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新常態：規模質量效益須協調推進

中外合作辦學新常態：規模質量效益須協調推進

　　中外合作辦學新常態：規模質量效益須協調推進

　　第六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會議現場

　　“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提高高校教學水平和創新能力，使若干高校和一批學科達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作為發展特色高等教育的探索，如今，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機構數量已達到2371個。漸成規模的同時，問題也接踵而至。未來幾年，中外合作辦學規模如何適度發展?質量和效益如何提高?日前，在第六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專家呼吁，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推動中外合作辦學的規模、質量和效益協調發展。——編者

　　中外合作辦學育人特色初現

　　11月12日，作為“未來之聲”中國青年代表，溫州肯恩大學(以下簡稱溫肯)學生夏雪飛赴馬尼拉，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23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活動。隨后的幾天，夏雪一直處于忙碌狀態：與各成員國代表一起發表青年宣言，與第四屆亞太經合組織工商咨詢理事會成員對話，訪問亞洲發展銀行總部、當地企業與社區，并與各國政商界領導人直接面對面交流。

　　“這次出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當今世界形態，與各國青年人進行交流分享，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體驗。”夏雪說。

　　今年7月，時為溫肯金融系大二學生的夏雪，在2015“APEC未來之聲”中國區選拔活動總決賽中，從3000名學生中脫穎而出，與來自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兩位學生贏得特等獎，并最終獲得相關活動的參會資格。

　　“夏雪僅是溫肯的一個代表，作為一所中外合作大學，溫肯融合中美教育教學方法，目標就是培養具有全球視野、通曉國際規則和事務、具備創新能力的高素質、國際化人才。”說起夏雪此次成功突圍，溫肯副校長錢強一點也不意外。

　　“中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之后，積極探索有特色、高質量的大學教育已是當務之急。”在日前由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為會議支持機構、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聯合浙江省教育廳等機構主辦、溫肯承辦的第六屆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上海紐約大學校長俞立中如是說。

　　在俞立中看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呈現多樣化特征，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崗位對人才的要求也很不一樣，因此亟須多樣化的辦學模式培養多樣化的人才。“中外合作辦學正是其中一類。”

　　隨著數量的不斷增加，中外合作大學在注重辦學質量和效益時，尤其強調特色發展。比如，上海紐約大學打破文理科壁壘，在課程設置上模糊學科邊界，一門課綜合多學科知識，使通識教育成為卓越教育的基石;昆山杜克大學創新辦學理念，立足“小而精辦學”;溫肯則從一開始就深化產學研結合、助推學城聯動，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發展。

　　正如俞立中所言：“創建中外合作大學的價值不在乎增加幾所大學，而是尋求高校體制機制的創新突破，形成高教改革‘特區’。”

　　從“快速生長”到“適度規模”

　　歷屆年會上，像溫肯、上海紐約大學等集聚高成本投入、高水平生源，并真正與世界一流大學“融合”的中外合作大學負責人的發言都會成為會議的亮點，并被與會嘉賓“追捧”，儼然他們已經成為中外合作辦學“金字搭”尖上的“明珠”。但這并不代表全部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的水平。

　　1995年《中外合作辦學暫行規定》發布以來，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在20年間實現了“快速生長”，總數從71個增加到2371個。尤其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頒布以來，中外合作辦學“速度”與“激情”尤為凸顯：2010年以來，新批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總數累計為610個。5年來，平均3天就誕生一個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目前，全國中外合作辦學在校生規模約56萬人;中外合作辦學畢業生已超過160萬人;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每年招生數超過10萬人。

　　“激情”過后，一些經過精心培育、獨辟蹊徑的項目、機構開始“繁花滿枝”，并靜待“碩果累累”，但“一地雞毛”者也常常有之。

　　對此，高層領導對中外合作辦學曾作出一系列重要批示，并特別指出中外合作辦學中的一些錯誤傾向，比如一些省市和學校從不正確政績觀出發，競相申報中外合作大學，甚至引發惡性競爭，造成“樣子工程”、“浪費工程”;一些省市和學校“一哄而起”，變相造成高等教育“新一輪擴招”。

　　這些批示同時要求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規劃，注重質量建設，強化規范管理，健全審批機制，合理布局學科專業，不斷提升辦學質量和水平，推動高校提高國際化辦學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為全面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服務。

　　“實踐證明，規模、質量、效益，三者關系處理得當，就能總攬全局，保證中外合作辦學順利發展;處理不當，就會使中外合作辦學走彎路，付出代價。”教育部中外合作辦學理論研究基地、政策咨詢平臺和中心———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輝在年會上發出預警。在他看來，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到今天，其辦學規模、質量、效益基本關系應該有一個基本理論框架，即適度規模是基礎，創新質量是關鍵，提高效益是目標;在應用三者基本關系理論時，應堅持找準結合點原則、明確政策界限原則、突出發展重點原則、把握準入標準原則、允許差別化探索原則。應以新的發展理念統領中外合作辦學規模、質量、效益，以提高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注重發展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

　　“度”在哪里?

　　目前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總數已達2371個，其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數量也已占全日制高等學校在校生規模的1.4%，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一種特殊類型，中外合作辦學已初具規模。

　　走過了“野蠻生長”階段，中外合作辦學未來走向何方?一些在舉辦中外合作辦學之初就應思考的問題擺在決策者和辦學者面前：中外合作辦學的總體規模多大，發展速度多快，才叫“適度”?一個學校中外合作辦學應有多大規模，才足以推動學校自身的國際化發展?

　　“這方面的研究還滯后于實踐，目前亟待加強，并主動回應社會關切。”林金輝說。但“適度”是否意味“停步”，對此，林金輝持否定意見，按照林金輝的分析，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空間依舊很大，且應“適度”超前，但確定這個“度”要“頂天立地”，一是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中外合作辦學基本規律，與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國家大局相適應;二是要根據一個地方、一個學校的實際，“有需要、有條件再辦”。

　　從增量來看，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37.5%，照此速度，實現并超越教育規劃綱要規定———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的目標“指日可待”。“有可能達到45%左右，超出的5%將主要用于高教結構調整，擴大高職和中外合作辦學招生。”林金輝說。

　　從存量來說，2013年1月，教育部啟動了新一輪中外合作辦學評估，以2013年評估為例，當年有88個項目(約占當年本科及以上項目總數的1/10)因辦學不達標退出辦學(含評估不合格和自愿申請不參評并停止招生的)。據統計，近幾年，通過評估引退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超過100個。

　　“懲罰引退機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將使一些不達標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有序退出。當前的政策重點在于盤活存量、‘騰籠換鳥’。”林金輝坦言。

　　除此之外，中外合作辦學不僅是“引進來”，也包含“走出去”。

　　目前，全國經審批機關批準設立和舉辦的境外辦學機構和項目總數為103個，其中機構5個，項目98個;這些機構和項目分布在14個國家和地區。

　　“境外辦學方興未艾，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我國高校走出去辦學需求旺盛，應用技術教育合作辦學需求量大。”林金輝分析。但他也坦言，境外辦學與中外合作辦學還是有差別的，政策制定和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到這種差別。

　　“政策創新應著眼于不斷拓展發展新空間，開拓發展新境界，建立規模穩定增長機制。”林金輝說。

　　如何增質、提效?

　　教育部國際司代表在年會開幕式致辭中表示，五年來中外合作辦學已經進入新階段、新常態。“今后中外合作辦學要實現三個轉變：從規模發展向內涵建設轉變，從模仿復制向合作創新轉變，從學生流動向能力提升、聚焦優質轉變。”

　　縱覽近年來教育部對中外合作辦學的政策導向，不難看出，中外合作辦學發展進入質量提升新階段。對此，本刊曾在去年年會后做過相關報道。

　　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完成的教育部項目《中外合作辦學質量建設發展報告(2014年)》顯示：中外合作辦學質量監管體系日益完善;2013年12月，教育部發布的《教育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工作的意見》已經開始發力;2014年11月，高職高專中外合作辦學質量評估試點工作正式啟動;目前，教育部還在醞釀中外合作辦學優秀評估和高中階段中外合作辦學評估;與此同時，民間倡導的中外合作辦學認證也開始嘗試和探索。

　　從內部保障看，越來越多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開始深入研究合作課程、教學和師資等核心工作。

　　但中外合作辦學實現提質增效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作為公益性事業，如何避免麥當勞式的“連鎖店”、“斂財機構”等不良現象，與會人員表示，外部政策引導與監管起著直接作用。

　　在吉林大學法學院博士王奇才看來，中外合作辦學行政審批規范化是破解中外合作辦學發展“內生”難題的要求，即切實提升中外合作辦學的內在實力，真真正正地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提升辦學實力、實現內涵發展。

　　“除了嚴把入口關，建立完善的退出機制也勢在必行。中外合作辦學評估與認證制度還需要完善，評什么、誰來評、怎么評等問題需要深入探討。”林金輝說，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政策空白地帶亟待填補，比如，中外合作辦學的“合理回報”、引導民辦高校開展中外合作辦學并制定相關準入標準等問題。

　　“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培養高素質、國際化人才，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促進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促進教育管理體制機制創新，滿足社會多樣化的教育需求。”林金輝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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