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提高外貿效益 鞏固向好勢頭

探析提高外貿效益 鞏固向好勢頭

　　一、強勢綜合效益顯著提高

　�。ㄒ唬┩赓Q結構優化調整進展不凡

　　“十一五”以來，我國進出口規模占世界貨物貿易總額的比重，已由2005年的7.3%提高到2010年的9%以上，穩居世界第二位。在對國際危機攻堅克難的背景下，春風再綠岸。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值首破2.9萬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4.7%。我國機電產品出口占比2010年達到了59.5%。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占比，也由2005年的28%提高到2010年的32%。服務貿易的進出口規模，由5年前世界排名的第8位上升到第5位。進一步加快外貿結構優化調整的步伐，依然是“十二五”期間外貿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未來5年，在國家大力調整產業結構和加快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背景下，預計到2015年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出口總額的比重，將分別上升到65%和35%左右。到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國外貿將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雙雙實現“倍增”，到2030年將初步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戰略性轉變。

　　（二）強勢企業的綜合效益明顯提高

　　“十一五”以來，我國“500強”等骨干企業在參與國際貨物貿易的大潮中，取得了長足發展。從2010年中國企業500強綜合排行榜上可以看出，我國與世界500強的規模差距在縮小。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抗風險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而且在規模效益與質量技術效益有機結合的轉型升級中也收獲不凡。按《財富》雜志包括服務貿易在內的全球500強企業排名標準，2005年我國有18家企業入選，到2009年上升至43家，企業總數列第三，僅次于美國（140家）和日本（68）家。

　　二、增量與增效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

　　“十一五”以來，我國采取一系列措施，倡導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面對人口與土地、資源、就業等硬條件約束及復雜的國情世情，我國經濟貿易總量與發展質量和綜合效益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的矛盾依然突出。

　�。ㄒ唬┱�體綜合效益向好提升乏力

　　盡管我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僅是發達國家人均GDP的10%左右。大型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約近4萬元人民幣，大約是美國和日本的6%、德國的8%。據世界聯合勞工組織2008年的研究資料，中國勞動力人均每小時創造的收益只有7美元左右，大約是美國的18%、英國的21%。企業勞動力成本（工資、福利待遇）占企業總成本的比重，歐盟平均為21%、美國約為20%，而我國不到10%。這些數據可能不盡詳實，但也許能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我國既是一個貿易大國又是一個收益不高的欠發達經濟體。

　�。ǘ�）外貿出口綜合效益亟待改善

　　長期以來，我國在加快外貿出口增長向質量效益型轉型升級上做了許多努力，但外貿結構效率不高和出口盈利能力偏低的狀況，一直沒有得到大的改善。據抽樣調研表明，企業出口平均利潤率已由2005年的6%左右，跌落到2010年的3%左右，擁有自主知識產權與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出口比重不足20%。

　　“外商投資+加工貿易”為主的外貿結構，是導致中國貿易綜合利潤率上升乏力的主要原因。加工貿易企業通常是通過中間商接收訂單，加工后的產品又由中間商以較低的出口報關價格買進，再經中間商加價后以較高的價格賣到國際直接客戶。如我國企業加工組裝生產的惠普電腦出口到美國后，在美國的市場銷售價約為1 000美元，其中美國公司在進口環節就直接賺利潤170美元，而我國國內企業僅得到30美元的加工費，只占售價的3%左右。加工貿易依然是“十二五”期間我國外貿平穩向好增長的重要依靠力量，預計未來五年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占總出口的比重，將由2010年的50%和48%演變為2015年的45%和52%左右。隨著加工貿易的逐年減少，以及加工貿易轉型企業試點面的擴大和升級步伐的加快，我國外貿出口的綜合效益將步入漸進提升的軌道。

　�。ㄈ�）收入貿易條件呈現惡化趨勢

　　多年以來，我國外貿的進口價格指數漲幅持續高于出口價格指數，收入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惡化與企業低價出口和人民幣升值呈強勢相關的關系，若人民幣在短期內升值1個百分點，家電、汽車、手機等出口的平均利潤將下降2%～5%左右。穩定人民幣匯率對提高外貿綜合效益至關重要，我們要吸取1985年日元被動升值給日本經濟帶來的慘痛教訓。強策穩定人民幣匯率，嚴防被動冒進升值給企業出口帶來困難。應對國際上對人民幣匯率的挑戰，還要靠國家意志和企業的力量。企業出口定價的自律取向，在穩定人民幣匯率中的作用很重要，一定要竭力規避企業之間低價出口的惡性競爭，在擴大出口中自覺維護和爭取應有的公平貿易和互利共贏的平等權利，不斷提高企業自主出口的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改善我國外貿的綜合效益和收入貿易條件。

　　三、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

　　產品的附加值含量是企業經濟增加值（EVA）的最重要源泉，也是制成品貿易的增長點和盈利中心�！笆�一五”以來，我國企業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含量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以低附加值產品及其加工環節為主導與中端產品相結合的出口結構，是我國快步進入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的推動力量和寶貴財富。我國已有2 000多種產品量位居世界第一，與發達國家強勢企業的同類產品相比，中低端產品附加值含量的國際差距在逐漸縮小，而高端產品附加值含量的國際差距逐趨拉大。整體層面上單位產量的產品附加值含量還不是很高，2008年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企業的產品附加值比較優勢系數為0.535 8，大約是美、日同類企業產品的33.6%和36.2%。只有積極促進出口結構優化升級，不斷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才能提高外貿效益。因此，要從政策上，引導出口企業從低附加值的“苦笑曲線”，逐步向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線”轉型升級。加快推進由低端產品向低中端產品為主與高端產品有效結合的出口格局轉變，應是我國外貿“十二五”期間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含量和提升外貿綜合效益的方向標和著力點。

　�。ㄒ唬┰谔岣呓洕�增加值上下功夫

　　經濟增加值（EVA）是考量企業核心競爭力增值性的一項指標，是指企業在一定報告期從稅后凈利潤中扣除所有成本后的剩余收入。它是平衡企業綜合效益與價值損失風險控制的重要指標，能真實反映企業資本的使用效率和產品附加值創造的能力。我國強勢企業要在“十二五”期間大力倡導人力資本在提高企業經濟增加值及其產品附加值中的倍增效應和催高作用。企業的綜合效益、經濟增加值和產品附加值，都由人力資源的知識、智商和創新等人力資本創造出來的，是企業核心競爭價值形成的源泉。與國際強勢企業相比，我國企業在激化員工創造企業價值的機制上還存在缺陷。建議我國出口企業認真踐行“包容性增長”的發展理念，全力推廣“企業利益共享型”的發展模式，最大限度的發揮員工在創造企業效益和提高產品附加值含量中的積極作用。建議“杜邦人力資本分析法”，制定將員工創造的剩余價值轉化為企業綜合效益的合理激勵機制和度量標準。提高外貿效益前路維艱，面對我國進出口商品主動權、話語權和定價權的弱勢國際地位，國家要強化進出口產品定價機制國際化的建設。企業要把出口定價能力的建設，納入企業“十二五”經濟增加值持續增長中。近期要通過商會的協調努力，竭力規避國內企業之間的惡性低價出口競銷，積極推動企業通過互利合作共贏的和諧貿易模式，由分散談判定價向集中與外商整體貿易談判和打包定價轉變。

　�。ǘ�）在提高質量附加值上下功夫

　　質量、技術和服務是傳統意義上的產品附加值含量三要素，而現在把品牌、文化和誠信也植入到決定產品附加值含量程度中，稱之為軟實力附加值要素。一般而論，其他要素在競爭對手中容易被模仿，而質量要素的附加值含量，不易完全被模仿，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特征。因此，質量附加值含量的大小直接影響企業的經濟增加值和綜合效益。同質同價和按質論價是國際市場最基本的交易原則。質量附加值的理念見仁見智，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認識。德國企業無論是高端還是中端尤其是在低端產品制造及相應的國際市場上，德國“產品于高質和高值而至誠”的理念，不僅在國際高端市場而且在低端產品的國際市場上，也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在全球超級豪華酒店和貴族豪宅的門窗屬具（如開啟鎖具、扶手等）市場上，德國企業以精美適用與安全可靠和古典與時尚相得益彰的精致化風格，把一件件低端結構的產品，做成了精美絕倫的高附加值產品，占居了2009年全球在建豪華酒店75%以上的份額，而且訂單供不應求。我國企業要借鑒德國企業“精致化增值”的理念，把低端出口產品做精做成高附加值的產品，用低端產品、綠色產品和清潔產品參與國際高價位市場的競爭。建議企業以創建“中國進出口質量誠信企業”為重要抓手，應用質量附加值與中國元素和國際文化相融合的理念，改造、改進和改型貼牌出口產品，努力把新一輪發展周期的低端產品做成高附加值的出口產品。

　�。ㄈ�）在高新區發展上下功夫

　　國家級高新區是我國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聚集區，是提高外貿綜合效益最重要的依靠力量�！笆�一五”以來，高新區的增加值年均增長率超過30%，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12%，人均工業增加值是全國工業人均增加值的8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全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38%。高新區依然是我國外貿“十二五”期間提高外貿綜合效益的中堅力量，要致力啟用“精致化增值”與“優質高效化”和“高效集約化”的園區發展理念及促進政策，提升以集約土地和節約能源資源為主的超強園區聚集效率，把國家級高新區打造成綠色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聚集區與先行區和主戰場。高新技術服務貿易是知識資本化與鑄就高端附加值和資源最節約、最環保的產業，天津濱海、北京中關村的高新技術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超過50%。建議國家把“十二五”超高附加值的新興高增值業態和新項目放在高新區，并以天津濱海、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深圳、武漢、西安、成都的國家級高新區為重點，悉力創建與國際強勢高新區比肩共進的世界一流高附加值產品出口富聚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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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土是一種結構極為特殊的礦產資源，是不可再生又難以替代的“維生素”。稀土是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新能源、軍備工業不可缺少的戰略資源。我國是稀土資源大國，稀土儲量高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的59%，開采生產占世界的95%；出口第一、占世界的80%，更為難得的是優質成礦品位很高，稀土元素的品種也最全。國際稀土專家立夫頓指出，沒有稀土就毫無科技可言，而稀土的戰略地位，堪比中東的石油、澳洲和巴西的鐵礦石。稀土也是我國外貿出口中最具話語權和定價權的稀缺礦產資源，但在稀土的加工應用上技術落后，長期出口“過度開采”的低附加值稀土原料制品，而高價進口精煉后的高附加值稀土制品。近5年，我國稀土儲量已由占全球的59%下降到39%，短短5年我國這一稀世的戰略礦藏資源，就得不償失的下降了20%。美國的稀土儲量居世界第二，一度是國際市場最大的稀土精制品供應國，但在1999年就已逐步停止開采自家的稀土，并封存了美國最大的芒登帕斯稀土礦山，轉而低價從中國大量進口初級稀土原料。日本從中國低價進口的稀土占日本稀土進口總量的85%，但日本不急于精煉，而是將這些足夠使用20年的稀土存儲在海底。在稀土的附加值構成鏈上，稀土精礦制品、新材料和光電子器件之間的附加值之比為1:50:500，而我國大量出口的是附加值更低的初級稀土原料。建議“十二五”期間，再出臺強限稀土原料出口的禁令，嚴懲偷采、偷運行私出口的惡劣行為。建議國家選擇高端立策，通過創建國家級稀土高附加值精加工園和國有強勢控股的稀土新材料和稀土光電子元器件原創基地，促進稀土產業鏈由礦產品粗加工向精加工、產品由低端向高端、產品附加值由低向中高和超高的方向轉變。通過“補償貿易”和以資源換新興材料技術裝備的新模式，引進國外先進的精致化、清潔化的稀土高技術加工裝備，不斷提高我國自主生產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能力。在滿足國內需要和替代進口的基礎上，提高我國稀土新材料和元器件的出口份額，讓稀土這一國之瑰寶成為中國外貿綜合效益躍上高附加值征程的領航產業。

　　四、優化轉型成本，提升外貿效益

　　在出口產品質量、技術和服務附加值含量同等的條件下，出口企業的效益和國際競爭能力，關鍵取決于企業內在的成本控制。因此，出口企業在實行積極的增加值促進措施的同時，還要用“成本增效”的理念，推進企業不斷優化轉型成本，努力實現出口效益最大化。

　　（一）借助動態理念權衡轉型成本

　　其一，根據邊際效益遞減控制轉型成本。當企業為轉型升級而投入的資本要素呈遞增狀態時，企業實現利潤也隨之遞增，但超過一定限度時或者是合理利潤被滿足后，次要要素局限性和關聯產業鏈的缺陷，就會上升為影響利潤上升的主導因素，從而出現邊際效益遞減現象，最終導致利潤遞減。如果轉型成本繼續加大，對企業中短期的利潤增長是無差異的，就必須調整降低轉型成本或是增加創新要素，實現邊際效益有效遞增。其二，按“優序融投資”理念實現轉型升級。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企業轉型升級是一種伴隨企業獲取利潤最大化的一次投資行為（而非投機）或成本支出。我國出口企業要按照“優序融投資”的理念，盡量遵循先國內、產業內和企業內存量資源融投資，再債務或股權增量融投資，最后才是利用國外資本或跨國并購。后危機時期企業轉型升級信息的非對稱成本很難量化，企業依靠內源融投資轉型升級，既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減少風險損失，又有利于提高投資效益。權衡企業投資和轉型成本的支出是否有實效，其考量指標是轉型升級的投資回報率。建議出口型企業以30%為投資回報率的底線，如果低于30%，很可能就意味著這項轉型成本的支出是低效或無效。其三，隨著高成本時代的到來，要大幅提高出口型企業集群存量和增量的聚集效率。努力實現企業集群轉型成本投入最小化，進一步優化集群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學習成本和基礎設施成本。

　�。ǘ�）轉型成本與利潤目標相匹配

　　機會成本是在企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為了達到轉型升級預期目的和謀求利潤有效增長，而需要放棄的另一種存量要素，又同時增加新要素的成本支出。在轉型升級中企業要用機會成本的概念，進行成本與效益的比較，要保證轉型成本新投入的效益，能較大程度超過所放棄存量要素的收益。機會成本小具有比較效益優勢，但過低又不利于企業獲取更多的轉型效益。沉淀成本是企業轉型升級中的可利用成本，亦稱企業存量中的沉淀成本，是企業長期投入產出中已經支付且不可回收的成本。沉沒成本與可變成本相比，前者很難改變，而后者相對可變。出口企業在轉型升級時，要遵循成本效益的原則，對沉沒成本要倍加珍惜，其去舍和投入要越少越好，為企業轉型升級的成本低付出和利潤增長做務實性貢獻。企業要在日常出口經營中規避匯率風險和有效應對人民幣升值對企業效益的影響，可以從穩健的角度出發，考慮將該影響量化到成本中，即在成本預算時，將匯率損失按合理的水平，預測出成本的合理上浮空間，盡可能的保住合理的盈利水平。

　　（三）降本增效與保員工權益結合

　　員工效率與效益效力的增長力，是決定企業競爭力和效益的基石。優化轉型成本與提高企業的綜合效益，一定要以保障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為先決條件，與保就業和創新就業崗位結合起來。優化轉型成本要竭力遠離裁員減薪的非人本化模式，以人本化理念，提高出口企業員工的效益增長力，這是新時期企業轉型升級的基礎，也是外貿提高綜合效益和保就業的民生型商務模式。致力保障出口企業員工的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全員的公平正義，應最大限度的讓員工享受他們所創造的企業效益。即便是在日后再遇到經濟危機時，只要企業運營可以承受，企業都應立足保障就業，選擇減低企業利潤、高管工資和股東回報，而不是減少員工崗位和降低收入。國際上通常的最低工資標準應達到企業平均工資的40%～60%，我國上海是最低工資標準較高的地區之一，其實際占比約為31%。我國最低工資是人均GDP的25%左右，而世界平均為58%。我國企業要逐步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占企業平均工資的比重，加快縮短與國際企業和歐美企業的差距。企業提高低工資的標準，其真正的價值在于它是對以往最低工資標準增長過慢的彌補，是對嚴重滯后于出口增長而拖欠員工工資的“還債”，這與企業轉型成本上升沒有太大的關系，但卻可以為企業的效益帶來持續遞增的正效應。加快提升出口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占企業平均工資的比重，還可以使企業的員工成為既是生產者又是有能力的消費者，為建立“內需拉動型、消費支持型和出口推動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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