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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亞當·斯密的倫理思想特征

        時間:2024-10-21 17:19:49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亞當·斯密的倫理思想特征

          [論文摘要]亞當·斯密的倫理思想獨辟蹊徑,將理性倫理與經驗倫理結合,使情感倫理學完善并成一體系,結合經濟領域,以合宜為標尺,尋找道德行為與經濟利益的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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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關鍵詞]亞當·斯密;倫理;同感;合宜

          斯密的倫理思想將情感主義倫理學向著功利主義推進,結合經濟領域的研究,盡力尋找道德行為的利益基礎,希望從利益的調解人手解決道德關系,尋求在自然秩序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試圖建構自然秩序下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在經濟與倫理之間、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尋求合宜,把經濟利益的利己主義與道德情感的利他主義有機地結合,這是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特征。

          一、同情(情感共鳴)——斯密倫理思想邏輯起點

          斯密的倫理思想,是在承繼哈奇森的道德理論和休的同情論及心理聯想的基礎上,以同情(情感共鳴)為基石而構建的情感主義倫理學,斯密在經濟學領域強調經濟人的合理利己,是經濟人在經濟領域中的行為動機,但是他在道德領域中則認為人是利他的,是人人具有的同感(情感共鳴)。同感在斯密倫理思想中猶如康德的自由意志起著拱頂石的作用。斯密認為,我們為何贊同同一類行為和品質或反對另一類行為和品質,根源是在人性中同情的特質,而且人的這種同情本性,是人人皆有的。“無論人們會怎樣認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闯墒亲约旱氖拢m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這種本性就是同情。那怕是最大的惡棍,極其嚴重地違犯社會法律的人,也不會全然喪失同情心。”…顯然,在斯密看來,對別人的不幸或幸福所產生的同情(同感)是每個人都有的。但這種同感是如何產生的呢?斯密承繼了休的心理聯想主義,認為情感共鳴是通過設身處地的想象而形成的,只要我們以旁觀者設身處地地考察當事人的行為,我們都會產生與當事人的同感。斯密為什么認為只有通過想象才能產生同感呢?由于我們對別人的感情是沒有任何直接經驗,我們只有設身處地地想象,才能設想受難者或行為當事人的感受或情緒。因此,只有當一個人能夠設身處地地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以一個公正的旁觀者,體驗當事人的情感,才能與當事人產生情感共鳴,反之,則不可能產生同感。

          同情不僅是來自對別人的情緒的觀察,還來自對行為當事人的所在處境的觀察。斯密說:“無論當事人對對象產生的激情是什么,每一個留意的旁觀者一想到他的處境,就會在心中產生類似的激情”。…即我們設身處地地想象自己處于行為當事人的處境下,而生成的同感,但行為當事人可能沒有任何與你類似的情感。這種同感更需聯想而形成。我們可以為別人的可恥行為而感到羞恥,但他或許就不以為然。斯密以嬰兒在疾病中的情緒為例,給我們充分論證了此種同感產生的條件,就必須設身處地地考察。嬰兒在疾病中,由于缺乏思考和遠慮,而不感到恐懼,但他的母親聽到嬰兒在疾病中的呻吟而不能表達其感受時,她把自己置于嬰兒的那種處境中,把嬰兒在疾病中的痛苦呻吟與其無助的無奈聯系在一起,由此而產生的情感就是來自對嬰兒的處境考察,而形成的情感共鳴。

          在斯密看來,情感共鳴(同感)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天性,是道德起源的原始感情的基礎也是斯密情感倫理思想的基石,是他的倫理思想的核心。斯密的同情是人們對行為當事人的行為和情感的評價,同時也是對自己的行為的自我評價,即把自己置于他人的立場來考察自己的行為是否合理。斯密用其獨特的情感共鳴理論來闡釋其經濟倫理范疇,通過設身處地地想象,依賴同情能力,在現實生活中尋找到他的普遍倫理規范。經濟主體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只要不妨礙他人的利益,按照正當的合適的方式進行,我們通過情感共鳴就可以認同他的行為合理性,只要我們設身處地地設想他的行為處境或假設自己身臨其境,就會形成贊同之感。因此經濟生活中的自然秩序狀態下的自由秩序是其情感共鳴倫理的延伸和深化。
         二、合宜:道德判斷的標尺

          斯密的“合宜說”,猶如亞里士多德“中道說”。換言之,道德評判的標準就是道德行為不可不及,也不可過及。斯密主張道德判斷應以合宜為標尺,不論是在經濟與倫理之間,還是道德情感與經濟利益之間,合宜是兩者的紐帶。斯密在倫理領域的驚世之作《道德情操論》就是從合宜人手的,我們必須理解他的合宜的義蘊。在斯密看來,合宜即道德哲學家常說的公正,斯密認為合宜感是只有根據我們的經驗才能形成他人的所想的任何概念。合宜也就是旁觀者贊同的強度,必定存在某種適中程度之內。

          斯密說:“當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觀者表示同情的情緒完全一致時,它在后者看來必然是正確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們的客觀對象;相反,當后者設身處地發現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時,那么,這些感情在他看來必然是不正確而又不合宜的,并且同激起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應。”顯見之,合宜就是人們贊同行為當事人的行為程度強弱,與其產生共鳴,則合宜,否則就不合宜。合宜是尺度、是標尺,它是衡量行為的合理與否的基點,它凸現道德行為的張力程度。合宜是斯密判斷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情感一致性即同感的標尺,只有當事人的情感與行為人的情感達到一致,才是合宜的行為,也只有合宜的行為,才是道德的行為。斯密認為人為什么能夠與當事人產生同感,就在于行為人通過經驗的觀察,認同當事人的行為,即旁觀者能夠贊同行為當事人的行為,也即認為當事人的行為既不過及也不不及,而是存在于某種適中的程度之內。但是,雖然有些場合,我們認為當事人的行為是合宜的,而且我們也贊同,而由于我們的心情或我們的當時境況,比如我們原本就心情不好或者我們的注意力被轉移等等情形,我們沒有與行為當事人產生同感,但我們還可以通過想象,判斷的行為當事人的行為也是合宜的,而后也能贊同他人行為,所以我們還可以通過心理聯想,認為當事人的行為也是合宜的。斯密說:“在街上,一個陌生人帶著極為苦惱的表情從我們身邊走過,并且我們馬上知道他剛剛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不贊同他的悲痛,然而也經常不能體諒他這種強烈的悲痛,而且幾乎不能想象對他表示一點點關心。我們也許根本不認識他和他的父親,或者正忙于其它事物,沒有時間用我們的想象描述必然使他感到憂傷的各種情況?墒,根據經驗,我們了解這種不幸必然會使他如此悲傷,而且我們花時間充分地在各個方面考慮他的處境,我們就會毫無疑問地向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所以,在所有這種情況下旁觀者要與當事人之間可能存在的一致的情感或是旁觀者認為當事人的行為是合宜的,首先,旁觀者必定盡可能地努力把自己置身于對方的處境之中,設身處地地考慮可能使當事人感受到的情感的每一個細節,還應該努力去想象當事人的各種境況;其次,當事人也要努力盡可能地把自己的情緒降低到旁觀者所能贊同的程度的基礎上,使旁觀者能夠將其激烈的程度視為是合宜的。

          三、斯密倫理思想的歸宿:道德情感與經濟利益的和諧統一

          斯密認為人本性是利己的,同時他又堅信人終究是沒有完全喪失利他的人性,所以人之為社會人,就必然是在追逐自我利益之時,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尋求一種和諧的秩序達到自己的最大利益,這種合理的利己主義是斯密處境中合法解答,是其生活世界的思想寫照,也是他的思想體系歸宿,即在經濟領域與倫理領域、經濟與倫理、經濟利益與道德情操之間尋找和諧。由此可見,斯密是主張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沒有否認社會整體利益,如何架起二者互通的橋梁呢?斯密以“看不見的手”為中間橋梁,實現了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的和諧統一。

          眾所周知,從人與人的依賴階段轉向人對物的依賴階段,商品拜物教使人異化。物化的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優化。然而作為經濟人又怎么與道德人才能達到真正的佳態呢?斯密在其生活世界尋找他的解答方式——合理利己主義。因此,斯密在倫理領域里十分注重人的利他性,在經濟利益的追求前提下,倡導道德約束個人的行為,但他的倫理意義的本真長期被遮蔽,就在于斯密經濟主體與道德人被人為地割裂。雖然斯密主張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天性,但是我們已經在上文分析了斯密語境中人的本性表現在兩個方面——利己與利他。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斯密的“經濟人”是與他的道德人不可分割的社會人,歷史地看,他的貌似矛盾的經濟人與道德人實質上是有內在一致性的,因此,它的倫理學也就表現另一重要特征:道德情感與經濟利益的一致性。
          斯密并不否認社會和社會利益,斯密認為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人是社會動物,他把人的社會性或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看成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他說:“這種傾向,為人類所共有,亦為人類所特有,在其他各種動物中是找不到的。”他還說:“別的動物,一達到壯年時,幾乎全都能夠獨立,自然狀態下,不需要其他動物援助,但人類幾乎隨時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所以斯密強調人們都需要依賴交換而生活,社會是由許多人構成的,是一個相互不可孤立的整體,也正是個人利益構成社會整體利益,追求自身利益與追求社會利益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由于市場的調節作用,人們對自身的利益的追求,為自身利益的活動,必然會導致最有利于社會的結果,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自動地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的統一。所以,在斯密的眼里,盡管經濟行為不是出自無私利他的倫理動機,但它也不是損公害人的不道德行為,而是一種為己利人的應該得到道德肯定的行為。這表明,斯密并不認為市場經濟與道德完全對立,若不是市場經濟發展,道德一定要墮落。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盡管看到了人類的道德活動和經濟活動受著不同原則的支配,并分析了經濟行為動機的自利性,但他并沒有把這種追逐個人利欲的行為排除在道德領域之外。他不僅承認出于同情、仁愛動機的行為具有道德價值,而且也認為出于自利動機的行為也同樣具有道德價值。他在《關于法律、警察、歲人及軍備的演講》中,不僅重申了資本主義的商業精神能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而且認為商業的本質中有道德的基礎,會對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起促進作用。“看不見的手”的出現,改變了利己的面貌,也重塑了利己與利他之間的關系,使利己與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內在的一致性。就個人而言,利己是目的,利他是手段,但是為了實現利己的目的,我們就必須充分地利他。于是,作為手段性的利他在一定條件下也可能轉化為目的而具有目的性的規定性,從而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范圍內產生出具有濃厚倫理性質的利他的經濟行為。由此,我們的利己行為是實現他人的利己目的的必然手段,他人的利己行為也是實現我們的利己行為的手段。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看不見的手”的這一作用過程,使得每一個人的主觀為自己的經濟活動,就一定會、一定能客觀地為他人。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個人的利己活動、自利活動所帶來的為他人、為社會的整體利益的改善和提高,要比任何時代所倡導的主觀為他人、主觀上利他的從道德出發的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社會福利要大得多。因此,正是這種抑制自私和樂善好施的感情,構成盡善盡美的人性。也就是說人的本性是多利己的,人還不免在追求個人的利己行為時,又會合理地照顧他人的利益。由是觀之,人的本性在經驗上表征為利己與利他的兩種,而這兩種本性不是截然割裂,相反是相互統一的。

          總之,斯密的倫理思想特征是以情感共鳴為邏輯起點,也是這一思想體系的基礎和核心,通過心理聯想,以合宜為價值評判,從而在倫理與經濟、道德情感與經濟利益張力之間尋找到了自然秩序下的和諧,即通過“看不見的手”為橋梁,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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