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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的積極心理學解釋
對于抑郁癥你有什么樣的了解?那么對于抑郁的積極心理學解釋你清楚嗎?抑郁的積極心理學解釋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1、背景
抑郁障礙(depression disorders), 即抑郁癥, 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TR) 將其定義為一種“ 情感障礙”(affective disorders), 其在臨床上最為顯著的表現為情緒低落、精力減退、活動降低, 以及愉快感與興趣感的喪失, 重度抑郁甚至導致心理遲滯與思維困難。抑郁是一種常見的精神障礙, 最近研究顯示, 至少1700 萬的美國成年人在一年中曾經歷過抑郁, 即每10 個成年人中就有1 個人有過抑郁體驗, 每5 個家庭中就有1 個家庭受到抑郁困擾(引自美國醫學會, 2008) 。現實情形不僅相當嚴峻, 而且正在逐漸惡化。二戰之后, 抑郁的發生率在代際間呈現上升趨勢(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而據世界衛生組織2004 年的調查(引自任俊, 2006), 在中國、日本等東方國家, 抑郁人數也比20 世紀中葉至少增加1 倍。世界衛生組織甚至預測, 到2020 年, 在世界范圍內, 抑郁將會成為致使成年階段殘障或死亡的除心臟病外的最大原因。此外, 抑郁發作的平均年齡呈現下降趨勢, 青少年階段抑郁的發生率急劇上升。研究估計, 美國青少年中15%~20% 患有重度抑郁(Lewinsohn & Essau, 2002); 而在我國約有42.3% 的中學生存在輕度抑郁(馮正直, 張大均, 2005) 。
面對這一現狀, 我們不禁疑惑：現在的人類相比過去的人類, 擁有極大豐富的物質以及更加發達的文明, 人類理應更加幸福; 我們的心理學, 作為一門致力追求人類幸福的科學, 相比過去, 已建構了更加完整的學科體系和廣泛深厚的專業基礎, 在諸多領域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著有貢獻, 心理學家至少能對14 種50 年前無能為力的心理疾病采取有效的治療措施(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然而, 人類始終無法擺脫抑郁。心理學家(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將這一現象稱為“二十世紀最大的困惑”。
2、抑郁的傳統理論
抑郁究竟因何產生?現代有關抑郁的思想, 最早源于早期精神分析學派建立起的抑郁病源學說。而當代在對抑郁產生機制的研究中, 較為公認的病因模型為抑郁的“ 素質— 應激模型” (Diathesis-Stress Model) 。Monroe 和Simons (1991) 將這個60 年代精神分裂癥領域的概念模型用于解釋抑郁的產生機制, 指出導致抑郁的兩個基本因素包括：消極的生活事件和個體的易感因素。消極的生活事件, 即應激源, 這些事件一般使得個體失去依戀、安全、自我認同或是自我價值的重要來源。素質作為個體對于抑郁的易感因素, 則影響著消極事件可能對個體造成的傷害。眾多研究表明, 經歷同樣的消極事件, 并非所有個體都會產生抑郁, 抑郁只會侵襲那些更為敏感、脆弱的個體。究竟哪些個體變量構成了抑郁的“素質”, 這一問題成為當代抑郁研究的關鍵。有關抑郁的各種理論, 其差異主要在于對“素質”的不同界定。在這其中, 作為目前影響最為廣泛的抑郁理論, 抑郁的認知理論將“素質”解釋為個體消極的認知偏向。
2.1 抑郁的消極認知偏差
抑郁的認知理論著重考察認知變量在抑郁中的作用, 這些理論認為, 個體在信息加工、期望歸因以及自我評價等各認知水平上的消極偏向是導致抑郁的高危因素。貝克抑郁理論與無望抑郁理論, 是兩大主要的抑郁認知理論。
2.1.1 貝克的抑郁認知理論
貝克(Aron T. Beck) 作為最先倡導抑郁認知理論的心理學家之一, 提出認知成分及認知過程是抑郁的易感因素。貝克的抑郁認知模型(Beck & Weishaar, 2000) 包含兩個層次(見圖1), 即深層的功能失調信念(dysfunctional beliefs) 和表層的消極自動思維(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二者通過消極圖式的激活以及歪曲的認知加工聯系起來。其中, 功能失調信念作為一種抑郁素質, 反映的是個體關于自我和世界的僵化、極端的態度, 它源自童年早期的消極經驗, 外界的評價與條件性價值經由內化, 構成個體消極的自我圖式(depressogenic/negative schemas) 。這些潛在的消極圖式一般不被察覺, 但是一經消極事件激活, 便會制造出大量的消極自動思維, 抑郁體驗隨之而來。貝克認為, 抑郁個體的消極圖式使得他們在信息加工過程中具有歪曲錯誤、不合邏輯的認知偏向, 也被稱為系統偏差(systematic errors), 這些認知偏差包括災難化、專斷化、以偏概全以及非黑即白等。
貝克尤其強調三類導致抑郁的消極認知：(1) 沒有希望、生活沒有期待。貝克將這三類觀念稱對自我的消極看法, 即抑郁個體總傾向于自我貶為“消極認知三聯組”(negative cognitive triad), 并低、自我譴責; (2) 對世界的消極看法, 即抑郁個認為抑郁的其他特征, 諸如軀體癥狀、動機障礙, 體總是不滿足于生活現狀, 認為整個世界對自己以及情感失調, 都是對這些消極認知的反應。不公、與自己為難; (3) 對未來的消極看法, 即抑2.1.2 無望抑郁的認知模型郁個體總對自己的能力抱有悲觀態度, 認為成功無望抑郁(hopeless depression) 的認知理論源于習得無助現象的研究�；诹暤脽o助的歸因理論,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吸收貝克的某些理念, 提出無望抑郁的模型(見圖2), 其中, 消極歸因風格作為抑郁的素質。當消極生活事件發生時, 具有消極歸因風格的個體傾向于以消極的方式解釋事件, 認為事件的原因是穩定的、普遍的, 這種覺知將會導致無望體驗。無望體驗使得個體相信自己沒有能力改變不利處境, 因而陷入無望抑郁。無望抑郁被認為是抑郁的一種亞類型。如果個體將穩定、普遍的消極事件同時歸為內部的原因, 低自尊便會伴隨抑郁出現。值得注意的是, 貝克將與自我有關的消極認知作為所有類型抑郁的主要特征, 而Abramson 等(1989)則堅持認為與自我有關的消極認知僅存在于某些類型的抑郁。
2.2 消極認知偏差的反證
抑郁認知理論關于抑郁個體存在消極認知偏向的觀點已經得到眾多研究支持。然而, 也有研究結果對其提出質疑。
2.2.1 認知易感因素存在嗎?
在貝克的抑郁認知理論中, “功能失調信念” 在應激事件的刺激下導致個體消極的認知偏差, 從而產生抑郁。即使抑郁的體驗或癥狀暫時消失, 功能失調信念作為抑郁的素質, 仍根植于個體的認知圖式之中, 它是一種穩定的認知結構。不少研究都曾試圖證明這種認知結構的存在, 然而結果卻不盡理想。雖然處于抑郁中的個體確實要比非抑郁的個體具有更多功能失調的信念, 但是, 一旦抑郁消失, 二者在功能失調信念量表上的得分便不再有顯著差異(e.g., Ingram, 2005)�？梢跃痛送普�, 功能失調信念可能只是伴隨抑郁存在的一種癥狀, 而并不是抑郁產生的真正原因。消極認知偏向也許會出現在抑郁的狀態之中,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 抑郁個體本身必然具有某種持續的、穩定的認知層面的消極特質。
無獨有偶, 對于無望抑郁理論所提出的抑郁易感因素在于消極歸因風格, 也有研究對此予以否認。Follette 和Jacobson (1987)考察了大學生的歸因風格與考試失敗之后抑郁情緒變化的關系, 結果發現, 歸因風格與抑郁情緒變化之間相關不高, 而獲知考試失敗后的即時歸因與抑郁情緒變化之間卻明顯相關。這一結果提供了另外的解釋可能— 與其說悲觀歸因風格導致抑郁, 不如說抑郁中的消極情緒損害認知從而形成歸因偏差。此外, 作為抑郁消極歸因理論的倡導者, Abramson 等人(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自己也承認, “我們不得不清楚地區分三個概念, 即引發癥狀的必要因素(necessary causes)、充分因素(sufficient causes) 以及貢獻因素(contributory causes)”。其中, 必要因素是某種病理機制的核心所在, 缺乏這些因素, 疾病一定不會產生, 但是具備這些因素, 疾病并不一定產生, 在這個意義上, “必要因素”正相當于我們所謂的“易感因素”; 而充分因素則只是某種疾病的伴隨性表現, 疾病癥狀的發生必須要求這些因素的存在, 癥狀一旦消退, 這些因素可能也就不復存在; 貢獻因素在病理機制中地位最為微弱, 這些因素僅僅只是增加癥狀出現的風險, 對于疾病的產生既不必要也不充分。至于“消極的歸因風格, 可能只是導致抑郁的充分因素而已”(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抑郁個體的認知歸因并非必定具有功能系統上的絕對消極的偏差。
2.2.2 抑郁原是“現實主義”
對抑郁認知理論構成直接沖擊的證據, 發端于Alloy 和Abramson (1979)有關抑郁個體控制能力的研究。根據抑郁個體可能因自我貶低而低估自己對事件的控制能力的假設, 她們設計了如下的實驗程序：在有些條件下, 被試按鈕可以控制燈是否變亮, 在另些條件下, 被試按鈕則與燈是否變亮完全無關, 最后要求被試判斷自己按鈕的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燈的變亮。研究結果卻是出乎意料, 抑郁被試并未低估自己的控制能力, 他們恰恰能夠客觀地、正確地做出判斷; 反倒正常被試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 表現出某種過分積極的認知偏差。自此之后, 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審視認知偏向這一概念— 究竟是抑郁者更加消極, 還是正常人太過積極?
后續研究不斷表明, 抑郁個體并不是絕對地消極。抑郁個體并不總是自我貶低, 相反, 他們經常會表現出自我贊美; 在自我概念的某些方面, 他們甚至會比正常人更加積極地看待自己(e.g., Pelham, 1993)。在自我評價任務上, 抑郁被試也許顯得要比正常被試消極, 但是抑郁個體的這種判斷可能更加符合現實、更加客觀準確(e.g., Campbell & Fehr, 1990)�；谶@些證據, 心理學家Mischel(引自喬納森.布朗, 2004)創造出這樣的術語—“抑郁現實主義”(depressive realism), 意即抑郁者并不存在過分消極的認知偏向, 他們只是對于自己的缺點與不足、對于現實的風險與損失具有更加清醒而深刻的認識。
面對諸多反證, 抑郁認知理論的主張者也不得不調整觀點, 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抑郁現實主義”。貝克(Haaga & Beck, 1995)表示, “情緒的痛苦與認知準確性之間也許是一種曲線的關系：沒有抑郁的心理健康的個體具有積極的認知偏向; 輕度抑郁的個體是‘現實主義’的, 有著比較客觀的態度與信念; 而那些極為嚴重的抑郁患者應該還是存在消極認知偏向的”。有研究支持了這種觀點, 證明抑郁的消極認知偏向與抑郁的嚴重程度之間存在聯系(e.g., McKendree-Smith & Scogin, 2000)。
3、抑郁的“積極”闡釋
綜上所述, 抑郁認知理論關于消極認知偏差導致抑郁的主張并不確定成立。抑郁個體, 尤其那些并非極度嚴重的抑郁個體, 對于自我以及現實的認知很可能比正常人更為客觀、準確。果真如此的話, 抑郁又是從何而來?
3.1 積極心理理念
回顧抑郁的認知理論, 其關注的核心在于個體認知的消極偏向。實際上, 這種內容建構與價值導向本身就存在著“消極偏向”, 它反映了現代整個心理學領域的價值失衡與導向偏離。自1879 年成為一門獨立科學, 心理學就被賦予“三項主要使命：治療心理疾病; 幫助所有人生活得更加充實完善; 探尋并激發人類的卓越才能”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但二戰后, 其重心逐漸偏向心理疾病的評估與矯治, 而忽視了其他兩項更為根本的使命。過去的半個多世紀, 心理學建立起一套日趨完善的病理體系, DSM-IV 囊括其中的心理病癥已經比最初的DSM-I 多出4 倍之多, 現有的心理治療理論與技術也已超過400 多種, 心理學儼然成為一種矯治疾病、消除消極的“類醫學”。然而, 回想篇首所提出的“困惑”, 疾病的矯治與消極的消除顯然并不能夠幫助人類真正擺脫痛苦、謀求幸福。
直至上世紀末, 積極心理學的適時而生重新喚起心理學對人類幸福生活與積極品質的關注。積極心理學將視線聚焦于積極的心理變量和心理健康, 研究領域涉及三個層面：在主觀水平上, 關注積極的主觀體驗; 在個體水平上, 關注積極的人格品質; 在群體水平上, 關注積極的公眾品質(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旨在促進個人、群體和整個社會的發展完善和自我實現” (Gable & Haidt, 2005)。積極心理學并不是對傳統心理學的徹底批判, 而是一種有益補充與積極完善, “減輕痛苦與增進幸福是兩個獨立的變量, 完整的心理學應該既是減輕痛苦又是增進幸福的科學”(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概而觀之, 積極心理學與傳統認知理論在以下問題上存有鮮明區別。首先, 對心理疾病的理解。認知理論依循醫學化的病理模式, 將心理疾病解讀為深層障礙與表面癥狀的結合, 在看待心理疾病的個體時, 唯獨看到他們身上可能具有的問題、缺陷、偏差與消極, 全然不顧“自我作為一個復雜合體, 積極與消極的因素完全可以共存于同一個體”(Pelham, 1993)。積極心理學則使我們重新理解個體、審視心理疾病。積極心理學認為, 個體與生俱來具有獲得幸福的本能和不斷成長的潛力; 即使是經歷心理疾病的個體, 也有積極的品質與能力, 相比于正常人, 這些積極的品質與能力只是暫時受到抑制。積極心理學并不否認心理疾病中消極變量的存在, 而是主張擱置消極、發掘積極, “積極資源的缺乏獨立于消極因素的存在, 同樣對心理疾病的產生發揮著作用” (Wichers, Jacobs, Derom, Thiery, & Os, 2007)�；谶@一理念, 積極心理學將抑郁解釋為積極資源缺乏, 積極的認知“偏差”、積極的情感體驗以及積極的意志行為共同構成積極資源, 致使抑郁的重要原因便是“積極”的匱乏。
其次, 對心理健康的界定。認知理論認為心理健康與心理疾病就是“非黑即白”的簡單關系, 認知治療的全部工作都聚焦于缺陷的修復與癥狀的消除, 以為疾病的免除必然帶來健康與適應。然而, “僅僅沒有心理疾病并不等于心理健康” (Seligman, 2008), 心理學家Keyes (2005)就曾劃分五種心理狀態：完全心理健康、趨于心理健康、免于心理疾病、趨于心理疾病, 以及完全心理疾病(Keyes, 2005)。積極心理學家認為, “心理健康并不純粹是心理疾病等消極因素的免除, 更意味著幸福體驗與積極機能的激發”(Seligman, 2008); 同時, 積極的體驗與品質又將成為“抵御心理疾病最好的武器”(Seligman, 2008)。積極心理學的這一理念是對傳統觀點的積極補充, 更為抑郁的干預提供了嶄新思路。對于抑郁(或是其他心理疾病), 我們不應著眼于消除癥狀和彌補缺陷, 更應致力于激發個體的積極潛能, 增強個體的抵御力與適應力。
3.2 積極資源缺乏
由上可知, 積極心理學在解釋抑郁時, 有別于傳統理論的“消極”視角, 而強調積極因素作為一個獨立變量在抑郁機制中的作用。
3.2.1 積極認知
不同于認知理論主張的消極認知偏差, 積極心理學認為抑郁的成因在于積極認知的缺乏。這種積極認知體現在正常人身上是一種認知上的“自我欺騙”傾向, 心理學家稱之為“積極錯覺” (positive illusion)(Taylor & Brown, 1988) 。在現實生活中, 正常人總是自我感覺良好, 認為自己比別人更加聰明、更有魅力、人緣更好, 甚至開車技術更好(e.g., Campbell & Fehr, 1990; Taylor & Brown, 1988); 認為自己更有可能經歷許多積極事件(例如婚姻美滿或是健康長壽), 而不太可能經歷消極事件(例如罹患癌癥或是發生意外)(e.g., Weinstein & Klein, 1995) �？偨Y起來, 正常人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積極錯覺”：
(1)自我提升(self enhancement), 即不切實際地將積極特征歸于自己身上;
(2) 控制幻想(illusion of control), 即傾向于高估自己對于環境以及結果的控制能力;
(3) 不現實的樂觀(unrealistic optimism), 即對于自我以及未來抱有脫離現實的積極期待。適度的積極錯覺能夠提供一種自我保護機制, 對于心理健康大有裨益(e.g., Taylor & Brown, 1988); 而抑郁(尤其輕度憂郁)的產生可能正是由于缺乏這種積極的認知偏差(Haaga & Beck, 1995) 。
3.2.2 積極情感
“從弗洛伊德開始, 心理學家始終認為, 抑郁與幸福、快樂這些積極體驗是極端分離的, 即相關為-1.0”(Seligman, 2008) 。但是, 積極心理學家Seligman 在2008 年一篇報告中提出, 抑郁與幸福的相關接近-0.35, 這意味著二者并不完全抵觸, 抑郁的發生常與幸福的貧乏共存。具體而言, 積極心理學家將幸福體驗解構為三種成分(Seligman, 2002a)：
(1) 愉悅感(pleasure), 包含三類積極情緒, 即指向過去的積極情緒(滿足、坦蕩、自豪等)、指向未來的積極情緒(樂觀、希望、信念等), 指向現在的積極情緒(此時此地的快樂體驗);
(2) 參與感(engagement), 是指對一切生活事件的高度投入以及因此萌生的內心充盈的積極情感;
(3) 意義感(meaning), 是指將自己與外在世界建立聯結, 精神自我得以延展升華的積極情感。研究數據表明, 這三種細化的幸福體驗也與抑郁有著密切關系, 例如, Seligman 等(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報告, 臨床抑郁病患的愉悅感、參與感與愉悅感水平均顯著低于非抑郁精神病患與正常被試。
積極情感貧乏與抑郁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僅是方向模糊的相關關系, 還是前后相繼的因果關系?積極心理學家認為, 抑郁個體常表現出愉悅感、參與感及意義感的缺乏, “過去的研究者往往將其視為抑郁的癥狀表現之一, 但是, 它很可能是導致抑郁的真正原因”(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這種解釋源于積極情感本身具有的擴展與建構(broaden-and-build) 的適應功能。一般認為, 消極情感通過縮小個體即時的認知和行為系統, 在危急狀況下幫助個體迅速組織應激資源, 以免自身受到侵害; 正好相反, 積極情感卻能擴展個體即時的認知和行為系統, 促使個體突破限制、開放經驗, 進而建構起持久的心理資源, 個體主觀的適應狀態(well-being) 最終將會處于螺旋上升的發展序列上(Fredrickson & Joiner, 2002) 。積極心理學家相信, 正是由于積極情感貧乏使得個體無法建構起持續的發展資源, 從而導致抑郁。實驗研究證明了這一路徑存在的可能, 例如, Wichers 等(Wichers, Jacobs, Derom, Thiery, & Os, 2007) 采用雙生子研究范式, 發現對于既定的抑郁遺傳因子, 更多經歷積極情感可以有效降低抑郁發病風險, 這從行為遺傳角度為積極情感貧乏先決于抑郁發生提供了佐證。
3.2.3 積極行動
積極心理學認為, 積極情感可以借助某些行為或活動來主動誘發; 抑郁個體在積極情感上的缺乏也就意味著他們在這些“積極行動”上的缺乏。積極行動可以是各個生活領域中各種性質的活動, 它可以是行為性的(例如有規律的鍛煉身體)、認知性的(例如經常性的感恩禱告), 意志性的(volitional)( 例如為達成目標而努力奮斗)。積極行動可以長時間地促進積極情感; 尤為重要的是, 由行動產生的積極情感, 相比環境改善(例如彩票中獎)帶來的積極情感, “適應效應”(adaptation effect)* 要小得多(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對于抑郁個體, 積極行動的缺少一方面導致其積極情感的貧乏, 另一方面又使適應效應在他們身上的影響更為突出, 使其更易長久沉浸于消極事件或消極情感的影響之中, 這種雙重作用無疑制造出情感的惡性循環。
積極行動缺乏可能導致抑郁, 該假設還能在積極心理學關于性格優勢(character strengths) 的研究中得到驗證。Peterson 與Seligman (2001, 2004) 的“ 行動價值分類體系”(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of strength) 總結提煉了個體性格中24 種優勢, 這一體系與“積極情感的擴展建構理論”被認為是積極心理學發展至今最具影響的兩大成就(Lopez et al., 2006) 。Seligman 等(e.g.,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認為, 每個個體與生俱來地具有一系列優勢, 如果能在每天的生活中運用這些優勢, 將會最大限度地促進個體的參與感與意義感。即使抑郁個體, 也有自己的顯著優勢; 抑郁的原因并不是他們身上積極品質的徹底缺位, 而只是這些積極力量未被充分運用發揮, 這種行動的缺乏使其失去了增進積極情感、建構心理資源的機會。
4、積極心理治療及實踐
在積極心理理念下發展起來的積極心理治療(positive psychotherapy, PPT), 相比認知治療, 工作重點不在于矯治消極偏差、減輕抑郁癥狀, 而在于增進積極情感、激發性格優勢。積極心理治療看似有意“忽視”抑郁個體的消極癥狀, 實際上是通過直接建立個體自身的積極資源來對抗癥狀、治療抑郁。表1 粗略列出積極心理治療最為常用的一些技術, 它們均被證明能夠顯著提升積極情感、緩解抑郁癥狀(e.g., Giffen & Zhivotovskaya, 2007; Seligman, Rashid, & Parks, 2006) 。從這些技術中不難發現, 積極心理治療的工作機制似乎是外在的、行為的, 然而, 對于個體性格優勢與積極資源的強調, 是它區別于行為治療以及以往任何療法的本質所在。
抑郁的積極心理學解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抑郁的重新定義
積極心理學試圖從全新的角度解釋抑郁，認為抑郁的原因并非個體身上積極因素的缺位，而是積極力量未被充分發揮。抑郁被看作是一種因無力應對外界壓力而產生的消極情緒體驗，但同時也是一個提醒我們需要改變和調整的信號。
二、積極因素在抑郁中的作用
積極心理學強調積極因素作為一個獨立變量在抑郁機制中的作用。這種積極因素體現在個體的認知、情感和行為上，包括積極的自我認知、情感表達和行為選擇。通過培養和提升個體的積極因素，可以幫助緩解抑郁情緒，促進心理健康。
三、積極錯覺與抑郁
積極心理學認為，正常人身上存在一種認知上的“自我欺騙”傾向，即“積極錯覺”。這種錯覺表現為個體對自己的過度正面評價，例如認為自己更聰明、更有魅力、人緣更好等。適度的積極錯覺可以提供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對心理健康有益。而抑郁（尤其輕度抑郁）的產生，可能正是由于缺乏這種積極的認知偏差。
四、抑郁的積極意義
從后現代主義視角出發，抑郁的痛苦背后也可能會有積極的意義。抑郁可以被視為一次成長的契機，它提醒我們需要遠離壓力事件并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抑郁的治療過程也可能是我們重塑舊有思維、培養良好習慣、建立人際關系網的一次機會。
五、數據支持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顯示，中國有3000萬抑郁癥患者，這表明抑郁在中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發現，全球抑郁癥的發病率約為11%，這進一步證明了抑郁是一個全球性的健康問題。
《2023年度中國精神心理健康》藍皮書調查顯示，我國成年人抑郁風險檢出率為10.6%，在自我評估“較差”的人群中，抑郁風險檢出率高達45.1%。這些數據表明，抑郁不僅影響個人生活，還對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積極心理學對抑郁的解釋強調了個體的積極因素和積極錯覺在抑郁機制中的作用，以及抑郁背后的積極意義。通過培養和提升個體的積極因素，可以幫助緩解抑郁情緒，促進心理健康。同時，抑郁也被視為一次成長的契機，提醒我們需要改變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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