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心理疾�。�養成法＂

孩子心理疾�。�養成法＂

　　孩子的心理正是成長期，一不小心就會容易患上心理疾病，下面孩子心理疾病"養成法"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歡迎瀏覽。

　　如果說我大學里確實學到了什么，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們害了你，你爸和你媽。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但是什么才是“對”呢?帶著這個問題，我走進書店，立馬眼花繚亂：布萊澤頓、斯波克，還是希爾斯?幼兒中心派、家長中心派，還是合作派?我到底該追隨哪種理論?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國著名兒科醫生、兒童精神學家唐納德•威尼康特看來，要養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媽咪。用他的話說，只須當一個“過得去的媽媽”就好了。

　　不過，過去所有研究都表明：如果給孩子的愛太少，幾十年后，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坐在沙發上，靠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沒做到什么——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而作為心理治療醫生，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種“矯正性情感經驗”，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然后給出不同的回應——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體貼、更具共情的回應。

　　理論上是這樣，然后我開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范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系起來。

　　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來咨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么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郁癥或焦慮癥病人。那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為什么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么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這個案例里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里?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郁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注于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系，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么“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么，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后，我開始相信他們并無粉飾或曲解。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給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鼓勵他們想做什么都行，接送他們上學放學，陪他們做作業，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后果”來替代懲罰)。

　　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這一切的。

　　這些父母是否做的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后我們的孩子不至于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后果。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后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里，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于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于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后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是肯定的。

　　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發生了什么(“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并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么感覺，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短信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于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后，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后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父母的無私與自私

　　這也許就是麗齊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即便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父母，你還是會經歷不那么開心的時光，”洛杉磯家庭心理師杰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后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一個莫大的“如果”。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錯，我們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時間、精力和財富，但那是為了誰?

　　“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說著嘆了一口氣。我問他為什么嘆氣，他解釋道，“目睹這種現象令人傷感。我曾無數次告訴家長，他們因為自身的心理問題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過多關注。如果一個心理醫生告訴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話，你應該知道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后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于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開始她辯解說是為了女兒好，但最終承認：“人家所說的‘直升機父母’就是我這種人。”

　　巴徹這樣的媽媽并不罕見。莫格爾說，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里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驅趕”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么那么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于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于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與此同時，我們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的話，”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兒個游戲?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了，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盡管有時侯讓他們受不了。”

　　培養自信，導致不自信

　　幾個月前，我打電話給圣迭戈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自戀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圖文齊。她告訴我，對于很多病人聲稱自己有過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后對生活不滿，她一點都不奇怪。當父母為了增強孩子的自信而總說孩子“做得好!”——不僅僅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學會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時都這么夸贊——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別。同樣，如果孩子參加活動，僅因“努力嘗試”就得到獎勵的貼紙，那他永遠都得不到關于自己的負面評價(所有失敗都被粉飾成“努力嘗試”)。

　　圖文齊說，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學和大學里，孩子的自我評價指數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會變成有害的自我膨脹，和自戀癥如出一轍的自我中心和不勞而獲感。事實上，大學生的自戀指數上升速度跟自我評價保持一致。

　　與此同時，焦慮和沮喪人群比例也在上升。為什么會這樣?“自戀者年輕時會很快樂，因為他們是宇宙的中心，”圖文齊解釋說，“父母就像仆人，開車帶他們參加各種活動，滿足他們每一個愿望。父母不斷地告訴孩子，他們是多么特別，多么有才華。這給他們一種錯覺，仿佛與其他人類相比，他們簡直卓爾不群。他們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覺都好。”

　　步入成年后，這成為一個大問題。“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會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圖文齊說，“他們不知如何在團隊里合作，不知如何面對限制。在辦公室里，他們希望時刻得到新奇的刺激，因為他們的世界總是充滿各種活動。他們不喜歡老板說他們的工作尚需改進。如果沒有得到源源不斷的褒獎，他們會喪失安全感。

　　上個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華盛頓做少年足球教練的投資家通話。他告訴我，少年足球隊的一條規則是：不計比分。他當時感覺十分荒唐。他自身的運動員經歷彌足珍貴，因為他不得不應對失利。“我想，要是不計比分的話，孩子們都會變成嬌氣包兒。”

　　后來他明白了這種規則的意義，因為有些孩子如果輸得太慘，會悲痛欲絕。“我們不要孩子感覺太壞，不要他們感到壓力。”他說。(當我對溫迪Y•莫格爾復述這場對話時，她在電話那一頭尖叫起來：“請讓他們小時候悲痛欲絕吧!而不要等到上大學時再第一次經歷傷心!拜托，拜托，拜托!讓他們在足球場上經歷多次傷心!”)再說了，教練不計比分，孩子們自己也在計算呢，這又怎么保護得了他們呢?

　　荒謬的是，父母刻意培養孩子自信的行為有時反而讓孩子不自信。當麗齊說她覺得自己不像父母稱贊的那樣“杰出”時，我一點都不驚奇。父母把她說得那么“出色”，她怎么可能做到?為了讓她有安全感，父母不愿承認女兒的缺陷。“我數學很差，”當麗齊注意到自己比同學更難完成數學作業，曾這樣對父母說。“你數學不差，”父母回答說，“你只是學習方式與別人不同。我們會請個家教，把信息‘翻譯’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費盡心機，幫助麗齊把數學成績提高了一點，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數學沒有同學好。“我不是學習方式不同，”她對我說，“我就是數學很糟!但在我家里，你永遠不會在任何方面差勁，你只是相對來說更擅長某些事情而已。如果我說我不擅長干某些事，我父母會說，‘噢，寶貝，不，你才不是呢!’”

　　溫迪•莫格爾說，現在，“孩子要么有學習障礙，要么是天才，要么兩者兼具，沒有平庸之輩。”她1980年代剛開始做心理測試時，很害怕告訴家長他們的孩子有學習障礙。但現在，父母們寧可相信他們的孩子有學習障礙，以便解釋孩子不夠卓越的表現，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資質普通。“他們認為，‘普通’不利于保護孩子的自我評價。”

　　選擇與安全感

　　諷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評價無法預示一個人將來會感到多滿足，特別是當自我評價來自不停地寬容和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時。瓊•圖文齊說，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持不懈、靈活適應和接受現實考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人們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是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幼兒園老師珍妮對此深有感受，她舉例說，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忙著簽到時，孩子跑到一邊玩，跟另一個孩子搶玩具。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也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孩子沒事兒，但媽媽不干了，跑過去講道理，說“這不公平”，要求那個孩子把卡車還回來。“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這種事時有發生，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孩子本來可以應付困難的，但他媽媽卻火冒三丈，我只好花時間平息家長，盡管孩子在一旁玩兒得挺開心。”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兼母親則說，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阻礙孩子的發展。“我看見這些父母如何對待孩子，而孩子一旦進了我的班，會經歷巨大的重新適應。入學之后，孩子會意識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在某些時候，別人的感受的確比他們的更重要。但這要求孩子在家里也遵守同樣的規則，否則他們會變得很乖張，因為他們不考慮別人。”

　　這位老師還說，還有很多父母，自以為設立了規則，事實上卻搖擺不定。當孩子纏著要買冰淇淋，家長先說不行，今天不買，星期五買。孩子糾纏、談判，家長可能認為談判意味著“尊重孩子的意見”，于是說：“好吧，今天買，但明天不許要!”

　　“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么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說‘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巴里•施瓦茲認為，那些充滿愛意的父母每天給孩子很多選擇，結果孩子不僅被慣壞了，而且簡直癱瘓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理念是：有選擇是好的，選擇越多越好，”他說，“但這不是事實。”

　　在一項研究中，施瓦茲將孩子隨機分成兩組畫畫。第一組孩子可以從3支油性筆中選1支，第二組則可以從24支中選1支。當一名不知情的幼兒園繪畫老師對作品進行評價時，被列為“最糟”的多是第二組孩子的作品。然后，研究者讓孩子選擇一支筆作為禮物，孩子選完后，再試著說服他們歸還這支筆，換取另外一個禮物，結果第二組孩子放棄起來容易得多。施瓦茲認為，這表明選擇更少的孩子不僅更專注于繪畫，而且更容易堅持他們最初的選擇。

　　那么，這跟育兒有什么關系?施瓦茲說，它意味著，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注于某事，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

　　而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的同時，就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絲毫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莫格爾說得更坦率：父母用豐富的選擇造就了焦慮而又有優越感的孩子，她稱之為“殘廢的皇族”。

　　作為一名母親，我對此再熟悉不過。我從來不對兒子說：“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說：“你想吃烤奶酪還是魚條?”周六我會說：“你想去公園還是去沙灘?”有時我的兒子因為我們必須去食品店而大發雷霆，我也不敢把他抱起來放進車里，而是給他選擇。這樣一來，沒有選擇我們就什么都做不成。有一天，我告訴他：“穿好鞋，我們去xx商店。”他老練地問：“還有什么其他選擇嗎?”我告訴他沒有選擇，因為我們必須去那個商店買一樣東西。“我不能參與決定就不公平!”他精明地回答。他已經習慣了無窮盡的選擇。

　　我小的時候，并不能每次都挑選吃什么，或者周末去哪里，我的同齡人也一樣。可以跟父母協商到一定程度，我們也都很滿足。等我們長大了，可以承擔多種選擇帶來的責任時，再有選擇也不遲。圖文齊說，“在當今，我們在孩子小的時候拿他們當大人，等他們18歲的時候，又拿他們當小孩兒。”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一直以為給孩子多種選擇可以培養他們的力量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茲的研究表明，太多選擇可能會使人更加沮喪，更加失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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