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管理的畢業論文
【內容提要】在如今行政管理實踐追求以人為本理念的條件下，行政管理理論中出現的解釋方法和批判方法對推動行政管理學學科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該文對建筑在實證主義認知論之上的傳統研究方法，尤其是結構一功能主義方法的局限性進行檢討的同時，提出解釋理論和批判理論對行政管理研究各理論和方法的相互吸收與借鑒，并共同促進行政管理理論的發展有著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對完善行政管理者和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以及改進行政管理實踐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實證論/解釋視維/批判視維
【正文】
當今的行政管理理論取向從功能主義和制度主義到解釋視維(Inte-rpretivePerspective)、批判視維(CriticalPerspective)，以及到后現代的視維發展變化著。事實上，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方法得到行政管理學術界和實踐界大多數人士的支持。在庫恩(ThomasKuhn)看來，當今行政管理領域正是缺乏一個我們這個學科大多數人認同和支持的典[本文來源于cnfla-www,cnfla.com,找范文請到cnfla]范(即占統治地位的理論)。
在行政管理和工商管理領域，學者們經常使用“典范”(Paradigm)這個詞，也許是作為引起人們注意力的一種方法，此詞經常出現在各類專著和文章的標題中。但是，由于缺乏創造性，許多學者所揭示的典范架構常令人失望。這類典范通常是一些舊的觀念的再包裝，再加之植根于傳統的結構一功能主義、開放系統理論(或新系統理論)，因此，只注重于對人的行為和組織現象做一種決定論的闡釋。這類典范之認知力實質是一種實證論的探究方法，目的是把人們的組織經歷加以客觀化，由此來證實科層制的工作績效。需要說明的是，該文在此決不隱含這樣的意思：觀念重組和經驗資訊的呈現在本質上并不重要。相反地，只要能夠對社會情境之中的各類涵義予以清晰劃分，只要能夠對人類的溝通、管理活動和公共福祉進行改善的話，那么這類工作就是重要的。
盡管存在著理論視維的分裂狀態，但是可以說，公共政策和行政管理現象研究中的以宏觀或中觀為取向的制度方法和功能方法仍占有主導地位，因為其范圍和方法能夠為行政管理學者和實踐者所接受。事實上，實證論和管理取向的思想在行政管理研究和著說中是顯而易見的。更進一步說，這類思想方式與主流行政管理中的傳統是密不可分的，其理論取向乃是對人的行為進行某種經驗性的闡釋，或設定一些原則來尋求組織的秩序、效率、績效、理性和客觀的職業責任。
這篇介紹性的文章旨在討論解釋和批判方法在行政管理和組織理論研究中的顯著意義。解釋視維是一種理解行政管理中復雜現象成份的選擇性方法。批判理論視維是許多解釋傳統，如現象學、詮釋學、象征互動主義和心理分析等理論方法的繼續或延伸。盡管解釋研究在交叉社會科學領域中享有極強的知識影響力，但是僅有一些自由主義理論家運用解釋研究方法來探討民主行政管理的主體性和主體互動性的本質。功能主義和實證論的方法或典范之所以能夠在整個20世紀普遍流行，也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層制的強大影響力及其在公眾中的需求。
柏瑞奧(GibsonBurrell)和摩根(GarethMorgan)認為，解釋方法是與功能主義典范抗爭時獨立出來的典范。然而，解釋方法并不是一個明晰清楚的典范，也就是說，它尚沒有一整套框架和假設用于對社會現象進行闡釋和預測。相反，解釋視維只是一些觀念和方法，對各層級的組織分析進行含蓄的說明。
一、解釋的需要
行政管理學者迫切需要一種認知基礎，由此對行政管理的本質提出新洞識，從而不僅能夠思考人們所關切的政治、經濟和工具的事物，而且能夠從人本主義和文化層面上來思考社會現象。當一種實證主義的認知論受到批判的時候，人們總是批駁其基本理論內含的假設(譬如功能主義理論中的科層制、偶然論或系統論)。從一種選擇性視維(包括后現代主義的視維)來批判一個理論，這本身就是一個理論構建過程。這種批判假定：人類的理解和行動過程不能僅僅被簡化成科學(或實證論)的探究。而且，為了恰當地把功能主義理論置于范圍更廣的行政文化視域中，我們就不得不尋求一個一般性的人類理解理論，并將幾乎從每個點上與普遍接受的或經典的理論進行對比。
德國哲學家狄爾塞(WilhelmDilthey,1833-1911)曾介紹過一種研究社會和文化的新方法。他強調，從學者們用以探究社會現象的方法論而言，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之處。自然科學家運用普遍法則來試圖闡明某種現象;而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學者則試圖通過一些確定的經歷，并依賴研究目的，來理解某種現象。如此一來，狄爾塞就把詮釋理論帶進了“歷史知識和人文科學的哲學境界”，其中闡釋人類活動的方法基本上是心理的或直覺的。
胡塞爾(EdmundHusserl,1859-1938)則把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的經驗主義科學)批判成以“幼稚的客觀主義”(或現實主義)來看待社會現實。他特別是對“自然主義”(經驗主義或實證論)在哲學探索中企圖建立真理持否定態度。胡塞爾強調理解“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強調通過觀察體驗認知的平凡世界和即得經歷的重要性。這個生活世界被看成是活生生的和俗世塵囂的世界，胡塞爾將其形容成并賦予了這
樣的內涵：我們人類正經歷變化著的事物、期望、情感和觀念等等。這個塵世和生活的世界先于所有的內心反省而存在，并且我們必須做如此理解：這個塵世賦予在其中發生的其他所有可能經驗世界以意義。
狄爾塞和胡塞爾作為詮釋學和現象學哲學家，對進一步推進解釋視維的發展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其他持解釋視維的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爾(Heidegger)、薩特(Sar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米德(GeorgeMead)和泰勒(StevenTaylor)等，通過批判自然科學式探究的預先假定，以及通過提倡發展總體上理解歷史、文化、語言、傳統和人類現象等的新興方法，來強調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不同。但是近年來，解釋實踐活動中所存在的缺陷也遭到一些后現代思想家如羅蒂(Rorty)和德瑞達(Derrida)的非議。使解釋成為獨一無二的方法，尤其是使其與行政管理緊密相聯的正是解釋視維對社會現象持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t)的立場。這種構成主義立場強調辯證法以非決定論(非因果關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并且在此方式下，目標、規劃、方案則被視為通過參與者們所持有觀念和經歷的相互分享而使共同行動得以合法化。
解釋方法提供了一系列觀念和假設幫助我們來理解社會現象和行政管理現象，現可把這些相互聯系的觀念列舉如下：
第一，解釋視維，特別是建筑在現象學基礎上的解釋視維，通過社會情境的參與者角度來尋求理解和闡釋社會現實。解釋視維在個人的意識和主體性領域中，是通過參考行動的參與者而不是觀察者的框架來探求解釋。解釋視維把社會現實看成是由那些對社會抱有自身利益需求的人引發的突發社會過程。人類是社會真實的創造者，他們通過社會互動來建立社會現象的意義，通過社會互動和觀念的分享，一個修正(妥協)意義的活動就出現了。
第二，理解社會現實開始于成功有效的解釋活動。正如塞爾沃曼(DavidSilverman)指出的：“解釋的任務在于理解被解釋者，創造解釋在于提供對被解釋者的理解。”例如，要考察行政管理溝通，現象學(或詮釋學)解釋就會關注借助于去解釋溝通內容的活動，來理解并得出溝通者之間溝通經歷的意義。因而，從解釋者和內容(或資訊)關系的角度，意義可能被探究和描述。就此層面而言，解釋是一種定性的描述。從這種聯系可以看出，意義是被創造出來的。
第三，由于個人不僅為他或她自己存在，也為其他人的共同體而存在，因此理解構成各類組織和共同體的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就是必要的，即使人與他人之間時常存在著沖突。譬如，在工作場所，人們不僅有著個人利益，而且還必須同他人進行交流。舒茨(AlfredSchutz)把人的社會交往描述為“我們的關系”(We-Relationship)，即當兩個人處于面對面聯系的情況下，他們相互覺察、理解以及分享各自的經歷。通過主體之間的相互反省和對話，他們可以對某種情境的意義得出一致看法。要實現主體間的相互影響，“我們的關系”必須是互動性的社會過程：兩人必須接觸、擴大和豐富彼此之間的理解。在組織中，主體間相互理解使得組織成員的集體活動成為可能。
第四，解釋理論家認為，功能主義對人類行動的闡釋忽視了對實證論和經驗論的認知論之理論預先假定及局限性的審視。功能主義的根本失誤在于其對人類和行動所做的假設。功能主義關于人的內容的假定是：主要地說，人是消極被動的客體，屈從于象組織、經濟、政治和社會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解釋理論家則把人定義為積極、有目的和創造性的主體。人們之所以使其行為與法律或職業規章等組織的和外部的要求保持一致，那是因為這是替政府組織工作的任何人無法逃避且必須履行的義務。但是，對于行政官員和管理者來說，迫使組織成員應有一定行為，人們應順從與合作，這些規范所要求的正當理由必須能夠被從事實際活動的成員個人所理解。假如成員們深信，為了平等地對待當事人必須堅持統一的規章和制度，那么，從成員們自己的觀點來看，他們自身的行為才能被證明是絕對正當的。因此，相信和行動的理由同行動者對義務所做的解釋以及對組織規范和目標的自愿信奉是不可避免地聯系在一起的。這樣，不考慮個人對于規范要求所做解釋的組織義務，將僅會變成具體化的組織需要。正如馬克斯·韋伯(MaxWeber)所指出的：“當并且在行動者個人賦予行動以主觀意義的限度上，行動就包含著所有的人的行為。”
第五，因為人們的價值觀念是異常復雜、常無定所、非理性以及總體上不具體的，所以就必須以非決定論的(非因果關系的)方式來理解人類行動，即必須從主體者看法的角度來理解。理解并不是由理論來決定的，而是經由研究者對主體的情景移植(empathy)來取得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解釋人的表現、情感、交談、人造物和象征符號。
正如解釋和定性研究者所看到的，人文科學把重點放在對日常世界中人的經歷進行研究上面，也正是在這個日常世界中，動態的行政管理過程得以產生。通過行動和相互影響，人類的秩序才得以建立和重建，因而研究者的主要任務是通過聽、觀察和解釋主體各種經歷的意義來研究這個流動的人類世界。作為主流行政管理基礎的功能主義和實證論的方法，其目的是通過得到顯而易見的而不是定性、隱含和心照不宣的知識來闡釋和預測社會現象。
因為各種各樣的組織問題深深地植根于歷史和行政組織文化，所以就有必要運用這樣一種方法：它有助于使我們關注在社會內容條件下人們所發覺的根本性問題。事實上，解釋和批判方法較少地關心得到或驗證經驗知識，而更多地則是關心理解各種意義。定性研究方法，譬如現場觀察研究和訪談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從涉及人類行動、象征符號、溝通、經歷、價值觀念、情感、歷史、傳統、文化、語言等社會內容中得到學習。為了去理解一個社會情境，研究者必須使用一些樸實無華的方法收集信息，這樣才能夠向主體學習，以及批判地反省研究設想和研究程序。定性和解釋研究方法中理論聯系實踐，并非實證論和經驗論研究的決定論過程，而是一個開放的、能夠不斷地與主體和社會環境相互影響的以及通過社會實踐學習的過程。
總之，解釋方法旨在尋求理解為什么事件會這樣發生以及人們在不同情境中會怎樣行動的共享假設(盡管通常是不明確的)。梅洛—龐蒂指出：“理解最終總是此時此地構建、建立、導致對客體的綜合。我們分析一個人的身體和感覺時，其實揭示著比此過程更為深刻的我們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對于解釋理論家來說，從主體看法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現實是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并且借助這個手段社會生活和集體行動得以實現。
二、批判反省的需要
在現代行政管理的歷史進程中，有一個令人驚嘆的理論觀念經久不衰，這就是理性主義。在行政管理和組織理論的字里行間，可以發現理性主義在制度性活動和人類活動中被廣泛討論的蹤影。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如尼采(Nietzsche)和當今的后現代主義者們，就以反理性的面目出現。反理性主義者承擔反傳統的任務，但是并沒有成功地克服非理性主義所易犯的理論錯誤，反理性主義者不對構成主義感興趣，而是把紛繁復雜和破碎不整的問題作為自己關注的焦點。這樣，它就無法在處理組織基本問題，如社會秩序、效率、產出能力、溝通、組織變遷和問題解決等方面，提供有意義的建議。盡管后現代主義者是以針對理性主義而進行的反傳統的面目出現的，但是他們主要關心在解釋過程中諸如內容分解和解釋說明等問題上面。
相反地，批判理論主要關注功能主義、制度主義和構成主義等所有理論視維之間跨學科的對話上面，以及為管理活動提供報告方面。批判理論已成為一支批評主流社會理論預先假定的重要知識力量，并且批判視維的爭論理由顯而易見地得到后構成主義和后現代社會理論的支持。正如凱爾納(Kellner)所暗示的，在社會學領域，批判理論(包括當初的法蘭克福學派)和后現代社會理論為行政管理理論帶來了多學科的研究取向，從哲學、社會學、政治理論、心理學、文化理論、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學等領域中介紹了研究視維。批判理論(并非沒有爭議)批判了主流行政管理的理論與方法;通過為改革現今的制度以及促進行政管理人員基于集體理解采取民主行動而提供新的理論選擇，批判理論更是有力地推動著變革。
盡管批判理論還沒有得到完全發展，但是這些被許多理論家如阿德諾(Adorno)、霍克海默(Horkheimer)、哈貝馬斯(Habermas)、杰伊(Jay)、施洛爾(Schroyer)等所堅持的觀念與理解行政管理中的問題直接相關。建筑在批判理論視維基礎之上的行政管理，提倡努力地去影響根本性制度的變革，提倡對制度問題和人的價值觀念問題、主體和客體、經驗分析科學和詮釋(歷史的解釋)科學、價值中立立場和價值涉入立場以及人的本質中積極能動的方面和消極被動的方面等進行批判性綜合。批判理論反對在主體和客體之間或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進行本質性的區分。
批判理論對進行行政管理研究持價值批判態度。例如，由于選擇或設計一個理論架構和對事實知識進行分析這兩者都受到研究者個人價值觀念的影響并且最終使社會現實客觀化，那么就有必要對理論(或假設)試驗和經由客觀研究而得到的經驗數據的局限性進行解釋，并批判性地重新考驗所假定的價值中立觀(如韋伯所指出的)。為此目的，解釋視維和批判視維為選擇性地研究行政管理問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批判理論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去認識眾多闡釋視維的力量和缺限，并批判性地把它們融入為一個范圍更廣闊的解釋架構中。從這方面說，批判理論為行政管理提供了一個解釋性的方法。通過摒棄制度對人類非人道的統治以及行政人員慣常性的行為，批判的行政管理理論根據行為如何符合倫理道德和行動怎樣負有責任，來理解和解釋所存在著的行為和行動。通過新舊解釋方案相互影響、綜合為一個辯證的過程，從而使變革得以產生。
假如人們要開放地面對不同理論視維的批判性分析和選擇性地變革制度和行動，那么他們必須是自我反省的。自我反省是運用自覺意識，點燃理智之光，照亮個人知識所基于的內在化假設，從而構建個人關于社會秩序、合法行為意識方面的社會知識以及理解和行動所賴以形成的基礎。哈蒙(MichaelHarmon)把自我反省描述為“這樣一個過程，人們監視自我內心生活的流動，為的是清醒地認識有意識的目的性行動同那些行動中所反映的不明顯的、深層心理構想之間的聯系”。哈蒙強調行政管理者必須通過自我反省和對他人所承擔的義務使責任重新個體化。自我反省意味著，行政管理者在實現角色任務時去積極能動地“創造”而不是消極被動地“得到”或“接受”責任。
由我們所認識并體現在我們行動中的組織和行政管理世界，正如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的，是主體性和相互主體性的組織管理世界，其終極本體論不是植根于自然，而是個人意識活動的歷史累積。它是一個相互主體性地分享著世界和日常生活的領域。這樣，在這個世界里，自我反省就使理智得到體現，它為理論性地理解由自我和社會現實之間相互構成的關系提供了一條方法，它是理解意識的神秘本質、自我、現實、意義和秩序的人道主義手段。自我反省僅是賦予人類的實踐，它是面向意識基礎并面向社會秩序預先假定基礎所進行的激進的內心理智活動。一個自我反省的人著眼于這種判斷基礎，為的是通過信念使他的觀念有意識地得到堅持，或是為了使觀念更適合人類的需要而改變它。
三、行政管理相關的問題
解釋和批判理論，其理論觀念和方法的運用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有：一、術語的非普遍性;二、對待行政管理現象的習慣(非批判的)方法;三、理論聯系實踐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即這兩種理論視維其術語的非普遍性，是學者們對所用理論詞匯和抽象隱喻常感全然困惑的原因。大多數學者不是很通曉解釋理論的文獻，他們對某些所介紹的語言感到陌生。要試圖對某一理論的理論假設以及對社會和行政管理實踐進行批判，那么專業術語的使用或新隱喻的創建則是必要的。其目的是為了擺脫當今行政管理理論現狀的僵局特征。激進的和自由主義理論家的主要任務并非要使人們確信理論假設的缺點(或弱點)，而是用辯論去證明選擇性的觀念，以激起智力的交流。作為一種結果，分裂化的學術努力還會繼續下去。
另一個困難來自于人們通常對熟知的理論假設和活動持非批判態度而形成的習慣思維定勢。大多數行政管理學者和實踐者習慣于在關注制度的、功能的、經濟的以及行政管理政治層面的理論架構下工作，并且大多數這類學者和實踐者對不符合熟知架構的認知選擇方法不感興趣或不予注意。譬如，當我給自己的研究生或學期培訓小組的實踐者指派諸如新組織設計這類問題解決的任務時，他們經常把應用諸如描繪層級結構、勾勒權威格局、描述新雇用人員的功能責任等這類正式組織的基本要素作為開端。通常，有些人會關注與傳統組織方法相關的問題，并且堅持應從人道主義、學習、變革、文化多樣性、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來討論組織活動更為廣闊的面向和假設。
最后，對于許多人來說，理論觀念的效用落到其與行政管理者實踐考慮的相關性上面，諸如提高效率、績效和產生能力的問題。大多數行政管理研究者關心通過演繹理論而得到事實資料和通過行政管理情境的假設來闡釋行政管理的現實;在進行實證論研究時，為了闡釋和預測行政管理現象而采納一種獨特的理論視維。大多數解釋研究普遍是定性取向的;描述和提供定性研究的發現對于大多數持經驗取向的行政管理學者來說不是太令人信服。
盡管存在上述局限，但是作為反主流力量的任何新理論視維都值得引起行政管理學者的注意。起初，行政管理的事業是理性地管理政府功能的活動，但是，當今行政管理的范圍要比政府組織做什么和怎樣做大得多。從該領域絕對地必須從廣泛的內容——人類、共同體、社會和世界等層面——去看待這個意義上說，行政管理的今天與以前的日子是不同的。
假如我們作為行政管理者想理解復雜的關系，想承擔起提倡的角色并與社團內外的人們一道工作，那么我們就必須超越那些顯而易見的事實性的發現。批判性地說，許多行政管理中傳統的和狹隘的方法缺乏理智實質。作者并非暗示：針對眼前考慮，如效率、產生能力、定量化政策研究、績效評估、人類行為的闡釋等管理取向的研究，不存在有效性和理智成就。該文趨向于認為：負責任的行政管理學者應有理智好奇心，有批判某些瑣碎觀念和知識的緊迫感，并把他們的精力投注于去辛勤地探索選擇性的視維。
四、結論
現代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正如科層制管理所體現的，是由一系列規章和層級節制關系在決策及問題解決中的運用而決定的。管理過程總是由組織層面向個人層面流動。為領會行政管理中解釋和批判理論的要點，行政管理研究者個人需將他或她的理智視維做至少是暫時的分類，應試圖從人類視維(人類活動或實踐)的角度去理解社會(或行政管理)現實。研究行政管理的學者有必要把管理過程和社會互動看成是由個人層面向組織層面的流動。缺乏對社會現實的足夠理解，管理(來自上層)和社會互動(來自下層)之間有意義的平衡(基于批判綜合)就不可能得到發展。
通過組織和共同體成員(理智的)合理的溝通，解釋和批判分析可以有意義地在行政管理內部嚴謹地得到實踐。因而，就有必要把批判態度植入行政管理思考中，不僅有必要批判地審視產生行政管理知識所使用的認知假設，而且有必要去理解行政管理制度結構得以形成的行政管理秩序的預先假定基礎。解釋和批判研究的顯著作用在于能夠幫助人們更清楚地看到及更牢固地理解行政管理者的非完整的信息和行為所反映出來的行政管理現實。解釋視維盡力揭示行政管理之預先假定的問題層面，它觸及到知識的基礎和行政管理的實踐。在這里，實踐永遠使程序作為解決問題的先決條件不再是綽綽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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