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社會發展調研報告

農村社會發展調研報告

　　此次調研，對于村落和被調查人完全采取了隨機取樣調查，保證了數據采集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調研團雖然結束了在xx的調研活動，但為了保證調研的可比性和普遍性，調研團的成員又決定加印問卷返回各自的家鄉，展開追加調研，為此次調研能真實地反映問題增加素材和數據。近年來，我國的“三農”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黨的“十六大報告”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了“三農”問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更是將“三農”問題的解決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認為：“農村工作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全國的現代化;沒有農村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就沒有全國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65歲以上的農村留守老人有近2000萬，這是一個多么驚人的數字啊!子女闖天下，老人守 “空巢”。生活孤獨，缺乏照顧，卻時刻掛念兒女，這就是農村留守老人的縮影啊。然而，在外務工的子女普遍地只把贍養義務理解為源源不斷的物質供給，忽略了對父母精神上的噓寒問暖。留下的是踽踽獨行的老人每日不斷地守望家門，盼星星盼月亮，盼著自己孩子早日回來。這讓我想起之前我們走訪的那些老人，每一個都是蹣跚而行，有的由于年老身體不適還要照看自己的孫子。兒女離開，孫子尚小，為了整個家，不得不自給自足。一輩子就這么辛勞度過，沒有享受過一天的福，這真是做兒女的悲哀!

　　如今，留守老人問題還未引起廣泛的重視。但無論如何，他們是為我們的成長付出辛勞的功臣。先在他們已是日薄西山，他們缺乏社會的關愛，承受骨肉兩地分離的痛苦。在物質文明逐步走向發達的今天，留守老人的大量出現是社會發展尤其是農村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必然現象。我們應該理智看到留守老人是社會群體中的弱勢者：他們年老力衰，他們動作遲緩，他們招人嫌棄，他們是經濟上的低收入者，他們是生活上的低層次者。正是由于這些的特殊性，就決定了他們很難依靠自己安度晚年。因此，這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更需要家庭子女的理解與關心。總而言之，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子女們，掙錢只是一個生存目的，老人則是自己的至上親人。當有一天老人已不在人世，那時候想著盡孝早己為時已晚!所以，留守老人的問題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關心與社會的關注，另一方面也需要子女�；丶铱纯�。只有這樣，他們才會快樂地安度晚年。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很多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得以保護，農民基本能夠解決溫飽問題，但農民普遍抱怨種子、農藥、化肥、管理等導致種植成本居高不下，中央惠農政策不到位等問題，同時靠天吃飯、種糧不賺錢等狀況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在走訪中，他們還注意到，一個村子的領導的水平就直接決定了整個村子的發展狀況，“三農”問題的解決首先需要一批眼界開闊，踏實為民的村干部。見到了農村醫療資源的缺乏、農民生活的困苦、農民居住環境的差亂，但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農民文化水平的低下.

　　首先，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增加農民的收入，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中外的歷史經驗都表明，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就是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工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只有實現農村勞動力不斷的、大量的從農業轉移到非農產業，才能有效的提高農民收入。要實現農村人口的轉移，一方面城市要有足夠的勞動密集型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轉移出來的農村人口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素質，來適應城市里面的工作，農村勞動力素質則關鍵取決于農村教育水平。農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在城市只能從事最底層的工作，本來背井離鄉與親人分離就是很悲哀的事，再加上在城市身份地位的低下，給農民工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農民工在城市的工資也是最低的，除去生活開支以及兩次農忙和過年三次回家的路費，使微薄的收入所剩無幾。由于文化水平低，農民工沒有法律上的自我保護意識，在外出務工時不會意識到要與用人單位簽訂合同，即使簽合同也不了解合同中的內容，以至于很多農民工勞累了一年，到年底卻拿不到工資。從心理和經濟方面考慮，農民都不愿意外出務工，用濉溪縣一位領導的話說就是“農民在有飯吃的情況下都不會外出打工”，這主要是由農村低下的教育水平引起的。農村居民受教育年限低阻礙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難提高。

　　其次，由于農民文化水平低，農業技術很難在農村推廣，推廣速度慢。農村田地產量低、種植的作物品種單一，再加上安徽省農村居民人均耕地較少，大多數農民只是把農業種植作為一年口糧的來源。在調研中，濉溪的一位四十多歲的農民說他們多年來都是冬季種小麥，夏季種大豆，種植方法也從沒改變過。他給我們算了一筆帳：小麥一畝地最多產900斤，價格是7角/斤，大豆一畝地最好能收入400元，一畝地一年的毛收入一千元左右，扣除化肥、農藥等，一畝地一年的凈收入為500—600元，除去家人的口糧剩的就更少了。當問到是否需要農業技術時，他立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說“書上關于種植、養殖的都看不懂，要政府派人‘手把手’的教是不可能的，農民太多了”。第一產業作為農民增收的來源之一，所起的作用太小，他們不能把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應用到生產中。

　　再次，以農民現在的文化水平很難了解和理解國家的經濟政策。農民受教育的程度決定了他們的娛樂活動主要是打牌、看電視和聊天，但看電視又很少看新聞，所以他們幾乎沒有了解國家經濟政策的途徑。在調研過程中，像“社會治安”、“最低生活保障”、“環境保護”等最常用的詞語，都要給他們解釋很多，他們才能理解，更談不上理解國家經濟政策的條款了。因此也不知道國家經濟政策的引導方向，抓不住致富的機會。由于知識水平有限，農民參與管理及創新的積極性較低，大多數人都是隨大流，不愿意積極的尋求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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