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亞當斯密的兩種價值理論和古典資本理論
論文關鍵詞:價值論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古典資本理論 資本的生產性 資本的剝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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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資本是具有獨立生產力性質的要素，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則認為資本是體現剝削性質的社會關系。對資本性質認識的分歧建立在要素價值論和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而這兩種對立的價值論都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要素價值論的基拙上判斷資本的本質是生產力性質，失去了對社會關系的批判性。而馬克思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資本剝削性質的判斷，割裂了資本和商品使用價值的聯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根據實踐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價值論，并對資本性質進行客觀公正的判斷。
資本理論向來就有很大的爭議，以至于有的經濟學家稱“經濟學如果能在資本的理論方面取得一致意見，其他所有的問題就將迎刃而解了”。資本理論的爭論體現在兩個層次上:其一，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還是一種社會關系?其二，如果資本是一種生產要素，它是否具有和勞動、土地要素一樣的生產力性質?傳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認為資本的本質是體現資本主義剝削性質社會關系的生產關系，并且把認為資本是具有生產力性質要素的古典經濟學稱為庸俗經濟學。理論上，資本性質判斷的分歧以價值理論為基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西方主流經濟學要素價值理論的對立是資本性質認識對立的根本。而這種分歧在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亞當·斯密的經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已埋下了伏筆。
一、勞動價值論和資本理論
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對資本性質的判斷都是非正面的，它或者被當作剝削的手段，或者作為勞動要素的附屬品而存在。對于資本利潤而言，它或者被看成剝削收入，或者是對勞動產品的扣除。亞當·斯密是第一個系統提出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家。
1.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及利潤的性質 1776年亞當·斯密那部影響深遠的《國富論》誕生了，其中共存的兩種價值論—勞動價值論和三種收人價值論成為后世嚴重對立的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和西方主流經濟學要素價值論的源頭。在《國富論》中他最初提出了勞動價值論。
首先他指出價值的源泉是勞動，“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其次，他指出勞動時間是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尚未發生以前的初期野蠻社會，獲得各種物品所需要的勞動量之間的比例，似乎是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唯一標準。這成為以后古典勞動價值論的源頭。
亞當·斯密認為資本積累是一國財富增長的重要途徑，然而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資本增加國民財富的作用卻只能通過勞動要素迂回體現。“資本的增減自然會增減真實勞動量，增減生產性勞動者的人數，因而增減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增減一國人民的真實財富與收人”。顯然亞當·斯密認為資本不是獨立的生產要素，并不具備和勞動要素等同的生產力性質。這個基本判斷貫徹到資本利潤的來源上，亞當·斯密指出利潤是在財產私有權的基礎上對勞動生產物的扣除。
可見，在亞當·斯密眼里只有勞動才是價值的唯一源泉，資本利潤是從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中的扣除。沒有參與價值創造的要素如何能夠參與價值的分配?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利潤之間的矛盾早在亞當·斯密那里就扎了根，但是亞當·斯密并沒有察覺，更沒有在理論上做出適當的解釋。然而這個矛盾卻和勞動價值論一并被古典經濟學家繼承下來，李嘉圖沒能成功地解決它導致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而在邏輯上解決了這個矛盾的《資本論》成就了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當然他的目的和一心想增加國家財富的亞當·斯密相去甚遠。
2.李嘉圖學派堅持勞動價值論，卻走向解體
李嘉圖在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上堅持斯密的勞動價值論，而反對效用價值論，“效用對于交換價值說來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卻不能成為交換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是從兩個泉源得來的，—一個是它們的稀少性，另一個是獲取時所必需的勞動量……在社會的早期階段，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即決定這一商品交換另一商品時所應付出的數量的尺度，幾乎完全取決于各商品上所費的相對勞動量”。
然而在商品價值決定上，他卻又引人了資本一般利潤率因素。在投入100個勞動生產的谷物和機器的價值決定中，他舉例道:“假定每年要為每個勞動者的勞動付出五十鎊，也就是要用資本五千鎊，利潤為百分之十，那么每架機器的價值和谷物的價值在第一年末便同樣是五千五百鎊”。一般利潤率規律的運用必須以資本具有參與分配的資格為前提，但是李嘉圖卻沒有詳細論證這個前提。他對此簡單地解釋為資本作為積累的勞動從而具有參與分配的權利，“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的交換價值與投在它們生產上的勞動成比例;這里所謂勞動不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而且也包括投在實現該種勞動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機器上的勞動”。因此和勞動力得到工資一樣，資本也應當得到利潤。
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受到了來自反對者的攻擊:第一，關于勞動決定商品價值和資本得到一般利潤之間的矛盾。當時資本主義的現實是利潤率的一般化傾向，等量資本得到等量利潤。那么在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產業部門投人相同的資本推動的勞動數量是不同的，此時按照勞動價值論，兩個產業部門的總價值應當是不同的，資本有機構成低的部門由于推動的勞動數量多因而價值大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然而，根據一般利潤率規律此時兩個部門的價值卻是相等的。李嘉圖也認識到了這個矛盾，他的解釋是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導致的商品價值對勞動價值論的偏離是例外。他說在資本有機構成不同的條件下“工資上漲對商品相對價格的最大影響不能超過6%-7%。因此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又被后人戲稱為93%的勞動價值論。第二，勞動價值論不能解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是公平的。既然價值都是勞動創造的，商品也是根據其中包含的勞動量進行交換的，那么資本家得到利潤和地主得到地租在來源上就缺乏合理性。例如當時的反對者托倫斯和貝利就聲稱商品(或大部分商品)的價值是由用在商品上的資本而不是勞動決定的，利潤并非來自于生產領域，而是來自于流通領域的賤買貴賣[。面對反對派的攻擊，李嘉圖的支持者詹姆斯·穆勒和麥克庫洛赫試圖通過擴大勞動的范圍為李嘉圖勞動價值論進行辯論，最終導致了李嘉圖學派的解體。例如詹姆斯·穆勒不僅繼承李嘉圖資本是積累的勞動的概念，而且直接表明資本利潤是對資本家積累勞動的報酬，試圖通過把資本納人到勞動范疇中擴大勞動范疇解決矛盾。而麥克庫洛赫甚至提出凡是能引起合乎人的愿望的結果的操作都是勞動，不管進行這種操作的是人，還是牲畜或自然力。
從包括資本的勞動到包括動物、機器和自然力的勞動，李嘉圖的追隨者對勞動價值論的堅守僅僅是形式上的，在本質上擴大勞動范疇的同時卻背離了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李嘉圖本人在晚期也表達了放棄勞動價值論的意思。他在182年6月13日寫給麥克庫洛赫的信中寫道，“我有時認為，我要是把我的書中有關價值的一章重新寫過的話，我就會承認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兩個原因而不是由一個原因決定的，也就是由有關商品生產所需的相對勞動量以及其送上市場以前資本積壓時期的利潤率兩個原因決定的”。如果李嘉圖真這樣做了，那么他就徹底放棄了勞動價值論而走向要素價值論，但是他最終沒有走出這一步，在182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第三版中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
3.馬克思將資本定義為剝削工人剩余價值的社會關系
從19世紀開始，古典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早期社會主義者手中從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工具轉變成無產階級批判資產階級的武器，而無產階級經濟學家馬克思繼承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這一次他進一步發展了勞動價值論，更加徹底地發揮了勞動價值論的批判作用。
(1)馬克思論證資本和價值的關系
馬克思首先創新性地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和勞動二重性理論，指出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重屬性;勞動也有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兩重屬性。具體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商品之間相互交換的尺度只能是價值，即商品中凝結的抽象勞動時間，而且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可見，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
同樣資本和使用價值及價值也存在著兩重關系。在和使用價值的關系上資本的具體形式—生產資料和具體勞動一樣構成商品使用價值的源泉，“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泉源。在和價值的關系上，生產資料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是新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它不增不減地轉移到最終產品的價值中。在最終產品的價值構成C+V十M中，C就是生產資料的價值的轉移部分。因此資本或生產資料既是使用價值的源泉，也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但是僅此而已，它絕對不是價值增殖的源泉。馬克思明白地寫道: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只有勞動才創造了大于自身價值的價值。在C+V+M中，C是資本價值轉移的部分，而V十M則是活勞動創造的部分，其中V補償勞動力商品的價值，而M是作為產出大于投人的增殖部分，是活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但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不僅如此，獲得這個價值增殖部分—剩余價值才是資本家生產的目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于其他經濟形態的特征，同時也是馬克思經濟學分析的特定對象。
(2)馬克思資本、利潤的定義和性質
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理論分析的特定對象，馬克思的資本概念是歷史性的。“有了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決不是就具備了資本存在的歷史條件。只有當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產生”，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當勞動力沒有成為自由買賣的商品的時候，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具備成為資本的條件;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下，沒有了勞動力商品，生產資料也不會表現為資本。
不僅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資本體現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社會關系。前面我們分析了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論證了資本不是價值增殖的源泉，而資本家利用生產資料私有權無償占有了這部分剩余，馬克思規定當價值增殖的部分不能歸于它的創造者—工人階級時，剝削就產生了。因此，資本家占有剩余價值的實質是利用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剝削工人階級。至于資本家獲得的收人無論表現為利潤、利息或其它形式，都是從剩余價值轉化而來，因而屬于剝削性質的收人。資本收人是剝削收人的本質在市場競爭中由于具體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而被掩蓋了。
以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社會關系為目的，馬克思明確規定資本的本質不是物，不是一個個具體的機器、廠房、設備，而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工具。“像其他一切發展勞動生產力的方法一樣，機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縮短工人為自己花費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長它無償地給予資本家的工作日的部分。機器是生產剩余價值的手段。從根本上說建立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資本只能體現剝削性質的社會關系，勞動價值論是論證資本剝削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反對資本關系的武器�！顿Y本論》中的任何概念和分析都不可能為資本和利潤的合理性服務，而任何試圖調和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利潤的嘗試都將會丟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的精髓。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資本理論和古典經濟學家截然不同。對相同的分析對象做出不同的分析根源于兩者的階級立場不同，理論分析口標不同。馬克思為了揭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剝削性質，在區分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基礎上，把勞動價值論發展到極致，認為它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同時也把使用價值、國民財富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古典經濟學家無論是持勞動價值論還是要素價值論，一個根本的目的都是想促進經濟增長，財富增加。他們的價值概念從來沒有和生產力的發展、財富的增加和使用價值的增長分開過。在這樣的目標下，隨著實踐的發展，古典經濟學家逐漸接受了資本的獨立要素地位，把它正式納入價值構成因子中，同時為資本參與分配提供了價值論基礎。
二、要素價值論和資本理論
勞動價值論關于資本沒有生產性的論斷顯然不符合當時現實情況。19世紀初正是西歐國家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產業革命使得生產中機器設備的比例越來越大，逐漸超過和取代勞動成為主導生產要素。新的要素和生產方式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資產階級爭得自己的統治地位還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產力卻比過去世世代代總共造成的生產力還要大，還要多。“土地是財富之父，勞動是財富之母”,17世紀末，政治經濟學之父配第的名言在時代發展的面前顯得不足了。資本以現實為證要求經濟學理論對它正眼相看，以獨立要素的資格進人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
1.亞當·斯密的三種收人價值論初步接受了資本及利潤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除了勞動價值論還有一個價值論，即三種收人價值論。“工資、地租和利潤，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并且，平均的、自然的工資率、地租率和利潤率構成了商品的自然價格。“商品這樣出賣的價格，恰恰等于其價值”。于是除了勞動時間之外有了第二個衡量交換價值的尺度。那么兩者如何共存呢?亞當·斯密認為在原始未開化階段，所有的勞動產品歸勞動者所有，勞動價值理論適用;有了資本積累以后，資本和土地也要從勞動產品中索要報酬，三種收人價值理論適用。顯然，亞當·斯密并不覺得兩種價值論有什么沖突。然而，我們知道這是從完全兩個不同的思路理解價值。三種收人價值論的成立必須建立在承認資本也是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的基礎上，從價值源頭上為利潤找到合理的來源，否則就需要交代沒有參與價值創造的要素參與價值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亞當·斯密在歐洲大陸的追隨者薩伊第一個把資本獲得收入的合理性建立在資本要素具有獨立生產力性質，本身同勞動一起參與了價值創造的理論基礎上。
2.薩伊確立資本的要素地位
薩伊在1803年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確立了資本的生產要素地位，明確指出資本是同勞動、土地一樣具有生產力的獨立要素。薩伊明確界定了資本，它包括工具、勞動者的生活必需品、原料、建筑物等，這些是區別于勞動和土地原始要素的實物形態的要素。“事實已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于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作用和協力” “如果沒有資本，勞動就不能生產什么東西。資本必須和勞動協力合作，這個協作我叫做資本的生產作用”。薩伊還明確利潤是資本要素生產力的報酬，資本同勞動和土地以平等的地位參與分配，“所創造的價值，歸地主獲得的那一部分叫做土地的利潤…分配給資本家的部分，叫做資本的利潤…分配給工人的部分叫做勞動的利潤”。至此，“三位一體’，公式在要素價值論的基礎上肯定了資本獲得收人的合理性，這奠定了現代主流西方經濟學資本理論的基礎。
3.約翰·穆勒調和勞動價值論和資本節欲論
然而在勞動價值論的故鄉—英國，資本要素地位的確立就沒有這么順利了。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約翰·穆勒在資本的問題上顯然無法擺脫英國古典學派勞動價值論深厚傳統的影響，但是又不得不對資本現實做出進一步的妥協。他自稱“我是各種矛盾學說的接受者”。在資本理論上他既接受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又引人西尼爾的節欲論，力圖調和兩者，除此之外對資本理論他并沒有更多的貢獻。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他給資本下的一種定義是“這種勞動產物的積累就是資本”，而“資本為生產所作的事情，是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場所、保護、工具和原料，以及在生產中供養勞動者。……無論什么東西，只要用在這個方面，即用來滿足生產性勞動所必需的以上各種先決條件，就是資本”。所以，“我們常說‘資本的生產力’。這種說法嚴格說來是不正確的。只有勞動和自然要素才具有生產力，即使牽強附會的說資本的某一部分具有生產力，這也只是指工具和機器，這些東西，可以說像風火水一樣與勞動相配合”。這顯然察承了傳統的勞動價值論不接受資本具有價值創造作用的論調。同樣，在利潤的來源上，他說“利潤產生的原因，是勞動生產出超過為維持其本身所必需的生產物……利潤并不產生于交換中，而是產生于勞動的生產力”。
但是，怎么解釋勞動價值論和資本取酬之間的矛盾呢?現實不允許小穆勒停留在勞動價值論上，他的解決方法就是吸收西尼爾的節欲論。在資本的來源上，“所有的資本，特別是全部增加的資本，乃是節省的結果”而在分配領域“工資是對勞動的報酬，同樣，資本家的利潤，按照西尼爾先生的確切說法，則是對節欲的報酬我們可以看出，小穆勒在資本理論上既想堅持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傳統，又不得不調和勞動價值論和現實中資本取酬之間在邏輯上的不一致，因此，西尼爾節欲論時常又在他解釋資本和利潤來源的時候扮演一個重要而又探頭探腦的角色。
最終，小穆勒在生產費用價值論上完成了勞動價值論和資本收人之間的妥協，“大多數物品是以它們的生產費用的比率或它們的所謂費用價值，自然的相互交換……一生產費用的普遍要素是勞動的工資和資本的利潤。生產費用價值論的提出到達了古典客觀價值論的頂峰，正因如此，約翰·穆勒被尊為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1890年，生產費用價值論和后來的主觀效用價值論被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馬歇爾綜合在供求均衡價格理論體系中，成為現代經濟學解釋價格決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資本認識的現實沖突和解決途徑
通過歷史回顧，我們發現在經濟學的古典階段對于資本性質的不同認識建立在不同的經濟學價值論的基礎上。其中，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而約翰·穆勒等人的資本理論建立在要素價值論的基礎上。然而，在階級立場和歷史哲學觀上，亞當·斯密、李嘉圖和約翰·穆勒作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出現，馬克思卻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前者的經濟理論是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因而具有前后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為目標的，是對前者的否定和揚棄。他們對于資本范疇的認識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西方經濟學中的辯護者，他們在資本和財富使用價值的關系范疇上討論資本;第二個方面是馬克思批判的經濟學，他在資本如何體現特定社會關系的范疇上討論資本。從古典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到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小穆勒，認識資本經歷了一個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發展過程，他們之間的區別是經濟思想的不完善和完善之間的區別，因而較容易調和。而馬克思的資本理論和他們之間的區別則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社會關系的不同立場之間的區別，因此互相之間無法妥協。
歷史似乎再次重演，19世紀初理論界所面臨的資本性質的分歧問題重新出現在我們面前。當前理論界有三種傾向，一種傾向要求根據實踐發展，承認資本等非勞動要素的生產力性質，接受要素價值論，承認利潤等資本收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全盤接受西方經濟學內在的自由主義思想。第二種傾向則把當前的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歸咎于私有制及資本范疇，要求逐步取消私有制、消滅資本范疇，恢復公有制和勞動價值論的主導地位。第三種觀點則試圖通過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通過擴大勞動范疇等方法找到資本和利潤的合理性的證據，調和勞動價值論和資本范疇之間的分歧。筆者以為三種觀點都不足取。
實際上，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但是不一定要堅持勞動價值論，更不能通過擴大勞動范疇來發展勞動價值論;同樣我們接受西方經濟學的要素價值論，但是不能全盤接受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根據實踐，筆者認為資本具有雙重屬性。作為要素，資本生產力性質的發揮是創造財富、提高社會生產力不可或缺的因素。進而資本所有者因為正當使用資本而具備參與最終產品分配的資格。否認資本的生產力性質不利于正確認識財富的來源，不利于發揮資本要素對于財富的增益作用，最終將會導致效率的損失。然而，我們也要認識到資本要素所有者和勞動者分享產品的關系也會體現不同的社會關系，從而資本也具備一定的社會屬性。如果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分享產品的關系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資本體現和諧的社會屬性;如果資本所有者憑借資本所有權侵犯勞動者的合法、合理的權利，那么資本體現剝削的社會屬性。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人文關懷的精神，堅持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平和公正的追求。體現在資本問題上，我們在承認資本要素地位的同時，不能對客觀存在的勞資之間力量的失衡視而不見，而是要通過制度設計切實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階級的各項權利，防范勞動者遭受來自資本的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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