的基本動機。于是，一種人性本善的利他主義社會道義淪與一種人性本惡的經濟利己主義個人目的論，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為思想家的斯密的理論體系之中。所謂“斯密問題”本身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問題，作為 個“現代性”問題，其真正意義在于如何認識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內在緊張。事情并不完全像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所指責的那樣，是斯密自己制造了“自利”與“利他”之間的人格分裂和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價值緊張。相反，在斯密那里，“自利”與“利他”原本只是一種人性二重性事實的本真反映，“經濟人”與“道德人”都只是人性之一面。由此，“斯密問題”所真正蘊涵的一個深刻的現代性問題便凸現出來：在商業社會里，是否能夠或是否應當將人類經濟行為與其道德行為完全分離開來?經濟學與倫理學能否完全隔離?顯然，按照斯密的理論體系，如間完整的人格難以被截然分裂為所謂的“經濟人”與“道德人”一樣，人類的經濟行為與其道德行為在終極Ft的的意義上也難以截然分開；同樣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明確分工”也是站不住腳的。人性有善有惡(“利他”與“利己”)的原始事實，盡管有可能導致人格的分裂，但真正具有健全理性的人是不會如此的。因此，“如果對亞當斯密的著作進行系統的無偏見的閱讀與理解，自利行為假設的信奉者和鼓吹暫足無法從那里找到依據的。實際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癥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的一個主要缺陷” 。這就是，為著“科學的”信念，伴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日趨技術化
甚至機械化，因之喪失了許多必要而豐富的人文價值資源，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
2．“一只眼的理性”
斯密之后，約翰穆勒依據西尼爾所提出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對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進行了形式化的處理，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經濟動機— —財富最大化的動機，奠立了“經濟人”假設的第一塊基石—— 自利原則，并提煉出古典“經濟人”假設的基本內涵：經濟人就是會計算、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人。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承接了邊沁關于“幸福與痛苦”的功利主義道德哲學，同時引進了實證主義的“行為”概念，確立了經濟人假設的另一基石——極大化原則，并將經濟人假設歸結為約束條件下的求極值問題。此后，經薩繆爾森、弗里德曼等人的修繕，在現代正統
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標準解釋是：在理想情形下，人們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會選擇那些能比其他行為更好地滿足其偏好的行為。簡言之，理性經濟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對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都是非理性的。斯密對人性所持的雙重態度，對于懷著“科學”信念，努力使經濟學向科學逼近的穆勒等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顯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放棄人的“利他性假設”進而構筑能夠“以少釋多”的人性公理假設是經濟學理性主義必須走的一步。約翰穆勒在《論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未決問題》(1844)中從方法論的角度提出，應將人類活動的經濟方面抽象出來，并作出定義，以確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他看來，政治經濟學并不討論社會狀態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討論人在社會中的全部行為。它把人僅僅看作渴望獲得財富的人來研究，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財富最大化動機，而把“每個人的其他激情和動機完全抽象掉”。至此，自利原則及經濟人假設得以基本確立。在邊際革命之前，“經濟人”已逐漸失去了哲學倫理觀的內容。隨著邊際革命的出現，“經濟人”的倫理色彩更是幾乎全部喪失。
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精雕細琢下，經濟人假設的抽象化與理想化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經濟人的非人化傾向(即經濟人日趨被抽象為數學晶體)逐漸占據主流地位。理性被膨脹為僅僅是一種數學計算，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具，經濟人被轉化為一種理性選擇的概念，即目標函數的極大化。依據“戈森定律”，杰文斯、瓦爾拉斯和馬歇爾等邊際主義者提出了有關消費者的理性假說，導出了消費行為形式邏輯上的效用“極大化原則”。這一原則要求消費者的“理性選擇”將消費行為在某種預算約束下擴大到邊際平衡點。隨著這一公式的確立，“需求”作為所有價格的一個函數在經濟學的框架里便具有了邏輯意義，把經濟的“一般均衡”加以公式化也成為可能。此后，在帕累托對效用度量問題研究的基礎上，�？怂拱褵o差異曲線和預算線結合起來，將偏好變為一個可以最大化的指數，從而提出了由兩曲線相切點而確定的最大化滿足的消費結構，避免了對“滿足”的價值判斷。到了薩繆爾森那里，他不僅提出了“顯示偏好理論”，試圖將消費者行為理論從“心理”束縛中解放出來，還給出了對經濟行為者的“理性選擇”進行經濟分析的“菜單”。
在他看來，經濟學本身就意味著最大化行為：消費者使效用最大化，生產者使利潤最大化。最后，經濟人假設在弗里德曼等人那里又獲得了工具主義的`屬性。弗里德曼曾提出一個簡單的隨機模型，證明一個按照隨機游動花錢的、完全非理性的消費者(如果能夠生存下來的話)的消費行為最終會被迫停止于預算線與無差異曲線的切點。因此，可以工具性地假設一切消費者都是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這就為經濟學的數學形式主義運動掃除了一切“后顧之憂”。這樣，我們看到，從亞當斯密的本體論人性假說到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工具主義立場，“經濟人”已涵蓋了所有的經濟行為主體甚至所有的人類行為主體，他們都能夠通過成本收益分析，經過精密的計算和仔細的權衡，對可供利用的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最優選擇。
然而，這一個個的理論模型盡管“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卻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阿羅指出，理性經濟人假設本身是極為虛弱的，它的合理性和顯而易見的力量僅來自于一些補充性假設，如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充分信息以及同質性假設等等。尤其是經濟行為者個人之間的同質性假設“是特別危險的，它否定了經濟的根本假設，即經濟是建立在個人差異引起的交易的收益之上的”④。因而，經濟人假設盡管消解了人類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硬核”剖析性給經濟學研究帶來的困難，能夠產生“非常動人的數學模型，用來表示簡化的世界”⑧，從而使“科學的”經濟分析成為可能，卻也同時否定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存在的基礎。
3．一個簡單的評論
作為一個古老的經濟學概念，“經濟人”從其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離開過爭論的漩渦 。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這種假設的非現實性來源于簡單的自利假設對社會規范及個人——社會關系等重要方面的“誤視”與“忽視”。按照正統經濟學的狹隘“理性”概念，一切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都是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精密計算，而利他主義行為卻是“非理性”的。
基于這種“理性”概念，是不可能有效說明“為什么利他主義行為在非常不同的環境之下都得以生存”的問題的，因此，消極地固守自利最大化的經濟人假設于經濟學的存在和發展有害無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個人理性地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假設“既沒有必要，也會引人誤人歧途”，經濟學應“從現實中的人出發，從人的實際出發來研究人” 。
現實中的人，是自利的或不自利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多種形態的人。拋棄理性經濟人假設，倒塌的只會是新古典傳統的經濟學框架，而不是經濟學這門學科。
三、個體主義
西方主流經濟學建基于“方法論的個體主義”之上 ，是其理性主義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按照傳統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和科學觀，似乎只有從個體或原子式的個人出發，“理性”才能把握現實的世界圖景，才能建立起邏輯上一致的、可檢驗的“科學的”理論體系。
1．從個體出發
作為一種方法論原則，個體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只是在18世紀晚期和19世紀早期功利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著作中，它才開始滲透到社會科學中來。而關于經濟學中個體主義方法論的哲學來源，哈耶克認為有兩個來源值得重視：其一，近代哲學家洛克、休謨的思想；其二，笛卡兒和盧梭的思想。前者在亞當斯密的著作中，“個體主義首次形成了完整的體系”；后者影響了“19世紀古典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 。
在亞當斯密那里，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被視為在交換過程中彼此發生沖突的無數個人愿望和追求的結果，而且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出來的某種自發秩序協調著個人利益的沖突。勞動分工、貨幣發明、經濟制度等等都是在個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中自發地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效仿牛頓力學模式，斯密確立了“原子”社會經濟觀，試圖把一切社會經濟現象還原為抽象個人的行為。這樣，“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自然地成了斯密的理論出發點。
斯密之后，李嘉圖秉承邊沁的功利主義哲學，認為個人是社會的基礎和主體，社會應完全從屬于個人，并完全溶解于個人的存在之中，個人利益是社會行為的準則。約翰穆勒則認為，“社會現象的規律是—— 也只能是—— 人類的行為和情感”，而“人不會因聚集在一起就變成了另一種物質—— 帶有完全不同特征的物質”。這就是“個人人性法則” 。邊際革命之后，經濟學被視為以稀缺和競爭為前提，建立在個人選擇基礎之上的一門學科。新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理論必須從個人開始”。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作為邏輯原點的“經濟人”，只是“一個孤立的、確定的人類已知數”，是能夠“閃電般地計算快樂與痛苦的計算器”，是一個個數學方程式中的數學符號，它們的“計算”與“組合”演繹出現象世界的完整構架。
在現代經濟學中，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在奧地利學派那里被推向了極端。他們把個人變為孤立于世的不屬于社會的“原子”，把個人看成是生活在“孤島上的魯濱遜”，認為分析“魯濱遜”，就可以尋求社會發展規律，所以，經濟分析的基點應放在孤立的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這種欲望的條件上，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作為一個先驗的有啟發的假設應絕對予以堅持�？梢哉f，以個體主義原則來建立包括所有經濟學命題在內的統一的公理化理論體系始終是西方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努力方向。然而，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總是從個體出發考察一切，將個體的有目的性行為放在突出的位置，他們卻沒有對個體目的或偏好進行明確闡述，甚至根本否認個人偏好有一形成或塑造過程。雖然許多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也承認個體的偏好或目的是可以改變的，但為了“科學的”經濟分析的目的，他們卻假定偏好函數是穩定的，個人效用函數是永遠恒定而無可爭議的 。
這樣，對個體偏好的形成或塑造有著重要作用的文化與環境因素便被逐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框架，個人被置于一個機械的世界里，偏好一旦確定，選擇便隨之確定，個人僅僅是循著一個設計好了的追求最優化的模式來對經濟環境作出反應。從而，個體的理性行為 禮會經濟運行便可以被“理性”地預期到。
2．個體主義的理論陷阱
一直以來，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受到了與之對立的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猛烈批判@。但是，即使不是站在整體主義的立場【二，人們也可以發現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所導致的諸多悖論。按照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原則，西方主流經濟學以資源稀缺性為基本前提，從“原子式”經濟人的理性選擇與行為出發，運用最大化原理，達到了一系列的最優化與均筏狀態的統一。這樣，西方主流經濟學似乎合乎邏輯地證明了，個體“理性”必然導向整體“理性”，個體最優狀態必然自動導致總體最優狀態，從而成功地跨越個體到整體的橋梁。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太多的“不可能性定理”已給完全競爭與帕累托最優的完美契合撕開了道道裂口。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如果能夠把個人的偏好“加總”為社會偏好，得到社會福利函數(即社會無差異曲線)，則可以在無數帕累托最優狀態中進一步確定出那些使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狀態，那么，在新古典框架里完全競爭條件下資源配置問題便可得到徹底解決(效用最大化、市場均街、帕累托最優三位一體)。顯然，其中的關鍵是能否從個人偏好(無差異曲線)合乎邏輯地導出具有相同性質的社會偏好(社會一致選擇)。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一書中，阿羅對此給出了否定的回答。阿羅認為，社會偏好不以一個人或少數人的偏好來決定。阿羅指出，在非獨裁即尊重每一個個體自由的、理性的選擇的前提下，社會偏好是無法通過個人偏好加總得到的。由此看來，能否與如何從個體出發，從現實存在的個體出發，成功地過渡到宏觀整體，實現微觀與宏觀的整合，應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關鍵。一個明確的事實是，經濟學的方法論個體主義者的“加總”努力已徹底失敗。
事實 ，整體與部分之問的關系有加和性和非加和性兩種特性。加和性是指整體和部分之問存在質的承續關系和量的守恒關系；非加和性則是指整體與部分之間質的區別性和不守恒性。 牛頓時代的成就就是對守恒規律的研究，加和性也就成為牛頓范式所重視的簡單性之一。但科學的發展又不斷地向人們揭示出非加和性的存在和意義。在復雜系統中，元素問存在著非線性相f作用，從而使整體的性質不再是元素問的簡單加和關系，而成為元素間相互制約、彼此耦合的非加和關系。因此，在整體和部分的關系中，除r“整體等于部分之和”的模式之外，“整體小于部分之和”以及“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模式也都是存在的。顯然，復雜的社會經濟系統具有典型的非加和性。
經濟學所要處理的是人的問題，但不是單個的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人、群體的人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學真正的困難在于，如何說明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協調的問題。個體主義“理性地”假設個體之間理性行為存在一致性。然而，盡管我們可以“工具主義”地談論個人選擇和個體理性行為，但是我們沒有理由據此認為一個社會或一個群體的宏觀行為必定是“理性”的。從社會整體出發，我們才能很好地說明為什么一個社會經濟可能長期鎖入“低水平重復”的陷阱，說明“人們為什么會‘選擇’對自己不利的制度”。
四、結束語
作為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硬核”，“確定性的、軌道世界”經濟社會觀、理性經濟人假設和個體主義原則是緊密相聯的。一直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們堅信，經濟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經濟社會的一切事物均處在嚴格的邏輯秩序中，而且按精確的數學規律合乎邏輯和理性地運動，其運動的軌跡是有序的、穩定的、確定的。
同樣，這個世界里的活動主體也是理性的，他們嚴格按照“理性原則”進行選擇和行動，他們總是為了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動，而且能夠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動。這樣，從原子式的理性個體——經濟人出發，借助各種輔助性理性工具(如數學方法)，經濟學家便能夠在其行動的一般原則的基礎上推演出種種更為具體的理性行為模型；在這些較為具體的模型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就能較便利地解釋或預測理性個體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體行動，同時演繹出這些行動的社會總和所導致的一般社會狀態和整體圖景。因而，以理性方法建立起來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是“事物必然是”或“應當是”的知識，從而就是“科學的”。顯然，在西方主流經濟學那里，“被研究的東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主義“硬核”剖析是經濟學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現實中的體系” ，是虛擬社會里的虛擬人的虛擬“理性行為”，而不是真實世界里的人類行為。
由于“硬核”是關于終極實在的形而上猜想，既不可能又無必要對其作直接檢驗，拋棄它便會導致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折。所幸的是，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已對那種以把牛頓模式應用于研究社會現象為基礎的，在各門社會科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注重探尋確定性永恒規律的傳統理性主義認識論模型形成釜底抽薪式的破壞。由此，我們也看到了經濟學走向“真實世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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