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哲學問題研究論文
一、政治經濟學批判話語的缺失與人學的理論困境
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對傳統教科書體系進行整體性反思的過程中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是什么？在這場討論中，馬克思主義與人本主義的關系成為理論界關注的焦點問題，而首先展開的是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在這場爭論中逐漸形成了三種代表性的研究路向與理論興趣：一是人學研究思路。代表性的學者是吉林大學的高清海先生，他受到馬克思關于人或社會的三種形態理論的啟發，即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才能到達人的最高發展形態（即“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的形態），即由人的“類”本性決定其必然去向，由此形成了“類哲學”的思路。[1]二是實踐唯物主義研究思路。有許多學者基于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反思提出了實踐唯物主義的問題。他們在文本層面上以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論著關于“實踐”的論述為立足點和出發點；在理論層面上以“實踐”為核心概念來重新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實踐的唯物主義”來概括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特征本質，形成了一股頗具影響的哲學思潮。三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思路。從學理上講，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的回答需要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即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因此，人學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研究路向之爭便直接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重大理論分歧之爭。其爭論焦點是，代表馬克思成熟思想的經典著作，到底是人學韻味濃厚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還是更為強調現實實踐邏輯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或《德意志意識形態》？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無意識地突破了人學與實踐哲學的范式之爭，十分敏銳地提出，馬克思晚年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馬克思主義人類學這個問題。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關于歷史學、人類學的轉向以及馬克思主義人類學這個問題，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理論研究動向，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無法繞過的問題；但在當時，這一問題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將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類學問題上，他當時提出馬克思對社會人類學問題的思考貫穿其一生，在思想發展上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哲學階段、政治經濟學階段和文化學階段。[2]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人類學問題對于重新認識和理解馬克思整個學說的重要性并沒有引起整個學界的充分重視，因此學界未能進一步對馬克思的人學與人類學思想進行系統研究。其原因有許多方面，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局限于傳統教科書體系（即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需要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研究突破作為支撐（正如馬克思本人哲學思想的發展與他的政治經濟學和政治實踐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個重要理論特質；在當時，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并未同時取得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樣的進展，因此單純依靠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自我革新很難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性創新。
在無法獲得政治經濟學與政治學學科支持的情況下，馬克思主義哲學單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從而使得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等問題的討論不能突破哲學的學科意識束縛，走向更廣闊的理論天地。當前學界所熱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性問題以及“現代學術建制和理論研究的學科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性的影響”正是針對這種學術分工體制的弊端提出的。[3]從研究范式轉換的角度來看，80年代的一個重要成果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開始擺脫教科書的“體系意識”來思考自己的“問題意識”。不過，從現在的理論視野來看，這種問題意識其實是一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這種基于學科視角的問題意識開啟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理性思考與學科建構，到了20世紀90年代，在學科建設意識的主導下，哲學研究呈現專門化與學術化的趨勢，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與政治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科學社會主義）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專業，但與此同時彼此之間也越走越遠，甚至有分道揚鑣的苗頭與趨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來看，其最重要的經驗是打破經院哲學（即所謂的學院哲學）的束縛，而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則是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因為“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4]161。哲學學科意識的束縛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的缺失，對于當時的人學與類哲學研究而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沒有理解馬克思“歷史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與人學、類哲學的重要關系，同時也沒能與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人類學研究等相關學科進行有效對話。
二、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與人學思想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與人類學具有密切的關系。人類學把自己的學科定義為“研究人類的本質的學科”，這一學科體系的形成，雖然與殖民主義在全球的擴張緊密相連———它在19世紀的學科分工體系中被定位為對原始社會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隨著殖民體系的解體，人類學已突破異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義其對人類整體多樣性的研究。正如有學者所認為的，人類學學科除了從某一學科的角度進行人類學研究，更為前提性的則是哲學層面的理論基礎，即涉關存在論———基于人作為一種存在來探討人類發展的起源、人類發展的動力、人類創造的文化、人類發展的規律、人類前進的方向等。[5]人的本質是什么，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人學研究所關注的哲學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人類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中，有些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學派把人定義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動物�；浇躺駥W則認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絕不可能是像動物一樣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學回落到神學邏輯中。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為中心對抗基督教神學的以神為中心，它不僅重視人的自然本性，也關注人類的理性和意志，從而引發了近代哲學的“主體性”問題大討論。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進化學派觀點把人看作是由猿猴進化而來，從而將自然主義人學推向了極端；作為自然主義人學思潮的反向運動，歐洲大陸的思想家們則在對宗教神學的反思中發展出了理性主義人學思潮，這一基于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笛卡爾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題中被準確地表達出來———“我思”是人的本質特征，“我思”是人與動物的關鍵性區別。這種人類理性的本體論思想在德國古典哲學中發展到了某種理論上的極致。德國古典哲學不僅把“我思”（觀念）理解成人的本質，而且把它作為哲學的對象來進行研究，從而建構起龐大的觀念論思想體系，并最終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達到頂點。而在德國的觀念論思想之外，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路向，即發現人不僅是一種自然動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與歷史的產物，因而提出了“歷史哲學”的問題，這一問題域在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康德和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不斷探索下，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深厚歷史感和歷史哲學韻味的人類學思潮。這種具有深厚歷史感的人類學思想路向，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便是歷史科學。今天，隨著馬克思哲學研究以及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深入，我們應當重新拾起一度中斷的馬克思主義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并將這種反思推向一個自主性的理論建構。這是中國學界走向理論自信的表現。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術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包括人類學）、政治學等學科上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為我們重拾人學與類哲學的話題提供了極好的學科背景。我們應當在這個基礎上將政治經濟學和哲學（類哲學）有效溝通起來，以打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新視野。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只是一個在學科意識的束縛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稱”———因為學科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行規。換言之，馬克思主義人類學這一提法只是一個“方便法門”，讀者可以不必拘泥于這一名稱本身，重要的是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涉及兩個重要的理論：一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馬克思的人學（人道主義）思想。關于第一個問題，即如何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過去我們之所以無法把政治經濟學與類哲學有效結合起來，是因為我們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受限于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體系。實際上，在馬恩經典著作中，他們所闡發的政治經濟學跟蘇聯所編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有差異的，其重大差異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定義來解釋一下。恩格斯認為，政治經濟學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廣義層面，一個是狹義層面。狹義政治經濟學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因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里面談論的勞動價值論、資本、貨幣、商品等這些實際上是隸屬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的設想，馬克思有一個宏大的理論構想，但并沒有完成，只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即《資本論》第1卷）。根據馬克思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設想，狹義的政治經濟學應當有六大部分，分別為資本（這部分后來演化為《資本論》的整個體系）、國家、土地、國際市場、國際貿易，還有一部分是關于勞動的問題。換言之，蘇聯學界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只是馬克思本人關于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馬克思生前還沒有來得及把他整個思想完整地建構出來。而廣義的政治經濟學———實際是歷史科學，按照恩格斯的定義，它指的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規律的研究。廣義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對象和范圍上更為廣闊，它不僅僅包含資本主義社會，也包含前資本主義社會，另外還包含東方社會，這是一個更大的范疇。這一廣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恰恰與文化人類學的研究對象相重合，而狹義政治經濟學則與經濟人類學具有諸多共同之處。關于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關于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不得不提到他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在此我們主要以康德和費爾巴哈為例來說明。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性人物康德最后出版的著作便是《實用人類學》，鄧曉芒認為它“是康德二十多年講授‘人類學’課程講稿，也是康德本人自己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康德畢生的書齋生涯其實都是以人的現實生活為背景，他那一切令人生畏的思辨最終都有一個集中的主題，這就是人的存在和使命”；因此，“僅僅從認識論上的‘批判哲學’來看待康德哲學已經顯得過于狹隘，必須從人類學的立場來考察康德整個哲學體系”。[6]1—2從這一角度來看，康德哲學的重要貢獻是將神學（宗教問題）人類學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這一思考路向顯然深深地影響了馬克思。費爾巴哈作為直接影響馬克思的思想家，他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哲學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以期恢復人在哲學中的地位，這使馬克思豁然開朗。
恩格斯后來在回憶時寫道：“馬克思曾經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而這種新觀點又是如何強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圣家族》中看出來�！盵7]222因此可以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在批判與吸收德國古典哲學中人類學思想資源的基礎上誕生的。過去，我們把馬克思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這種關系簡單理解成是與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唯物主義）以及黑格爾辯證法的關系。在這種理解范式中，我們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史細節，這就是：不應把康德、費爾巴哈、黑格爾等簡單理解成一個純粹的哲學家，他們同時還是一個人類學家、歷史哲學家。因此，對馬克思人學思想的把握不能僅限于哲學，而應立足于廣義的人類學。除了德國古典哲學中的人類學思想與古典政治經濟學影響之外，馬克思還吸收了19世紀人類學進化論派的重要理論成果。摩爾根、泰勒、巴斯蒂安等古典進化學者認為，人類擁有共同的起源、本質和心理結構，因而必然產生同樣的文化，社會的發展因此而具有了共同的途徑并且由低級向高級進化。這一文化人類學所持的進化史觀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也有所體現，比如馬克思那個著名的比喻———“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我們雖然不能把馬克思的五種社會經濟形態與三大社會形態理論簡單地理解成文化人類學的進步史觀（西方學者往往持這種觀點，他們實際上是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地理解成了19世紀的文化人類學。比如吉登斯在書寫西方社會理論時就把馬克思的學說視作19世紀的理論，而這一觀點得到許多西方學者的認同）[8]，但誰也無法忽視二者之間的這種理論關系。關于馬克思的人類學思想與西方19世紀文化人類學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還有待于學界做更進一步的研究。本文對此所提出的問題是，需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進行思考。達爾文的進化論雖然對馬克思產生了很大影響，但與之不同的是，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的視域提出了一個人與猴子之間的重要區別，這就是勞動———人能夠使用工具的勞動構成了從猴子到人進化的最關鍵環節。關于“勞動”這個命題可以視作馬克思人類學思想的核心，它在馬克思早期的經濟學哲學研究中是以“異化勞動”這一重要命題出現的；在馬克思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勞動”轉換成“生產”，而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中則被進一步提煉成生產方式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概念。關于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分配、交換、消費———以及這個過程中所存在權力結構的問題，當代西方經濟人類學做了相當多的研究�？枴げㄌm尼在其著名“嵌合論”中提出，經濟是嵌合在整體的社會文化制度之中，在血緣關系、宗教信仰和社會習俗所決定的人們行為中實際上暗含著生產、分配、交換等經濟功能；當代一些激進的社會批判理論家如“巴塔耶、鮑德里亞和薩林斯分別以‘耗費’、‘象征交換’和‘意義’作為關鍵詞，建構了反對資本主義的功利主義和拜物教邏輯的普遍理論框架”[9]。實際上，經濟人類學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要研究和揭示的內容。在今天，我們之所以不能有效回應當代西方左派理論家所建構的各種“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一方面與我們自身的人類學研究不足有關；另一方面，更與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不足相關。因此，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為基礎，突破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意識的束縛，從廣闊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視域來重新理解20世紀80年代的人學和類哲學問題，是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一項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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