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兒童心理彈性在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關系中的作用論文
近十幾年來我國流動兒童人數日益龐大，截止到2010年已達到3581萬，且有增長的趨勢[1]。目前，國內關于流動兒童的研究均一致表明，流動兒童的社交焦慮、孤獨感、抑郁、問題行為等心理和行為問題癥狀顯著高于城市兒童[2—4]，且流動性越高，兒童的社交焦慮、孤獨感就越強[5]。同時，在一項針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穩定性的追蹤研究中發現，流動兒童的內化和外化問題行為在一年內呈現穩定的趨勢[6]。為了幫助流動兒童的健康成長，其心理行為發展及相關影響因素得到心理學界研究者越來越多的關注。
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不完善，流動兒童在城市生活中面臨著許多不利因素的影響，其中歧視知覺是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劉霞等[7]總結了國內外有關歧視現象的研究發現，相比于客觀的受歧視程度，個體主觀感知到的歧視知覺對兒童的心理健康影響更大。綜合國內研究者十年來的幾十項關于流動兒童歧視知覺的研究發現，歧視知覺可顯著正向地預測流動兒童的社交焦慮、孤獨感、抑郁等內化問題[3，8]，而且這些研究呈現出了非常穩定一致的結果。但關于歧視知覺與兒童另一發展指標——外化問題行為之間的關系，之前的研究者還較少涉及。國外研究者開展了一系列有關移民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結果顯示歧視知覺對非洲裔、拉丁裔、亞裔移民兒童的吸煙、飲酒等外化問題行為均有直接的預測作用[9—11]。國內僅有的一些研究發現，生活壓力事件、負性社會環境等危險性因素可以正向地預測流動兒童的問題行為[4，12]，但有關歧視知覺和流動兒童外化問題行為關系的研究目前還尚少，尚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
盡管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的發展會產生不利影響，但研究顯示不是所有兒童都會出現心理發展的不良問題，兒童自身存在的一些保護性因素可緩沖危險性因素對其的不利影響，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彈性[13]。心理彈性指個體在經歷逆境后仍能良好適應并積極發展的過程[14]。近年來有關心理彈性的研究聚焦于心理彈性的保護性機制，即探討心理彈性是如何幫助個體在不利處境下獲得良好的發展。一些研究者根據心理彈性在個體應對環境時起到的不同作用提出了心理彈性的三個相關模型[14，15]，包括補償模型（強調危險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均可直接預測個體發展結果）、挑戰模型（強調不同程度的壓力可能具有挑戰和促進的雙重作用）以及保護模型（危險性因素和保護性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減少了不利后果的發生）。補償模型只簡單研究了心理彈性對發展結果簡單的預測作用，而挑戰模型更多局限于理論論證，實證研究較少。因此近年來研究者關注較多的是心理彈性的保護性模型。
心理彈性的保護模型認為，盡管危險因素會對個體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但心理彈性可在其中擔當"調節器"，它和危險性因素的交互作用會減少消極后果發生的可能性[16，17]。Rutter[18]也提出，心理彈性可以通過改變個體對危險性因素的認知、減少負性事件的消極連鎖反應、提高個體的心理能力以及為個體獲取更多資源提供機會等作用機制為處于危險性因素中的個體提供保護。同時，國內外的研究也為心理彈性的保護性模型提供了證據。一項針對有童年受虐待或創傷經歷的成人的研究顯示，心理彈性可以緩解創傷經歷對抑郁的不利影響[19]。國內一項對532名留守兒童的調查顯示，心理彈性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間調節效應顯著，心理彈性在負性生活事件與心理健康關系中可以作為—個緩沖因素，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20]�？偨Y已有研究可以假設，心理彈性也可以對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之間的關系起調節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探討流動兒童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之間的關系；同時考察心理彈性在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關系中是否起到調節作用，以期找到對流動兒童有效的保護性因素，為降低流動兒童問題行為的干預提供依據。
一、對象與方法。
1、被試。
以方便取樣、自愿參與的方式選擇北京市3所小學四、五、六年級的xx名流動兒童參與調查。其中男生xx人（xx%），女生xx人（xx%）；四年級xx人（xx%），五年級xx人（xx%），六年級xx人（xx%）。同時，來京時間小于等于3年的兒童有xx人，大于3年的xx人（缺失xx人）；無轉學經歷的兒童xx人，有轉學經歷的xx人（缺失xxz人）。
2、研究工具。
�。�1）歧視知覺。
知覺問卷測量流動兒童感知到的歧視。問卷共17題，采用4點計分（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兒童感知到的歧視知覺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α為0.85。
�。�2）心理彈性。
編制的心理韌性量表測量流動兒童的心理彈性水平。量表共27題，采用5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該量表分為個人力和支持力2個維度，其中個人力15題，支持力12題，總分越高代表心理彈性越高。該量表在國內青少年群體的應用中具有良好信效度[23]，在本研究中，兩個分維度量表的Cronbachα分別為0.82和0.75。
（3）問題行為。
量表修訂，讓兒童回答自己出現的問題行為的情況。量表共17題，采用4點計分（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總分越高代表兒童出現問題行為的水平越高。該量表在國內被廣泛用于兒童青少年的研究中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在本研究中，該量表的信度為0.88。
3、研究程序。
采用班級集體施測的方式，由有施測經驗的發展心理學研究生主試統一收發問卷。在施測之前，對所有主試進行問卷內容、指導語、注意事項等方面的培訓。數據收集整理后，采用SPSS18。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
1、流動兒童在歧視知覺、心理彈性和問題行為上的特點。
不同群體流動兒童在各研究變量上的描述統計如表1所示。采用Univariate對不同群體（不同性別、來京時間、轉學經歷）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歧視知覺方面，性別主效應顯著（F（1，535）=9.44，P<0。01），性別來京時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535）=4.92，P<0.05），其他主效應及交互作用均不顯著。簡單效應分析表明，來京時間小于等于3年時男女生感知到的歧視知覺無顯著差異（md=0.11，p>0.05），而來京時間大于3年時，男生的歧視知覺顯著高于女生（MD=2.56，P<0.001）。
在問題行為方面，僅性別的主效應顯著（F（1，530）=16.16，P<0.001），男生的問題行為得分顯著高于女生。采用MANOVA對不同群體（不同性別、來京時間、轉學經歷）流動兒童的心理彈性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在心理彈性總分上，轉學經歷（Wilks'λ=0.98，F=5.78，P<0.01）的主效應顯著，來京時間×轉學經歷的交互作用（Wilks'λ=0.99，F=3.78，P<0.05）顯著。
進一步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轉學經歷僅在個人力上的主效應顯著（F（1，535）=11.52，P<0.001），無轉學經歷的流動兒童個人力水平顯著高于有轉學經歷的兒童。來京時間×轉學經歷僅在支持力上的交互效應顯著（F（1，535）=7.18，P<0.01），來京時間大于3年的兒童中，無轉學經歷的兒童的'支持力水平顯著高于有轉學經歷的兒童，而在來京時間小于或等于3年的流動兒童中，有無轉學經歷的兒童在支持力上無顯著差異。
2、歧視知覺、心理彈性和問題行為之間的相關歧視知覺和心理彈性中的個人力和支持力呈顯著負相關，和問題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心理彈性中的個人力和支持力呈顯著正相關；問題行為和個人力、支持力均呈顯著負相關。
3、心理彈性的調節作用分析。
在控制了性別、來京時間和轉學經歷等變量之后，歧視知覺、個人力和支持力均對問題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同時個人力對歧視知覺與問題行為的關系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而支持力對歧視知覺與問題行為的調節作用不顯著。
為了更直觀地分析個人力對歧視知覺的調節作用，根據歧視知覺的得分將被試分為高歧視知覺組（歧視知覺得分高于均值一個標準差的被試）和低歧視知覺組（歧視知覺得分低于均值一個標準差的被試），用同樣的方法將被試分別分為高低個人力組，呈現個人力對歧視知覺與問題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由附圖可見，在低個人力組中，隨著歧視知覺的提高，問題行為也迅速提高；而在高個人力組中，隨著歧視知覺的提高，問題行為提高的斜率較為平緩。Simpleslope檢驗顯示，低個人力組兒童的歧視知覺對問題行為的預測作用高于高個人力組的兒童（β低個人力組=0.46，P<0.001；β高個人力組=0.18，P<0.01），即個人力的提高降低了流動兒童歧視知覺對問題行為的預測性。
三、討論。
1、流動兒童歧視知覺、心理彈性及問題行為的特點。
本研究發現，男生的問題行為得分顯著高于女生，這與已有研究得出的結果相一致[26，27]。來京時間小于等于3年時男女生感知到的歧視知覺無顯著差異，而來京時間大于3年時男生的歧視知覺顯著高于女生，這種差異可能是由于女生的社會適應性好于男生而導致[28]。
MANOVA分析結果顯示，有無轉學經歷的兒童在心理彈性的得分上具有顯著差異，該結果可作為轉學經歷對流動兒童心理健康影響相關研究的補充。之前的研究發現，高學校流動性兒童的社交焦慮、孤獨感等心理健康水平顯著高于低學校流動性的兒童[5]，這可能是由于轉學經歷可能會影響流動兒童的心理彈性水平，最終導致了兒童心理健康水平的差異。減少流動兒童的轉學次數、讓兒童穩定地進行學習生活，對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
2、流動兒童心理彈性對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在控制了性別、來京時間和轉學經歷等變量之后，歧視知覺、個人力和支持力均對問題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該結果驗證了歧視知覺作為流動兒童群體經常面臨的不利影響因素之一，可能會增加流動兒童的外化問題行為。而心理彈性可作為保護性因素，直接減少流動兒童的消極發展結果。此結果也與國外針對移民青少年的研究結果相符合。美國一項探討移民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危險性及保護性因素的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彈性的提升可顯著降低非裔和拉丁裔移民青少年的物質濫用、性行為等問題行為[29]。
同時結果顯示，心理彈性中的個人力在歧視知覺與問題行為之間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而支持力對歧視知覺和問題行為的關系調節作用不顯著。該結果說明了個人力可作為保護性因素與歧視知覺相互作用，降低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帶來的不利影響，這一研究結果與前人的理論相一致。Kumpfer和Bluth[30]提出的彈性框架理論也強調個體的特征作為與發展結果相關的最近端影響因素，在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中發揮了重要的保護性作用。個體在經歷消極事件之后，可以通過積極的認知、良好的情緒控制等方式緩解生活事件對自身的沖擊，促使其對生活狀況產生正面的評價和感受，減少環境中危險性因素對自身的不利影響，最終促使個體獲得高水平的發展[31]。流動兒童身上存在的個人力可能成為其重要的“保護罩”，將歧視等危險性因素的影響"隔離"在外，幫助兒童身心健康發展。
本研究結果對于減少流動兒童外化問題行為、促進流動兒童良好適應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在進行流動兒童心理健康教育時，不僅需要關注兒童面臨的不利處境及消極發展結果，更要善于發現其自身存在的潛力和資源，相信他們可以獲得健康成長。同時也為針對流動兒童的干預提供了新的證據和思路，即可通過提升流動兒童的心理彈性，尤其是個人力部分，從而達到降低危險性因素對流動兒童的不利影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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