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比較文學的論文

用比較文學的論文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下面是關于用比較文學的論文的內容，歡迎閱讀！

　　[摘 要] 在中國比較文學繁榮的背后，有些基本性、原則性的概念和認識依然存在分歧，其學科性質等依然有爭論，我們認為，比較文學屬于普通文學范疇，是對人類所有文學現象的分析與研究；其學科目的與其學科性質相關，即在關注文學“普適性”的同時，也應給予“差異性”相應的地位；其研究范圍應僅限于“文學領域”，過度“泛化”不僅不會拓展學科生存空間，反而會使學科陷于尷尬；從我國比較文學發展的階段來看，當務之急，是注重理論建設，加強學科“實”的建設，而非“名分之爭”，“名實相符”時，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自然就會確立。

　　[關鍵詞] 比較文學 性質 范圍 目的

　　基金項目：本文為陜西省教育廳科研計劃項目“全球信息化時代語言規劃與語言教育政策的國別研究”（2010JK011）系列成果之一。

　　自歌德(1827)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到波斯奈特(1886)提出“比較文學”的名稱，如今“比較文學”作為一門正式學科業已走過100余年的歷程。西方的比較文學研究自19世紀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強勁，以至到了20世紀中期差不多成了文學研究領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學科，但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比較文學研究每況愈下，幾近死亡，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與此同時，比較文學卻在中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有學者斷言，“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心已經移到了中國[2]”。但在分析考察這些大量的成果之后，我們依然“能看到明顯的分歧，由此也隱含著若干爭論，并反映出眾學者認識上的一些困頓[1]”。

　　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

　　在一門學科已經發展了近百年還在探討其學科性質是不得已的，“這是因為它‘患’有一個自它誕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個與生俱來的‘病’：學科地位歸屬不明。眾所周知，作為一門新興的、年輕的邊緣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地位一直歸屬不定:在美國的某些大學，比較文學本來已有自己獨立的系，但近來卻被歸屬于英文系了；在中國，自80年代初起，比較文學一直是歸屬在‘外國文學’學科下的，但是從前幾年起它卻被劃歸到了‘中國文學’學科的門下。比較文學被如此劃來劃去，不是基于對這門學科的科學論證，而是出于人們對這門學科的主觀印象，即從事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者覺得，研究比較文學是外國文學研究者的事，而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又覺得，研究比較文學是中國文學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較文學成了我國人文學科中的‘蝙蝠’”[3]。

　　我們認為：比較文學屬于文學，既不屬于外國文學學科，也不屬于中國文學學科，嚴格講來，應該屬于普通文學，（就這一點看，與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學的關系相當），是外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上位學科。

　　此外，比較文學與翻譯學，譯介學的關系也值得探討，張旭（2007）對此有深刻的論述，此不贅述。

　　比較文學的學科目的

　　如果前文對比較文學的學科性質判斷正確的話，那么，比較文學的學科目的就會相對清晰。這一點從比較文學的命名上也可略窺一端，運用“比較的方法”，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或同或異”。所以比較文學的宗旨就是“探求文學的普適性與差異性。”樂黛云先生（2009）認為：“沒有差異就不成其為世界。但是差異在世界上并非各不相干，而是在某種普適性之下共存……應該說，普適性寓于差異性之中，正是有了差異性，普適性才有意義，反之亦然。只強調差異，把差異變成了各個互不相干的孤立存在，而排除了差異之間對話、溝通、互補的共同基礎，結果只能是既取消了普適性又取消了差異性……人為地使差異性和普適性之間發生深刻的斷裂，片面強調差異之間的“不可通約”顯然是不可取的。特殊性與普適性之間的斷裂，影響了各方面的和諧，使對話難以進行，社會難以發展。重新溝通和彌合這種斷裂，回返普遍與特殊的正常關系是發展多元文化、保護文化生態、緩解文化沖突，更是使比較文學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環節。[4]”

　　法國學派偏重于“法國文學給予其他民族文學的同”，美國學派則側重于“沒有影響的各民族文學之間的同”，相對而言，對各民族文學的差異關注不夠。當代中國的比較文學學者則在關注文學“普適性”的同時，給予了“差異性”相當的地位。

　　比較文學的研究范圍：

　　“范化”與“窄化”，即文化性與文學性的關系

　　比較文學的泛化肇始于美國學派的誕生，在對法國學派進行批判之后，美國比較文學家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一文中提出，比較文學不僅僅是研究“超越一國范圍的文學”，它還要研究“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他科學、宗教等之間的關系”[5]。美國比較文學家的定義，尤其是它的“跨學科研究”，即文學跟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文學與其他科學、宗教等之間的研究，大大拓展了傳統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為比較文學研究展現了廣闊的研究前景，但與此同時它也種下了日后西方比較文學研究中泛文化研究的禍根。對這把“雙刃劍”，學界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看法。黃念然先生（2005）[6]結合當代文學理論發展的大背景，認為：“當代文學的泛化有深刻的現實背景或歷史文化語境的支撐，無視這一背景而固守文學理論的獨立性或'不可通約性'，只能使文學理論的研究視域變得越來越狹窄，……在文化的互融性中去尋求文學理論研究的多元開放，是適應時代要求的，也必將為文學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拓寬視野或道路。”

　　而更多的學者則堅持比較文學的文學性。北京大學孟華教授在談到當前西方比較文學界存在的泛文化研究趨勢時,批評了“有不少的研究不僅脫離了具體的作品和文本，而且脫離了文學本身，完全進入了寬泛的文化領域”[7]。劉象愚教授則針對“比較文學向漫無邊際發展的現狀”強調“在什么是文學這個問題上，堅持文學的虛構性、想像性等基本特征;在什么是比較文學這個問題上，則要在承認比較文學跨文學、跨文化、跨學科研究領域的前提下特別強調‘文學本科中心論'”。[3]謝天振先生[8]強調“文學性，這是比較文學研究的生命線�！泵险岩阆壬鷦t認為：中國比較文學發展的30年，是“從文學、文化逐漸回歸文學的30年�！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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