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之評述

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之評述

　　論文摘要：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自稱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可以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危機。哈貝馬斯重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框架，并對馬克思生產范式理論進行了批判。從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批判的解讀以及哈貝馬斯交往范式與馬克思生產范式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哈貝馬斯的批判理論從根本上說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學術路徑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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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馬克思；生產范式

　　馬克思的生產范式理論是被西方學術界批判最多，也是誤解最深的一個理論。無論是“第二國際”理論家、蘇聯傳統教科書體系對它的解讀，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其人本主義式或科學主義式的解讀，抑或當代西方左派學者從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等領域出發所做的解讀，都存在著各種問題。根本而言，他們都沒有理解馬克思所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一種從客體維度人手的生產范式理論卻彰顯出了深刻的人文批判性，其獨特性恰恰在于馬克思深刻的社會歷史邏輯。

　　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生產范式理論的理解與批判是具有代表性的。本文所要考察的問題有二：其一，哈貝馬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與重建是否具有合法性?其二，哈貝馬斯基于互動維度的交往行為理論比之馬克思基于勞動維度的生產范式理論在解決當代危機、引領人類解放的道路上是否具有優越性?

　　一、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

　　哈貝馬斯在其“交往行為理論”研究階段出版了題為《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文集，他在《導論》中表示：“盡管交往理論決定了它所解決的問題首先帶有哲學的性質，即這些問題涉及的是社會科學的基礎，但我仍然注意到了交往理論同社會進化理論問題的密切聯系。”哈貝馬斯深感馬克思及其繼承者所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傳統中，哲學與社會科學——這天平的兩端之平衡未能很好掌握。他期望在交往理論體系的哲學框架中重新梳理其社會理論，并實現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在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為理論》的序言中，哈貝馬斯扼要概括了交往行為理論的三個相關主題：交往理性(對應于認知工具理性)以及兩個層次的社會概念，即生活世界與系統，并指出：“現代病就病在具有交往結構的生活領域聽任具有形式結構的獨立的系統的擺布。”

　　對“生活世界”的理論探討要追溯到胡塞爾。在《論歐洲科學危機》中，胡塞爾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概念。生活世界是一個被主體所體驗的多元世界，面向無限的可能。胡塞爾之所以提出這個概念，是要人們注意科學忘卻了它的基礎和根源。胡塞爾之后，他的學生愛爾弗雷德·舒茨將該詞作為一個社會學概念加以發展。從此，“生活世界”被眾多批判性的哲學家挪用為探討問題的立足語境。哈貝馬斯也以“生活世界”概念作為其理論的背景。當然，他對之進行了巧妙的改造。在胡塞爾那里，“生活世界”與狄爾泰解釋學所堅持的“體驗的自身性”緊密結合在一起，是作為一個主體所能感知的最原始的、多義的、具有無限可能的世界。而在哈貝馬斯這里，基于他的普遍語用學的形成，“生活世界”是語言性的，人們通過它來確立、維持和修復與他人的社會關系。對哈貝馬斯來說，“生活世界”是互動參與者所共有的一個視域：“這個生活世界始終都是參與者的背景，這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參與者憑著直覺就可以把握住它。言說情境就是各個主題涉及到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對于理解過程而言，生活世界既構成了一個語境，又提供了資源。生活世界構成了一個視域，同時預先提供了文化自明性，由此，交往參與者在解釋過程中可以獲得共識的解釋模式。價值共同體的團結以及社會化個體的能力，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背景假設一樣，都屬于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

　　在哈貝馬斯看來，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是一對互為補充的概念：“生活世界是交往行為培育的結果，而交往行為反過來又依賴于生活世界的資源。”而根據言語行為提供的力量的不同(即陳述力量、以言行事力量和意向性力量)，生活世界作為資源，分為三個不同的部分：文化、社會和個性。生活世界依靠交往行為而進行符號的再生產，以確保新出現的語境與現有世界狀態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

　　在符號的再生產中，生活世界的結構會發生分化，構成高度專業化的亞系統，包括經濟系統、管理國家系統等。在生活世界中，互動參與者所使用的常規語言作為一種協調機制，只具有有限的作用。在一定的復雜水平上，就必須用特殊語言來減輕日常語言的負擔。貨幣媒介就是一種從常規語言中分離出來的特殊符碼。貨幣這種特殊語言形成了具有特殊功能的亞系統，這種亞系統通過貨幣與周圍世界發生聯系。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經濟亞系統就以貨幣為手段調節人際交往以及與非經濟領域之間的交換。隨著這樣的交換過程的不斷運作，這種特殊的亞系統逐漸獲得獨立，并與生活世界分離。在系統中，人們奉行工具理性，系統的進化以社會控制能力的提高為衡量標準。而現代社會的危機則來自于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即系統中奉行的工具理性滲透到生活世界中。

　　哈貝馬斯認為，在系統命令和生活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揭示了社會現代化的矛盾特征：“通過媒介而形成的互動性形式在侵人生活領域時，不會不帶來病理性的負面后果，因為生活領域在功能上依賴于以溝通為取向的行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系統中，出現了一種妥協結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妥協結構可以看作是生活世界對資本主義經濟過程和壟斷權力的國家及其所具有的系統意義和不斷增長的復雜性的回應。

　　這樣一種復雜的相互作用機制，似乎對解決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問題提供了某種可能性。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哈貝馬斯批判傳統形而上學的先驗理性特征，而推崇“交往理性”：“變換視角，關注紛繁復雜的生活世界，就能從邏各斯中心主義中解脫出來。哲學揭示出了一種早就在日常交往實踐中活動的理性。”

　　不同于經濟行為、管理行為等奉行目的理性的亞系統，生活世界奉行的是交往理性。而所謂“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參與者通過言語行為毫無保留地追求以言行事的目’的。在這樣一種交往范式下，生活世界相當于主體哲學賦予一般意識的綜合活動，具體的生活方式取代了同一性的先驗意識，理性表現在交往行為中，并與各種自成總體性的傳統、社會實踐以及切身的復雜經驗都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這種生活世界的特殊結構使得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成為可能。而所謂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就是生活世界中的個人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內容進行質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是社會進化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哈貝馬斯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飛速發展，使這個世界性的社會制度面臨著一些問題；不能把這些問題理解成為這個制度所特有的危機現象，盡管排除這些危機的可能性，從制度的特殊性上講受到了限制。”…當今社會的困境比比皆是，而“合法性”危機成為哈貝馬斯研究關注的重點。哈貝馬斯說：“合法性就是承認一個政治制度的尊嚴性。合法性要求用社會一體化力量來維護社會的由規范所決定的統一性相關聯。”…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要表現出自己是社會國家，能夠控制住經濟過程中的破壞性的副作用，并在對各個人的利益不造成損害時，合法性所面臨的威脅才能得以避免。除了保障經濟系統的穩定運行，還要保證將資本主義的成就表現為民眾普遍利益的最大實現。以此避免資本主義條件下階級結構之特點所引發的階級斗爭而導致的合法性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才應運而生。

　　然而，這也導致了對市民社會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官僚化或行政化的干預。福利國家對社會全方面的干預，導致了對它自身及其活動的高度工具性的思考方式。這種福利國家的工具理性就壓制了使用交往理性的可能性。與之相應，公民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不滿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預，而這一切也代表著政府新的合法化危機。’

　　二、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生產范式理論的批判及評價

　　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動機在于對馬克思社會批判理論的超越。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存在諸多缺陷尤其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其生產范式的分析方法已經過時。哈貝馬斯從很多方面對此提出批評，比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解釋、馬克思對階級狀況的分析等等具體段落。在哈氏看來，馬克思的生產范式理論缺乏反思的維度，充斥著工具理性的指向，具有實用主義的特征。勞動僅僅具有工具理性活動的意義，而以勞動為基礎的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并不能真正彰顯批判的力量，最終只能淪為實證主義的經驗科學。這一思路早在他1968年出版的《認識與興趣》一書中就已經形成了。

　　在《認識與興趣》中，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揭示了在黑格爾那里被掩蓋在反思中的進步機制，即生產力的發展，卻忽視了反思本身，把反思納入到工具活動的層次上，由此導致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證主義傾向。按照馬克思的構想，在生產勞動中，勞動過程逐步轉化為科學過程，最終使人從必要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馬克思的“人的科學”完全奠基于勞動生產：“在這種觀念下發展起來的人學，似乎必然把類的歷史構想成為通過勞動(并且僅僅通過勞動)的綜合。”哈貝馬斯批判了這種僅僅將勞動作為人類歷史基礎而導致的“自然科學”對“人的科學”的僭越：“在勞動——作為創造和占有的過程——的范圍內，反思知識變成生產知識。凝結為技術的對自然界的認識，迫使社會主體愈來愈深入地認識他自己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過程”。這種認識最終轉化為對社會過程的控制，這種認識的轉化，也就是自然科學轉化為技術的支配力量。

　　而后哈貝馬斯筆鋒一轉，指出：“在《批判大綱》中，馬克思正式表示，科學轉變為機器的采用，當然絕不是自覺的、控制著生產過程的整個主體的自由和解放。類的自我產生不僅是在人對自然界的工具活動中完成的，同時也是在確定人們的相互作用的力量對比的范圍內完成的。馬克思十分精確地把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對社會生活過程的自覺控制同不依賴于這些個體的生產過程的自動控制加以區別。

　　哈貝馬斯由此得出如下的結論：“在范疇的層面上，他把通過勞動的類的自我產生理解為生產過程；工具活動，即生產活動意義上的勞動，標志著自然史賴以發展的維度。相反，在具體研究的層面上，他始終考慮的是包括勞動和相互作用的社會實踐。”

哈貝馬斯顯然不認同馬克思理論中勞動與相互作用的含混關系，而表示應該將相互作用這一維度置于生產勞動的維度之外，成為一條獨立的線索，并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彰顯理論的反思維度。在他看來，前者表現為通過生產活動的自我產生，而后者表現為廣泛的交往活動，包括批判的革命活動。而依靠后者，最終可以變革“制度框架”，以此標志著社會的進步。

　　我們以為，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的生產范式理論的批判，有一部分是源于一些刻意或無意的誤解。他在論述馬克思的相關思想時，總是根據他本人的理論體系需要而斷章取義、肆意挪用，甚至在不同時期的著作中，對于馬克思的同一個概念作了不同的解釋，譬如對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和實踐概念的理解就是如此。在很多地方，他也把馬克思本人的思想與“第二國際”或前蘇聯模式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內容混淆在一起而不作區別�？梢哉f，哈貝馬斯對于馬克思思想的這種肢解式的解讀，對于我們恰當地評價哈貝馬斯對馬克思思想的批判產生了難度。

　　撇開這些錯誤與偏狹，從兩人的理論邏輯上看，哈貝馬斯對馬克思生產范式理論的批判也是有待商榷的。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一文中就認為馬克思在繼承黑格爾理論資源時放棄了反思性的維度，從而滑向實證主義。這可能是哈貝馬斯混淆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與“第二國際”、前蘇聯的繼承者們的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生產范式理論。事實上，馬克思的思路正是建立在對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性繼承之基礎上的。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并非為勞動而勞動的實證主義經驗論述，而是要通過勞動過程中的矛盾運動，最終揚棄勞動，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馬克思青年時代深受青年黑格爾派與費爾巴哈的影響，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形成了人本主義的邏輯，高揚著批判社會異化的旗幟。1845年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逐漸成熟以后，逐漸放棄了把這條人本主義線索作為其主要的批判邏輯，而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視域出發，為其批判理論尋找科學的依據。然而，必須看到的是，馬克思又是揚棄了作為實證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的，他站在哲學的高度上從經驗性的經濟過程中抽象出“價值”，并從剩余價值的角度發現了具體經濟過程中資本與雇傭勞動之間的剝削關系，由此出發借助一系列邏輯層面最終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結論。因此，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的生產范式缺乏反思性是不能成立的。再進一步，如果撇開兩者在理論觀點上的不同，僅從兩者的理論邏輯上來看，我們依然可以對哈貝馬斯的交往范式理論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之問的關系作出評判。

　　從社會歷史背景而言，哈貝馬斯所處的環境與解決的問題與馬克思的時代與具體任務是有所不同的。哈貝馬斯直接面對的是所謂“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工具理性的泛濫，科技理性也以“合法”的形式侵入人們的生活世界；非理性的消費和大眾文化在控制和引導著人們的審美和價值情趣，這些問題的確是馬克思所未能完全預見的。哈貝馬斯的理論確實是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性的。他所提出的對話、商談的解決方式，以及擯棄工具理性的行為方式的觀點，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還是可以借鑒的。

　　與面臨的社會背景相對應，從理論資源上看，哈貝馬斯接受了分析哲學、現象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等思潮的洗禮，經歷了語言學的轉向、現代性向后現代邁進等重要轉折，其理論的資源與視域比馬克思時代要豐富和開闊得多。組成他理論的重要概念，譬如“生活世界”、“系統”、“以言行事”、“合理化”等等都來自于不同理論傳統。這些新的理論資源確實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推進提供了一定的借鑒作用。但是，如果撇開這些形式上的推進，從根本邏輯上來看，交往范式與生產范式相比，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究竟推進了什么?

　　讓我們勾勒一個簡要的邏輯圖式。在馬克思的生產范式思路中，勞動生產居于基礎性地位，互動交往活動的深層根據與動力來源于勞動生產領域。馬克思認為，只有生產勞動領域內在的矛盾運動，才可以根本變革表層的互動交往領域。而在哈貝馬斯的交往范式中，互動交往是獨立于生產勞動的線索，兩者同時作為社會進化的潛能。在他看來，在生活世界中擯除目的理性，奉行交往理性，則可以走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

　　通過分析不難看出，哈貝馬斯的整個理論體系的建構因為涉及內容極為龐雜而使得各部分之間的銜接比較僵硬。他試圖像馬克思一樣建立起一種哲學與社會科學融合的理論(實現理論邏輯上的具體化)，但在方法論上卻缺乏真正的反思性。事實上，他的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哈貝馬斯早期就專注于政治學等社會科學)，譬如社會進化理論，是相當經驗實證的，而我們知道，僅從經驗實證的層面是無法找到走出資本主義的道路的。啥貝馬斯的思維邏輯無非是：危機——解決，然而事實是資本主義在一次次的危機之后更為趨于穩定。這也是當代很多學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也因此，哈貝馬斯轉而構建其交往行為理論，作為其社會科學理論的支撐框架，并由此走出了一條以交往理性來實現生活世界合理化的道路，企圖由此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但遺憾的是，哈貝馬斯整個“交往理論階段”(1990年代之前)都沒能很好地實現交往理論與社會進化理論的融合。他的哲學批判也始終凌駕于社會分析之上。

　　嚴格地說，哈貝馬斯的交往范式永遠不能指向人類自由的終極價值。在這個時代，資本滲透進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縫隙，并建構著人們的生活、思想方式以及人本身。哈貝馬斯的思路就是要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調節人們的行為方式與思想方式，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殊不知，經濟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根源并不在于目的理性對交往理性的僭越這一行為或思想層面的悲哀，而是在具體的現實生產與生活之中，在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運作之中。所謂的交往理性，必然也是被資本所意識形態地建構的。只要資本邏輯依然大行其道，那么所謂的交往互動活動仍然會以深層的利益指向為動機。而所謂的商談、互動，就算可以達成共識、計劃，也依然是在資本的操縱之下。退一步說，就算承認在生活世界奉行交往理性可以走向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解決晚期資本主義的危機；但是，這一邏輯思路的可行性依然是要受到質疑的。哈貝馬斯的這種思路仍然是依靠人們的自我覺醒和自覺行動，其行動的動力僅僅來源于這樣一種呼喚和啟蒙式的意識。從邏輯上說，它與費爾巴哈呼吁“愛的行動”、“應有的實踐”是相似的。這種啟蒙式的社會批判理論，早就被馬克思批判性地揚棄了。
　　另外，哈貝馬斯的批判矛頭不再直接指向生產領域以及與之相應的所有制層面，而是默認這一背景，轉而研究生活世界的解脫與超越。從根本上說，他就是承認了資本邏輯統治的合法性。這樣一種社會批判理論，其目的只是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調整與改良，而不是馬克思所講的那種超越與革命。由此可見，哈貝馬斯以“交往范式”為核心的社會批判理論，在理論體系內部存在著漏洞，在價值指向上與歷史唯物主義背道而馳，在方法邏輯上也是被馬克思所早已揚棄的。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所謂重建，實質上是一種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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